一、游说秦孝公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又名公孙鞅、卫鞅，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的公子，名鞅，姓公孙，是战国时没落贵族的后裔。公孙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在魏国丞相公叔座的手下当侍从宫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贤能，但还没有来得及向魏王推荐。恰好公孙座生病，魏惠王亲自去探问病情，对公叔座说：“您的病倘有不测，我的国家社稷该怎么办？”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才，愿大王把国家大事都托付给他。”魏惠王听了默默无言。惠王将要离去，公叔座支开旁人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听我的推荐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把他杀掉，不能让他到别的诸侯国。”魏惠王答应了公叔座的请求。魏惠王走后，公叔座召见公孙鞅，告诉他说：“今天惠王问起以后谁能作魏国的相国，我推举了你，从惠王的表情来看是不同意我的推荐。我的原则是先忠君王后顾臣民，所以告诉惠王说，如果不用公孙鞅，就应该把他杀掉。惠王答应了我的请求，所以你马上逃吧，不然就要大祸临头了。”公孙鞅说：“既然惠王不能听您的话任命我作相国，又哪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终于没有逃跑。魏惠王回去后，对左右说：“公叔座病得很厉害，真让人伤心啊！他要我把国事托付给公孙鞅，这不是很荒谬吗？”
公叔座死了以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国中访求贤能的人才，准备发展秦穆公的大业，向东收复被魏国侵占的土地，于是公孙鞅就离开魏国到西边的秦国去，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秦孝公接见了公孙鞅，公孙鞅在秦孝公面前讲了许多话，孝公常常打瞌睡，不爱听。接见完了以后，孝公斥责景监说：“你介绍的客人是光说大话而不近实际的人，怎么能够使用呢？”景监用孝公的话去责备公孙鞅。公孙鞅说：“我以五帝治国的办法来游说秦孝公，看来孝公不能领悟。”五天以后，公孙鞅又要求拜见秦孝公，他又一次见到孝公，谈话的效果比上次稍好一点，但是秦孝公还是不合意。完了以后秦孝公又斥责景监，景监又去责备公孙鞅。公孙鞅说：“我以三王治国之道来游说孝公，但孝公还是没听进去，请你再一次引见我吧。”公孙鞅又见到了秦孝公，交谈以后秦孝公对他挺客气，但还没任用他。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挺不错，可以跟他谈谈了，”公孙鞅对景监说：“我游说秦孝公以五霸的治国之道管理国家，看来他想任用我，如果能够再接见我一次，我知道该怎样说了。”公孙鞅又一次见到秦孝公。孝公和公孙鞅对坐交谈，不知不觉地向前挪动着两个膝盖，凑近公孙鞅听他讲话。两个人谈了几天都不觉厌倦。景监问公孙鞅说：“你拿什么打动了我们国君？我们国君高兴得不得了啊。”公孙鞅说：“我用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游说你的国君，使秦国的德政能与夏、商、周三代相比，你的国君说：“用这些治国之道太费时间了，我等不了。况且贤明的国君，都当他们在死之前就创立业绩扬名天下，哪能闷闷不乐地等上八九十年而学做五帝三王呢？’所以我用春秋五霸强国的方法游说君王，君王就非常高兴了，但这样做君王的道德功业就难与殷周相媲美了。”
二、推行新法治
秦孝公任用公孙鞅后，想改变秦国原来的法度，但是恐怕天下人议论自己，公孙鞅说：“行动缺乏自信就不能成名，办事不果断就不能成功。一个人的操行如果出类拔萃，往往不被世俗舆论所承认；一个人如果特别独到，必然要受到平民百姓的诋毁。愚昧的人在别人把事情都办成了，还迷惑不解；智慧的人当事情尚未发生，就已经预料到了。对于平民百姓，不能和他们一起谋划如何办事，而只能和他们一起享受成果。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落俗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必请教众人的计策。所以圣人认为只要是能够强国的谋略，就不必去效法那些旧的典章制度；只要是能够利民的办法，就不必去遵循那些旧的礼教。”秦孝公说：“好。”甘龙说：“不对。圣人不改变人民旧有的风俗习惯而教化人民，智者不变动国家原有的典章法规而治理国家。按照人们旧有的习俗而教化，不费功夫而能得到成功；沿袭国家原有的法规而治理国家，不仅官吏熟悉旧法，人民也得到安宁。”公孙鞅说：“甘龙所说的话，是世俗的言论一无所作为的人常常拘守旧的习俗，书呆子们总是迷信书本的条文，按照甘龙所说的两种方法循规蹈矩，谨守职位倒是可以，但是不配谈论旧法之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礼制概不相同，却都成就了事业；春秋五霸相继称强，所持的谋略也不完全相同。聪明人制订了法令，愚蠢的人就知道受制遵行；贤明的人善于根据实际变革礼规，没本事的人只能受旧的和规牵制约束。”杜挚说：“好处不到百倍，不变旧法：功效不到十倍，不改换旧的器物。效仿古先，可以无过失；遵循旧的和法，可以无邪恶。”公孙鞅说：“治理天下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理论，要对国家有利就不能仿效古人。因此商鞅和武王不遵循古法而成王业，夏桀和殷纣不变旧礼而被灭亡。违反古法的人不能受诽谤，而遵循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赞扬。”秦孝公说：“好。”于是封公孙鞅为左庶长。终于确定了变法的条令。
新法把居民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让他们互相监督，一家犯罪，其他各家如不告发就一同受罚，不告发罪犯的人要受腰斩，告发罪犯的人和砍下敌人首级的人得到同样的封赏，包藏罪犯的人要和投降敌人的人得到同样的惩罚，民户中有丁男两人以上而不分开立户的，一户要交两份赋税。立下军功的人，根据功绩的大小按规定加官进爵；因为私事殴斗的人，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刑罚。尽力于农业，在耕织中生产出较多谷粟布帛的人，可以免除他自身的劳役负担。从事经商和由于懒”惰而变穷的人，一律把他们降为奴隶。国君的宗族凡是没有军功可以论叙的人，不准他们载入族谱。严格区分尊车上下的等级界限，以等级高低占有不同的田宅，奴婢们的衣服样式也随主人的地位差别而定。有功劳的人显贵荣华，无功劳的人尽管富足，也没有地方表现他的荣耀。新法已经准备就绪，但尚未公布，担心人民不相信政府的新令是否算数，于是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
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公孙大人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还把以前作为划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树林、沟地等，也开垦起来。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土地可以买卖。
二、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