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1811—1872），号伯涵，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农民家庭，父亲曾麟书，于道光十二年（1821）考取秀才，仅早于曾国藩一年。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二、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三、“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组建的湘南军，即“湘军”，也称“湘勇”，是由罗泽南之“湘勇”，江忠源之“楚勇”以及其他各部组成的。以“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作为军队的口号，曾国藩制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计划，并着手整顿纪律，完备组织；这些措施对他最终取得胜利关系甚大。他设置集中训练营，把那些有过临战经验的乡勇的训练营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又在湖南各地广设招兵站，并对亲兵进行初步训练。在出省与太平军作战之前，他决定先派这支军队在省内剿灭土匪，这也是一种战前演习，以期取得作战经验。然而，他为此却受到那些曾经与太平军作战却老打败仗的人的责难；甚至当上疏详陈作战计划时，亦受到皇帝的训斥。但曾国藩坚持初衷，毫不动摇，不顾多方的拦阻、非议也不管外地如何催促求援，继续组织训练那些纪律散漫、缺乏作战经验的乡勇。湘军编练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湖南官绅所提供的军费。但是在组建湘军初期，地方上是不予财政支持的，直到江忠源和罗泽南在衡山县打了胜仗，朝野震动，地方当局才认识到应该给曾国藩提供一定的军费。
曾国藩在初期的多次战斗中，地方官的不予支持使他处境倍感困难；这种情况直到后来他本人身兼数省督抚之职、有权掌管财政时的时期，情况才好转。不数月，曾国藩即接受江忠源和郭嵩焘的紧急建议，建造炮舰，训练水军，由杨岳斌及其他将领统辖，以便把太平军赶出长江。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攻占南京后分两路向清廷发起进攻：一路向华北进军；一路西进安徽、江西及湖北。当时，虽然各方一再向曾国藩求援告急，但他确实无力派兵往救湖北。当时大部湘军已驰援江西，其余部分留在湖南对付地方起义，此时“水军”尚在筹建之中。几月后，太平军自湖北向湖南的湘军发起了攻击，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动用新建水师二百四十艘船只及五千水军，但是因为暴风雨的袭击，船舰无法行动，加之军队缺乏水战的经验，致使曾国藩在湖南两次打了败仗：一在岳州，一在靖港。曾国藩当时非常羞惭，竟欲自尽。幸而这年五月一日，塔齐布和彭玉麟在湘潭战胜，迫使太平军向岳州撤退，清军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攻克岳州，这一胜利鼓舞了曾国藩。太平军曾在咸丰二年一月十二日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中的第一次。不过同年二月即为清军收复。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武昌；十月十四日，曾国藩部湘军在罗泽南及江忠源率领下，再次收复武昌。这是清军攻克武昌，也是对太平军征战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这年十二月二日，曾国藩又在田家镇战胜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城亦于咸丰五年二月从被起义的小刀会手中收复，直到咸丰五年五月底，北伐的太平军也已基本宣告失败。
正当曾国藩部顺江而下进至九江时，遭到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之顽强阻击。林启容于太平军初建时即参加起义，是太平军中一员英勇善战的将领，曾国藩的一部分水军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在长江另一部湘军水军也被击败，甚至曾国藩的座舰亦为太平军俘获；余下的舰只又大多毁于一场风暴之中。由于连连失利，曾国藩部士气低落，曾国藩为此老了好多，曾经再次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经过一番整顿，咸丰五年四月三日，太平军为削弱清军对九江之攻击，发起攻势，第三次攻占武昌。此时曾国藩不顾武昌失守，只是命塔齐布继续攻打九江。同时另派罗泽南及胡林翼前往收复武昌，他自己则坐镇南昌，吸引太平军主力。但不久，塔齐布及罗泽南双双战死，曾国藩自己也遭到太平军无敌将领石达开的钳制，曾国藩此时已面临全盘崩溃的局面，幸亏曾国藩遇事还算冷静沉着，善于应付意外，加之知人善用，胡林翼与李续宾终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收复武昌。由于彭玉麟之协同作战，其弟曾国荃又率军自湖南来援，曾国藩在南昌之困境，得到缓和。
太平军虽然在湖北江西失利，但在南京这时却大败向荣的大军。太平军内后来发生了惨烈的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失去所取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曾国藩的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逝世，曾国藩只得暂时离职奔丧。不过，他那些才干出众的将领们，按照他的计划，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收复九江。然后进攻安庆，以便最后收复南京。为收复安庆，虽然有许多在太平军包围下的城池乞求他前去支援，但他一概不予理睬，为便于攻取安庆，曾国藩率部进驻皖南祁门。咸丰十年，曾国藩被授任两江总督，加授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事。至此，他已拥有处理军务的全权，其中包括筹集军饷等财政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