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一颗仇恨的种子在心田发芽
蓟运河的流水记下了那段浸着中国人民血和泪的岁月。在多少年之后，当走近蓟运河畔，我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在江石沽村的那些日子，我在采访之余，脑子里总在想着一件事：当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宁河老百姓是怎么生存下来的？面对民族的危难，他们又做了些什么？
在那场日本人导演的宁河惨案之后，日寇迅速占领了宁河的大部分地区，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挑起了抗日战争的重担。1938年7月冀东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抗日武装大暴动。宁河县是冀东二十二个县之一，在暴动烈火中，惨遭日军践踏的宁河民众揭竿而起，当时曾组织两支有两三千人的暴动队伍编入了冀东抗日联军，有了番号，一举拿下了伪宁河县公署，并在东丰台镇与日寇进行了血战，坚持数月之久。
在我临近回京的前两天，郭老特意带着我驱车来到了离江石沽很近的苗庄镇板桥村。那天恰好是板桥大集，我也领略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我看到的是和平年代那一张张祥和的面孔和繁荣的市场交易场面。他们大多是衣着很普通的农民，看得出他们生活虽并非富裕，但他们的神色都充满着阳光，对未来都充满着无限的期待。
“就在这个板桥村，当年有日本人的据点，还修建了一个炮楼。”郭老指着那边说，“日本人占到了东丰台，不远的蓟县山区还有一片冀中抗日根据地。焦若愚当时在房山门头沟一带活动，河北白洋淀一带活跃的是萧克的队伍。宁河后来还成立了丰（润）玉（田）宁（河）联合县、武（清）宝（坻）宁（河）联合县抗日游击区。”
回京后，我查阅了一下那段历史资料。1937年9月，主持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不失时机武装起义。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挺进冀东；5月，由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在天津召开了会议，自治会党团书记李梦离主持会议，并组建了冀东抗日联军，推举高志远为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閣为副总司令；5月31日，由宋时轮司令员，邓发政委率的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斋堂出发，兵分两路顺着长城线，开始向冀东挺进；到6月下旬，先后攻克昌平、兴隆等县城的四纵主力到达蓟县的靠山集、将军关、黄崖关一线，准备进入遵化、玉田、迁安等县境。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加快了侵占华北的步伐，由于敌强我弱，华北的大片国土开始沦丧，宁河县大部地区也陷入了日军的魔掌之下。我党在6月召开丰润县田家湾军事会议，确定了7月16日举行冀东抗日大暴动。几天后，由于暴动消息泄露，有些地方被迫提前组织暴动。自7月6日开始，抗日暴动的烽火燃遍整个冀东。
那会儿，郭景兴已是十几岁的少年。日本军队的残暴和野蛮让他认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在他细小的心灵里，一颗仇恨的种子在默默发芽。时值今日，每每谈及往事，他仍然义愤填膺：“我从小就目睹过日寇在我们宁河一带烧杀抢掠的残暴行径。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我家乡附近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在江石沽村头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为报复游击队，当时驻扎在芦台的日本人带着伪军包围了江石沽村，把全村人召集到庙前空地上，揪着村长的衣领让他指认谁参与了行动。村长说不知道，他们就往死里打，直到打累了，又把村长一脚踹到墙角，然后一边走一边说，明天还要来打。村长被家人抬回家，半夜就口吐鲜血死了。当时，日寇几乎隔三差五就到村里捣乱，想打人打人、想抓鸡抓鸡、想烧房烧房，让老百姓没法过日子。可想而知，村里的男女老少能不恨吗？”
14 日本人的兔子尾巴长不了
1939年秋天，冀东发了一场大水，蓟运河也泛滥成灾了，小小的江石沽村都给浸泡在了水中。郭景兴一家的生活愈发贫困了，他也在这一年被迫失学了，呆在家里帮助父母干一些活计，以减轻家里的负担。郭景兴心里很难过，但又没有办法，只好利用空闲的那点时间，读小学课本自学，再练练毛笔字。母亲看着儿子有书不能读，很难过，时常对丈夫嘀咕。郭景兴却笑着劝慰母亲说：“不上学，我也能学文化，您看，我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母亲听后，只能背后偷着抹眼泪。郭文华说：“哭什么，再等上一年，我们想法子让景兴上学不就解了嘛。”
郭景兴不敢奢望再走进课堂了，但他读书的欲望却丝毫未减。在家里的日子，他不但自己学习，还当起了小先生，教几个弟弟和妹妹认字。当然，他的书法也大有长进，字写得越来越成熟了，伯父逢人就说：“我这个侄儿是个小书法家哩。”
穷人总有穷人的活法。举步维艰的年月，郭文华一家在苦中也有乐。过年了，也要想法子吃上顿饺子，父亲拉起了二胡，大儿子吹起了笛子，弟弟妹妹跟着哼哼呀呀，也乐呵乐呵。他们相信，日本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总有一天，中国人要堂堂正正地活出个人样子来。
江石沽村是游击区，村上有儿童团，有民兵，情报快着呢。村民平日恨透了日本鬼子，遇有日本鬼子朝这边来，村里人就藏到了河对面的芦苇塘里，等到日本人走了，一声口哨，乡亲们就又钻了出来。
江石沽村临水，芦苇丛生，日本军队只能占据着交通线，把伪县政府设在了芦台镇，轻易是不敢朝这边来的，偶尔开着小火轮来了村边上，也是小心翼翼的。有年冬天，日本人来清乡，先是占领村上的制高点，派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房顶上站岗，还烧了老百姓的高粱垛取暖。
夜深人静的时，郭景兴躺在被窝里，也会望着屋顶出神。他留恋在孟旧窝村小学读书的短暂时光。那朗朗的读书声和老师的谆谆教诲还会回想在耳畔。听说刘老师在卢沟桥事变不久，就离开学校了，可他讲述的卢沟桥故事还深深刻在了脑海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会来到卢沟桥畔工作，成了一个“守桥翁”，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几年。而今，卢沟桥的望柱以及宛平城城墙上，当年日军的弹痕犹斑斑可见。当年就是在他奔走呼号的不懈努力下，卢沟古桥成为了全国重点保护文物。他亲手修复和兴建的卢沟桥、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如今已经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纪念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果说，卢沟桥事变让少年郭景兴突然在一夜里长大了，那么1940年的秋天，当他复学回到孟旧窝村小学课桌前，就意味着少年郭景兴找到了一条改变人生的道路。因为，他有幸结识到一位引路人，从而也彻底改变了他自身的命运。采访中，郭景兴不止一次地对我提起过“郑伯平”这个名字。
“他是一位来自北平的年轻教师，也是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郭景兴一谈到郑伯平老师，眼里就充满了敬重之情，“我的人生成长之路离不开郑伯平老师的教诲和帮助，他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恩师。”
郭景兴后来了解到，与郑老师前后脚来的那几个老师，大都是宁河富户人家的子弟。他们战乱年代从北平名牌大学毕业，在城里却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当时又不想为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儿，就纷纷回到家乡教书。这些老师中间，只有郑老师的老家不在宁河。他的身世和为何背井离乡来到小乡村教学也一度成为了师生议论的对象。
15 少年人生路遇到了领路人
那会儿的北平，在郭景兴眼里是遥远的。长到了12岁，他的脚还从来没迈出过宁河县一步，走得最远的一次，也不过跟着父亲去了一趟宁河旧县城，逛了大集。当时就觉得宁河县城好热闹，好大呀。他听老辈人讲过，北平过去叫北京，是京城，是皇上老子呆的地方，天子脚下，不是谁都可以在哪儿混的。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在他的印象里就更深了，他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能去北平，亲眼看看刘老师在黑板上画的卢沟桥，摸一摸那上边的石狮子呀？只可惜，卢沟桥让日本人占领了，还不知糟塌成了什么样子！
“郑老师既然是从北平来的，那就一定很了不得的。”郭景兴默默地想。在他眼里，郑伯平给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知识渊博的老师。他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郑老师的到来，给地处穷乡僻壤的孟旧窝村小学带来了很大轰动，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神秘感。因为，在20世纪之初，辅仁大学就曾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听老人讲，这所大学建在北平曾经的涛贝勒府，以贵族府邸为校舍，后在府邸花园南部和马圈旧址建造辅仁大学中西合璧式新楼。在旧中国能读到大学的人少之又少，能在像辅仁大学就读的就更是凤毛鳞脚了。有人置疑，这样一位精英人物怎么会屈尊跑到乡下教小学呢？
“郑老师，您不会在这儿教几天书就走吧？”有天，他壮着胆子问了郑伯平一个问题。
“你说呢？”郑老师笑了，反问道。
“我？”郭景兴挠了挠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我怕您呆不长。”
“你说得没错，我也许不会呆上很久，但这没有关系呀。我们可以常联系，日后你也可到北平来找我嘛。”郑伯平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我挺喜欢你的，你这小家伙满精灵的嘛。”
郭景兴也说不上为什么，从重返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对郑老师颇有好感。他还清楚地记得他走进课堂的时候，郑老师说的一句话：“郭景兴同学，我听刘联舫校长说起过你，是个小书法家嘛。字写得不错，欢迎你的到来。”
郭景兴当时脸羞得通红，可心里却热乎乎的。他虽说初次和郑伯平老师接触，但印象特别好，不过，郑伯平老师言谈举止都与别的老师不一样，出口成章，谈笑风生，像是一个谜。
郑伯平老师很喜欢谈古论今，常常当着学生的面大骂勾结日寇的汉奸卖国贼。他常对这些孩子说：“为什么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为什么中国人受日本人的欺压？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还是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很多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就是因为很多汉奸卖身投靠了日本人，中国联合抗日的力量还太弱小，但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就一定能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说实话，郑老师敢于说这些话，是要承担风险的。当时的孟旧窝村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之内，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其他的老师在公开的场合是不敢说这些话的。尽管郭景兴对郑老师说的话，并不一定都听得很明白，但有一点他心里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蓟运河漂浮的冤魂还时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夜里还常常做恶梦，在他眼里的日本鬼子很坏，不把鬼子打出去，谁都没有好日子过！
“我那会儿从郑老师那里知道了在遥远的东方有个苏联，那里有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郭景兴说，“我也是从郑老师那里知道了苏联有一个穷人的孩子从一个乞丐成为了名扬世界的大文豪，他的名字就叫高尔基。”
郑伯平懂得“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道理。他在课余时间给他的学生讲了高尔基自觉成才的故事，以激励出身贫寒子弟求学和奋斗的精神。故事中，那个被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童年，也和郭景兴他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他说，高尔基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他4岁那年失去了父亲，给寄养到外祖母家。家境贫寒让他只读过两年小学，到了十岁时就步入了冷酷的“人间”。他当过裁缝店学徒，做过搬运工，干过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
在一家裁缝店里，少年高尔基干着活，却想着读书。老板订了一份《俄罗斯报》，他就趁老板不在偷偷看这份报纸。有一次，少年高尔基从邻居家借来一本小说，趁老板睡着以后，在窗边借着月光读起来。过了一会儿，月亮躲到了云层后，字迹看不清了，他手放不下书就点燃小油灯继续看下去。老板醒过来，见状怒气冲冲地说：“看什么看，你把我家的灯油都快用光了！”老板娘也给吵醒了，像一头母狼似的扑上去殴打他。少年高尔基忍无可忍，愤然离开了裁缝店。他背着行囊来到伏尔加河边，心里很悲伤，可是很快他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一艘轮船上遇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胖厨师，并做起了洗碗小伙计。更令他惊喜的是，胖厨师有满满一箱的书，可以随便读。少年高尔基高兴极了，一有空闲时间就如饥似渴地读书，有时还和胖厨师一起探讨书中的各种问题。由于高尔基如饥似渴地读书，勤奋不懈地努力，他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海燕》、《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童年》、《人间》、《我的大学》。
少年郭景兴入迷般地听着郑老师的故事，仿佛看到了少年高尔基的身影。他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从郑老师的故事中找到了人生的指南和行动的方向。他默默地想：高尔基少年经历的苦难跟我是何等的相似啊，他能办到的事，我为啥办不到？郭景兴从此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掌握一门本领，长大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么要从何做起呢？他有些茫然。郑伯平老师看出了他的心思，拍着他的肩膀说：路从来都是走出来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要一步一步一地走，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我觉得，你的字写得很好，可以继续钻下去，要懂得‘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你会成功的！
16 运河两岸燃起熊熊抗日烽火
我静静地倾听着郭老的讲述，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少年郭景兴的形象。他是一个从小就不甘向命运屈服，向困难低头的孩子。宁河的那一方水土养育了他，宁河的那一片蓝天激励了他。年少时便给了他勇气和力量的不光有像于方舟、郑伯平那样的仁人志士，还有引导他从小就要勤奋学习走正路的父亲和母亲。郭景兴梦想着有一天会走出宁河的小天地，像七里海的飞鸟那样，飞过蓝天，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了。
有一天，郭景兴的一个同学悄悄告诉他，郑老师可能是共产党。郭景兴一愣，他听父亲讲过，蓟县那一带的山区里就活跃着共产党的游击队，他们时而出没于蓟运河两岸，专门打小日本和汉奸。他们也来过江石沽村，还秘密发展了村上的民兵和儿童团组织。他就报名参加了儿童团，还拿过红缨枪在村口站过岗。
“郑老师，您是共产党吗？”郭景兴在一次课下悄悄问了郑老师。
“谁说的？你看我像吗？”郑伯平笑了笑，看了看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
“我看像。”郭景兴说，“我爸说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干事儿的好人。”
“这话不要再对别人讲了。”郑伯平说，“我不是共产党。我只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多少年后，郭景兴才知道郑伯平老师其实早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他来宁河之前是北平地下党一个铁路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在校期间就参加过那场震惊中外的“12·9运动”，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郑老师的身份暴露了，也是为了躲避日本特务的追杀才他跑到宁河乡下教书的。
“我不清楚郑老师那会儿同宁河县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否有联系，但我清楚，郑老师来的那一年，我家乡这一带抗战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郭景兴告诉我，1941年10月，冀东区党委决定组建丰、玉、宁联合县，大力开辟新区，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抗日工作。当年，抗日武装力量火烧了警察局、智取了保安队、巧砸伪大乡公所，震慑了日伪军。1942年，蓟运河东部与西部抗日游击区相继开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1943年1月，冀东抗日武装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遵循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随着宁河地区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全县抗日局面逐步好转，游击区不断扩大。
“我就是从郑伯平那里听到武宏大名的。”郭景兴说，“他当时是冀热辽军区18军分区的特务连长，经常在宁河家乡一带活动，解放以后曾担任过工程兵第一副司令员。当时的日伪军只要一听武宏名字就胆战心惊，更有胆小的敌人听说武宏来了，吓得尿了裤子，当地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宁受三年穷，也别遇见大武宏。’可见敌人眼里武宏有多么可怕！”
郭景兴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还念念不忘对郑伯平的怀念：“郑老师的后半生虽然充满了坎坷，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我会永远珍藏着这段美好的记忆。”
郑老师在宁河教书的那段日子常对郭景兴他们这些孩子谈起抗日战争的形势，说起中国为什么不会亡，日本侵略者为什么会最终失败的道理。他还谈起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苏联的卫国战争。说实话，那时他的话这些乡下的孩子并不都能听明白，但郭景兴有一点心里特别明白，那就是日本鬼子很坏，赶走了小日本，才有好日子过。
郭景兴很敬佩郑老师懂得那么多大道理，还清楚地记得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虽然当时，郑伯平老师还不便公开他的身份，但他对郭景兴还是倾注了很大心血。郭景兴虽说休学了一年，但学习成绩丝毫也没落下，反而每次考试都在班上名列前茅。郑伯平很喜欢这个得意门生，他的直觉告诉他，眼前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却很有头脑，很有心劲儿，将来说不定会有出息的。
“你现在还小，许多事儿还不懂，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你都不要放弃学习，”郑伯平抚摸着少年郭景兴的头，说，“学好知识，学好本领是最重要的，你将来肯定是会用得着的。”
“老师，我记住了。”他点点头，说，“有一天，我长大了，一定和大人一道打日本鬼子。”
“好，有志气。”郑老师高兴地说，“我们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那一天不会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