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次为相
姚崇（650~721），字元之。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市）人。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官衡州都督。姚崇年少时不拘小节，长大后好学不倦，后经科举入任，授社州司仓参军，不久又任司刑丞，此时正值武则天天授年间，严刑峻法横行，姚崇理案刊狱，执法公正，把很多人从冤狱中救出来。他的才能引起了上司的重视，连连晋升，不久任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武则天是个有为的女皇帝，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姚崇。其时，契丹举兵攻陷河北数州，情况相当危急，姚崇上书提出应急对策，武则天见他的上书剖析周密，论理精到，便破格提升为兵部传郎，武则天前期执政，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姚崇直言不讳地对武则天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征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也”姚崇甚至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今后收到告发谋反状子，把它收起来，不再追究；假如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他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什么事都表示顺从可办，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圣历三年，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官侍郎同风阁驾台平章事，不久，又兼相王府长史，姚崇以母亲年老解职侍奉，下诏以相王长史侍疾，过了一个多月，复兼夏官尚书、同风阁驾台三品。
姚崇建议：“臣事相王（李旦），而夏官本是管理兵马的职守，臣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没有好处。”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尽改为春官（礼部）尚书，姚崇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倚仗武则天，横行朝中。长安四年（704），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
此事本来是件小事，但为了遏制张易之的气焰，姚崇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几次请求照顾，姚崇就是不答应。这一来，张易之记恨在心，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姚崇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的机会，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他还是凤阁驾台三品，但其实已是徒有官名，并无实权。赴任前，武则天要姚崇荐举宰相人才，姚崇继狄仁杰后，再次推荐张柬之，认为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武则天才于长安四年（704）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同凤阁驾台中章事，做了宰相。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跋扈横行，包藏祸心，深感不满。同时朝臣们又多次上书，要求惩治二张，更使张柬之下定决心，要收拾他们。由于武则天袒护，二张始终在宫中逍遥法外。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认为时机已到，着手谋划诛杀二张。正好姚崇正从驻地灵武回京，这无疑是来了一个好帮手，张柬之等十分高兴，经过姚崇与张柬之等密谋，率五百羽林兵，直接进人玄武门，杀死了这两个不法恶徒，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加压力，迫使武则天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又因为姚崇有功，加封他为梁县候，食已二百户。
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惟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顷与公等诛杀二张，不足以言功，但奉事武后为时已久，突然离别旧主而悲泣，这是做人臣的常情，由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的。”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话，便将姚崇调离京城，出任毫州刺史。
姚崇的悲泣固然有留恋君臣的私情，也由于他清醒地看到，张易之兄弟虽已被杀，武则天也已让位给太子，但中宗昏庸，武氏家族的势力很大，将来一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不愿遭到武氏势力的暗算，因而“以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王夫之语）。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在中宗的支持下，剥了张束之等五人的实权，五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独得以免死。姚崇罢相后，先后在毫州、宋州、常州、越州、许州等地当刺史，远离京城，没有参与朝廷内部的斗争。此时朝廷已为武三思和韦后所掌握，中宗只是傀儡。
太子李重俊对武、韦早已积恨在心，于景龙元年（707）七月，矫发羽林军，杀死武三思及党羽十余人，昏庸的中宗在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的包围、逼迫下，发兵杀了太子李重俊。韦后和安乐公主野心越来越大，两人又再次合谋，毒死了中宗。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手中。韦后一心想走武则天的道路。然而，好梦不长，李隆基策动禁军又一次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以及妹妹太平公主的扶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
睿宗李旦即位后，于景云元年（710）六月，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二次当了宰相。虽任宰相，但掌握朝中实际权力却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把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害怕极了，为争取主动，李隆基就抢先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被贬为中州刺史。以后，又先后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后调任同州刺史。开元元年（712），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玄宗。当时，太平公主已感到了李隆基对她的威胁，遂决定发动政变。但玄宗事先得到手下密告，决定先发制人，于开元元年（713）七月，出动羽林军一举把太平公主的党羽消灭，太平公主也被玄宗赐死。唐玄宗是个励精图治、想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他决定起用姚崇为相。开元二年（713），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按照旧例规定，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长官，必须到行在拜见。玄宗密召姚崇前来。姚崇到时，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
玄宗立即召见。玄宗间他会不会打猎，他说：“少年时练习过。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唤鹰犬追逐兽类为乐。张憬藏说臣长大后应当辅佐天于，不要自暴自弃，所以决心读书，后来才成了将相。但是少时常带了一些人打猎，老了还可以应付。”于是姚崇便和玄宗呼鹰放犬，十分熟练。玄宗十分喜欢，猎后，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就要拜姚崇为相。姚崇就此提出十条意见，希望得到玄宗的同意。这十项建议是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经验教训提出的，是他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纲领。十条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治诸方面，切中时弊，急于振兴国家的唐玄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玄宗欣然表示赞同，一一采纳。在渭川，他就拜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第三次当了宰相。
姚崇此时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举凡军国要事，玄宗都—一要和宰相商议。唐玄宗为姚崇施展才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宰相张说和姚崇不和，玄宗就把张说派到地方任职当了刺史，当另一宰相刘幽求也主动调任闲职。于是，当朝的宰相只有卢怀慎和姚崇，而姚崇无疑处于支配的地方。他既掌相权，又掌军权，在开元年间是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开元初年，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姚崇首先从整顿国法入手。他看到武后未年以来，皇亲国戚多居台省要职，诸王又掌握指挥禁军大权。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勾结朝官，迭相为乱，多次发生政变。自武则天以来，短短的八九年间，就接连发生了五次政变。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她崇协助玄宗，在开元二年，把诸王改任外州刺史，并规定诸王“不任以职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住主之”。从此请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因而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资本。姚崇还规谏唐玄宗，“戚属不任台省”，所以，开元初没有大封皇亲国戚，王皇后之父王仁皎，仅历任将作大监、太仆卿等职，史称“仁皎不预朝政”一姚崇还设法抑制功臣权势的膨胀，把一些官高势盛，居功自傲的功臣贬到地方做州刺史，这些措施，像同釜底抽薪一样，消除了中央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多年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姚崇“救时之相”的称誉也由此而来。
在整顿吏治方面姚崇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京以来，卖官鬻爵，官吏增多，机构庞大，全国除正员外，置员外官二千人。一些富商大贾只要花钱就可以做上官。官多俸多，国家开支入不敷出，于是，开元初年，姚崇大量裁减冗员，罢兔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申明这三种官，今后如果没有政绩和战功，不经皇帝特别诏令，吏部和兵部不得录用。同时，还撤消了一些闲散诸司、监、署十余所机构，规定内外文武正员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大大地减少了冗员，从而也减轻了国库的负担。开元初年还规定了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的流动制度、京官有才识者，可出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考，可人选京官。这样一来，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就得到了纠正。
县令是地方的基层长官，长期不予重视，为避免滥用，开元四年（716），玄宗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殿试，其中成绩卓著者提升，四十五人不合格，回家读书、修养，姚崇荐官取土，以品德才能为主要，他所推荐的广州都督来艰，刚正不阿，为官清廉，是唐代的四大贤相之一。姚崇大力整顿吏治，严格诠选制度，罢免了以前的“斜封官”。“斜封官”“用钱三十万，别降墨敕除官”，因为由皇帝直接颁下敕书，用斜封交付中书省执行而得名。任人唯贤，量材录用，是姚崇整治的主要做法。
开元二年，申王李成义来经有关部门，私自奏请玄宗，把府中的阎楚挂由录率提拔为参军，这次私自请托而任官，玄宗虽已表同意但却遭到姚崇上疏反对。他说：“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路习近事，实紊纪纲。”由于姚崇极力反对，据理力争，玄宗不得已收回敕命。姚崇重视用法制来约束官吏，对违法乱纪者，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一视同仁，决不宽赦。开元二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倚仗权势，欺凌百姓，受到御史的弹劾，将依法治罪，薛王到玄宗那里求情。玄宗下令重新审查，意欲宽免。姚崇上书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由于姚崇的大力整顿，开元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二、灭蝗抑佛
开元四年（716）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只好坐以待毙，只好求上天显灵接交，眼睁睁地“坐视食苗不敢扑。”
在满朝文武一筹莫展之际，姚崇上疏玄宗，主张应想尽办法扑杀蝗虫一他说：“田地都有主人，使自救其地，不会害怕劳苦”他提具体灭蝗措施：“夜中设火，火边挖坑，且焚且塞，除之可尽”他认为“古代有除不尽的，主要是人不用命。”当时，朝议纷纷，都“以驱蝗为不可”。姚崇力排众议，他说：‘“庸儒拘泥于咬文嚼宇，不知通变……令山东蝗虫到处成灾，再加上不断繁殖，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纵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
为了消除唐玄宗的疑虑，坚定他灭蝗的决心，姚崇还坚决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谋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姚崇的这一番话，坚定了唐玄宗的决心。他对左右说：“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扑蝗之事，敢议者死。”于是，姚崇排除了干扰，下令扑蝗。他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对州一地就扑获蝗虫一十四万石，而人汁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山东人民的奋力扑杀，“蝗虫是渐止息”，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佞佛道并从中牟利。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和服役，各地寺院纷纷度人为僧，由于佛道人数的增多，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
开元二年（714）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和尚，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好人，使坏正法”他列举了历代由于只知信佛而导致身死国破的事例，说明佞佛道之不可取。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即使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元四年（716），姚崇辞去宰相之位，朝廷授于他开府仪同之司。
虽然不在相位，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717）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回答说：“三年之丧没有满，不可以行幸。太庙之间坏的变故，是上天的教戒，陛下应停止东巡，修身养性以谢上天的谴责。”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荷坚所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都已准备就绪，不可误期，他主张重新建造太庙，准时东行，玄宗欣然同意。
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病逝，终年七十二岁、病危之际，还嘱子孙不要信佛，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迎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并嘱薄葬：“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时之衣，备一副而已。”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她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雄；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