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柏林的中国使馆非常阔气。它的前身是德国一位公爵的别墅,非常幽雅。一幢三层楼的长形主体建筑,修得宏丽曲邃;院落周围遍栽花木,春来夏至,草木青青,百花吐芳,再配上那绿绒绒的草坪,真是好看极了!楼后环绕着一湾流水,闲暇时或划桨荡舟,或素足涉水,好不惬意!至于室内的陈设,其豪华之况更是梦鸾在国内时看都没有看过的。能置身在这个特别的环境里,在梦鸾眼里,这里是获得解脱和自由的瑶池。不负这良辰美景的是,而今这幢大楼的主人婆又是一个花枝招展的青春少妇,她披着孔雀毛的围巾,穿着二十四条飘带的六幅湘绫裙,每条带上系一个玲珑别致的小银铃,随着她那斯文款缓的脚步,发出一连串丁零有致的响声。还有那三寸金莲上的宫鞋,每只后跟都凿成莲花模样,再塞进粉色,在那一尘不染的大厅里忸怩作态地走过,一摇一个模样,一移一个花印,真个步步莲花!连欧洲贵族见了,也莫不啧啧称奇,自愧不如(《外传》)。至于那些略闻一点公使夫人底细的随员或使馆公务员,被梦鸾的这番表演更是诱得心花怒放,看得如迷如痴。不过,身为公使的洪大人此时还是能保护爱妾的,因此,对公使夫人怀有不正之心而又表现得露骨的人,被公使免职回国也就在所难免了。
公使及夫人虽远居海外,过的仍然是“合乎中国国情”的讲排场、讲体面的寄生生活。他们除了从国内带来了用五十两银子一月请来的男女仆从各两名外,还带有厨师、缝纫师、剃发匠等。公使夫人爱洋婢,于是又用每月四十元大洋的价钱雇了四个洋丫头。不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且夜间有四个洋丫头打着“角明灯”迎送,白天有摩登女郎陪着打牌、下棋、跳舞、弹钢琴。在吃的方面,也不马虎。公使大人深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圣人之教,“对于饮食上最爱讲究,也最有研究,家里每次请客,调制出的菜品,有许多样是外边做不出来的”。公使虽不拒绝西菜洋餐,但却严格执行“中体西用”,的方针,主茶主食必然由自己研究方案,而由自带厨师如法炮制出来。因而每次宴后,外国客人都交口称赞,说中国菜好吃。
在欧四年,公使夫人不仅经常出入于柏林的剧院、舞厅之间,倘徉于商场和乐园之中,还访名都,会名人,成了饮誉欧洲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她经常与德国首脑人物见面,她曾经与威廉二世握过手,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称赞她“美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还与当时任德军总参谋长的瓦德西跳过舞,当然那时他们未必就有染了,但结下了异日相会于赤县神州的姻缘。梦鸾托洪状元的福,爬上了公使夫人的特殊地位,又借公使夫人的桂冠,任情炫耀于异国他乡,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一片又一片的喝彩,自然也留下许多风言风语。
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公使任期已满,梦鸾随夫君回到上海,结束了那段异国情调的公使夫人生涯。在苏州祭过祖先之后,于当年年底,梦鸾与洪氏全家,又随夫君回京述职。这次北上,仍乘画舫,沿大运河至通州登岸。朝廷派来八辆大马车装行李,六辆装人,另有两顶花轿,一顶大红轿,十二人开道,一字排开,队伍长达一里,煞是威风!入京后,卜居东城区史家胡同。
再堕平康重张艳帜
洪钧入京,以兵部左侍郎的官职参办外交事宜,一时官场引为荣耀。岂奈这位状元公、旧公使,虽没少喝那莱茵河、多瑙河和大西洋水,却对“夷务”毫无兴趣,就连这做官也缺乏热情,成天价研究他的元史。这梦鸾太太本是个生性活泼爱快活的人,自然难作那添香红袖,老关在屋里厮守那书斋中的夫子。她于是花着状元公的钱,以状元夫人身份,逛公园、进戏馆,一时间状元夫人誉满京华,招来了一群狂蜂浪蝶的觊觎。不少人为了瞧一眼状元夫人,或者更有幸能得到她飞来的媚眼,常常借故来洪府走上一遭。老迈气竭的洪老爷自然难叫春情方盛的梦鸾满足,于是侍僮阿福和贵儿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洪先生虽然可以对四夷之事漠不关心,但对爱妾的行为却难闭目塞听。于是,他逐掉了仆童,以绝祸根。
洪状元与爱妾先时在圣彼德堡高价购得的中俄边界图,当曾矜为秘本,请人翻译,付诸梨枣,原本想掌握一点俄人内部的边界图,以便将来在中俄边界交涉中握有铁证。殊不知那幅图竟是伪品,将整个帕米尔都画到了大清版图的界外。公元1892年帝俄公使根据这幅据说是中国承认了的地图,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朝野哗然。那些铁面御史看准洪状元的弱点,交相弹劾,说他“识浅昏庸”、“里通外国”。满朝惊动,合家惶恐!好在对那边界得失看得很通达的李鸿章为之疏解,慈禧太后也记起了洪钦差放洋回来时敬献的那好玩的滑冰车、小火轮,至今还放在颐和园,于是龙颜顿缓,恕其无罪。但是这一惊却非同小可,内忧外扰,积劳成疾,洪状元没等到那部曾“取材域外,时论称之”的《元史译文证补》“杀青”斯尽,便撒手归天了。
面对夫君的亡灵,这位飘浮于极乐世界的“飞天”才猛然回到现实中来,亲不亲,夫妻情,相处七年,没有爱也有亲,虽是老夫少妻,难得有那少年夫妇的火样热情,可他对自己的一腔痴情,千种怜惜,都还历历在目。特别是自从跟了洪状元,实现了儿时的幻想,享尽了人间富贵和绝世风流!可自己那可恨却又可爱的爱热闹寻快活的个性,虽然也没少给夫君带来快活,但也难免给夫君带来麻烦。念及这些,这心肠软的梦鸾少不得泪如雨下。再看看,如今大厦已倾,自己这漫天飞舞的彩蝶顿时成了断线风筝,何去何从,心中无数。固然,初嫁夫君时,怜爱之余,他曾向自己允诺:“吾年倍于汝,他日倘有不测,当畀汝五万金以终老。”(《二南随笔》)而且在临死前,夫君又重复过这话,但是迄今并未拨到自己名下,不过一张空头支票;还有,夫君有意在史家胡同为自己盖几间洋式楼房,以便满足自己随君万里时养成的喜洋楼的兴趣,哪知还没动工他便一病不起了。
想到这些,这位未亡人又顿增十分悲戚。于是,她哭罢夫君哭命运,如泣如诉,好不动情!
不过,哭也罢,悲也罢,总得为自己的将来找条退路。要么,长作未亡人,但是这对自己这个年龄不足三十又活泼多情的人来讲,实在是可怕的漫漫长夜;要么……想到这里,她也难免羞红了沮丧的脸蛋。不过她并不觉得十分对不起状元公,而且相信那已人黄泉的夫君会原谅她,会理解她的。不是吗,还在三天前,那时夫君正卧病在床,奄奄一息地望着这位风韵正浓的爱妾,缓缓地握住她那伸来喂药的酥手,吃力地对她说,等自己丧事过后,一俟“断七”,她便可以再醮他夫。梦鸾觉得在良心上并没有什么不安,便从灵前站起,急忙去找大太太正夫人交涉遗赠五万元和许嫁的事。宽厚的王夫人以及其他亲属都知道这个三姨太的底细,她没有要留她守寡的意思,只是状元新丧,劝她应尽妾之道,戴孝至“断七”以后,才能脱离洪籍。而且还约法三章:脱籍后不能在京师胡来,以免有辱状元公面子。五万银两可以拨给,不过银票先交给洪氏族弟洪銮收管,等梦鸾实践诺言后再交还与她。现有梦鸾房中资产尽归其所有,但是梦鸾与洪先生在德国生的小女儿德官却必须留住洪家。梦鸾免强服满丧,又扶柩经运河到了苏州。谁知到了苏州地界,却不见洪銮,他竟昧着良心把五万银元给硬吞了!梦鸾找不到洪銮,便到洪府去要,可是洪家不仅不给钱,还讥讽她是妓女出身,有丧洪门风范。一种被愚弄的怒火在她胸中燃烧,她决心报复洪家:“你们嫌我是妓女,有辱洪家。我索性叫你洪家丢人丢到底,我宁可伤身,也要跟他们较量!”(《忆赛金花》,《中外妇女》1985.5期)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她已过惯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而且是豪华的生活,她不愿凭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也不愿就手中现有的几千两银子来维系简朴的生活。况且,她已经干过那种皮肉生意,并不视妓女生涯为畏途。由于这内因外因的促成,她便暗打主意再入平康,重操旧业。
公元1893年,她易名曹梦兰,卷资来到上海,暂居址圾桥保康里。初来上海,她也不急着挂牌接客,她要趁着手中还有几个钱,趁着年轻,放松一下自己,享受一下人生。那时,好心的媒人为她提亲的不少,但似乎都不中意,她也就乐得无拘无束地日游张园愚园,夜坐戏馆。这时的梦兰既有人才,又有钱财,惹得一班少年抓耳搔腮,一位当时的过来人说:“风声传播,遐迩咸知。狂且狡童,皆利其囊中之物,更可一亲香泽,人财两得,何乐不为?”(陈荣广《老上海》)可见当时在梦兰鞍前马后伺候的人确实不少。其中有一个成功地闯进了梦兰的怀抱,他便是与曹梦兰保持了近十年同居生活的孙作舟。孙氏系当时一名业余演员(时称“票友”),别名少棠,排行老三,人称“孙三爷”。父辈在天津开珠宝店,爱唱几句京腔,这时正走票上海。孙氏样子虽谈不上帅,一脸大麻子,但是身体魁梧,精力旺盛,又是走风月的老手,一开场便把曹梦兰整治得舒舒服服,快快活活。于是,二人朝夕追欢,情好日笃。不过,二人都“明知不是伴,情急且相随”,只是恩恩爱爱,无休无止地同居,却不正式办理结婚手续,这在孙三爷意下,图的就是亲其芳泽、利其囊资,有手续不是反而成了枷琐?他寓居上海的开销都出自梦兰,这还不算,梦兰还把洪老爷洪侍郎的三大毛缺襟袍、貂马褂、忠孝带等遗爱都转赠给了他。这些东西按《大清会典》可得要五品官员才配享受哩!而在梦兰心中,也不是没有别的打算。她看见那上海勾栏林立,行情看好,那些烟花姊妹自由自在。蜂飞蝶舞的生活,既无室家之累,亦无柴米之忧,好不快活!于是她名义上与孙三爷夫妻同居,暗地里仍然朝看“髦而戏”,夕观斗蟋蟀,打探花界行情(同梦庄《雪窗闲话赛金花》),一伺时机成熟,便挂牌开业。到那时,这个孙三爷么,正可用来撑门立户,作个妓馆的“叉杆儿”,到外面去应付应付。
时机终于成熟了,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二月,曹梦兰在上海二马路鼎丰里旁边的彦丰里租了一所“五楼一底”的豪华寓所,用两千多元大洋包了两个姑娘——素娟、月娟,正式开了个“书寓”,让两位姑娘挂出“新月娟娟”、“素月娟娟”的招牌接客,自己则一半是居家主妇,一半是领家鸨母,过起那“半居家半书寓”两栖生活。曹梦兰既是开的妓院,为何又称“书寓”呢?原来这是上海滩花界的规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
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每逢国家有变故,而上海北里(妓院)繁盛,益倍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花场中者,肩摩毂击。一岁所费金钱,殆难数计。自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未与外人通商之先,上海仅海滨弹丸小邑。公元1842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中国娼妓史》)。这日盛一日的娼妓之业,为了协调关系,共荣共存,也形成了许多规矩,妓院分成若干等级以别贵贱。最上的叫“书寓”,其次叫“长三”(其姑娘出局佐酒例收银洋三元),再次“么二,”(姑娘出局取二元),再往下便是“烟花馆”和不人流的“野鸡”之流了。其中的“书寓”最高级,其院落整洁,陈设豪华,什么五色保险洋灯、着衣大柜、自鸣钟等物,都是不能缺少的。箱箧、床榻、桌椅,再添上屋里的一些应用零碎东西及被褥、四季衣服、首饰等,真是了不得!与当时居家的豪门闺秀没有两样。“书寓”里的姑娘也不同一般纯粹卖身的妓女,她们必须能弹会唱,具有一技之长。与客相见,第一面便是一曲迎客,谓之“堂唱”。来宾入座,四季鲜果,清香点心,任其啖食,量腹取足。“书寓”的姑娘也不随便陪宿,如客有意,得经较长时间接融,叫处朋友。即使双方有意,掌班的(即鸨母)也要估摸来客已将银钱花得差不多了,再摆上一桌酒席定亲,方才能谐鱼水之乐。
除了卖身一项外,这“书寓”实与高级俱乐部加高级宾馆相当。曹梦兰在上海开的就是这类高级妓馆。
这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各地富豪裹挟重资来到上海,与妓女们打得火热。那千里之外的轰轰炮声把豪绅王孙们素来虚骄炸得粉碎,他们仿佛大难临头一样,跑来上海乘时挥霍那身外之物,以填补一点心灵的空虚。由于这一刺激,上海的妓业又出现了惊人的“繁荣”。这时的曹梦兰正是三十许年华,表现出成熟的少妇之美,加之善于打扮,头插翡簪,髻挽五套头,耳带公使当年用几千两银元从英伦买来的牛奶珠坠子,光润如蝤蛴的颈上挂着公使千金买的柏林金链珐琅表。这些所配之物,直让人有“光摇银海眩生花”之感,能不“称美不已”吗?(《雪窗闲话赛金花》)她不仅有响当当的“吴娃”籍贯(须知上海滩以苏常娇娃为上),还见过世面,吸取了柏林姑娘的热情和泼辣、巴黎女郎的多情与开放。这样一来,与那般逆来顺受的娇娃大异其趣的是,她将火样的热情、泼辣与生就的那副爱热闹、寻快活的本性发挥出来,使那班自命风流的大人先生们在玩腻了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式的女人后,为她的新奇所吸引,为她的多情所陶醉。更何况,她还有“花榜状元”的历史和“状元太太”、“公使夫人”的头衔哩,一有头衔便畅销,古今一例,中外同理。于是乎,曹梦兰再要隐姓埋名,过“半住家半书寓”的生活都不可能了。想见她的人太多了,想一睹芳容的人太多了。她“觉得实在推脱不开”,心肠素来就软的她只得羞答答地重挂牌,规定周末两天出来见客。对这段得意生涯,后来人老珠黄的赛金花回忆起来也不无眉飞色舞:“这么一来,每到这两天,真是客人络绎,车马盈门。忙得我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当时的大小记者和报纸大肆采访报道,还举办赛金花会,将上海名妓林黛玉、金小宝、陆兰芳与这曹梦兰一齐评为明星,号为“四大金刚”。而这曾远涉重洋,又会几句“哈罗!”(HIello)、“达令!”(Daring)的状元娘子,当然又被推上榜首,再享“花榜状元”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