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他说：“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真知落实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真知尽孝而已。”他的意思是“生知安行”才算达到“致良知”。虽然心中有良知，却没有施行，就不能算“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要想“致良知”，应借助明镜的作用。他说，吾心天理的合一即是良知，所以，天理本心与人自己和万事万物的关系如同“明镜”一样，“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
三、知识智慧的行动转换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现代理解即是如何将已知的知识、智慧等转化为实践行动，又如何从实践行动中提升知识和智慧。换句话说，即是如何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根据“知行合一”理论，只有将二者转换结合起来，才能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从真知中获得真理。
1探知学问，继承创新
人类的学问种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的学习方法不同，但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通的。
第一，思与学的统一。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里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也不会停止。
第二，知与行的统一。
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是融合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之中的一种比较复杂的实践。
第三，述与作的统一。
述与作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称自己为“述而不作”，墨子则说应该“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治学只有在继承前人遗产的基础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才能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变幻无穷，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也是人类认识自然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
2学以致用，智能转换
冯友兰在谈到“知行合一”时说：“在技术方面，我们应当知道‘知难行易’；在道德方面，我们应当知道‘知易行难’。”这话确实说到了问题的实质。道德的好恶，人人都知道，但实行起来，尽如人意的却不多；而技术方面（包括各种科学知识），想要掌握不容易，但一旦学会，运用起来就会得心应手。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致用”，表现在学习的结果上与学习的过程里。只有当“知识”转化成“能力”和“智慧”的时候，才能真正彰显“知识”的力量或价值！
那么，怎样把知识转化为智能呢？
第一，“知”。
这是学习的开始。它是一个简单、感性的认知基础，如学外语单词，你首先得了解了它的基本词义是什么，读音如何等等。但这远远不够，你还必须进入到下个阶段。
第二，“悟”。
“悟”是对事物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是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再如学英语，你知道了读音、词义还不行，你还要了解单词的词性、结构、语法等，这样你才能为进行下一步而打下基础。
第三，“行”。
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就是行了。这与我们的说法并不矛盾，我们通过“知”、“悟”到“行”，虽然多了一个“悟”的过程，但也是一个思维的过程。“行”就是一个实践与体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你可以通过你的身体、情绪、感觉、理性的互动体验你学到的知识。它将使你收获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资讯及成果，掌握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第四，“教”。
有了前面的成功经验，你可以将你的成果与他人分享，使其增长价值。这一过程，还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
通过以上的知行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地进入智能殿堂，为我们成就自己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3知则必行，行则实践
我们研究“知行合一”，如果只从意识形态去研究，那样就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事实上，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都与“知行合一”的思想密不可分。王阳明认为，凡人不能成为圣人，主要是由于“知”与“行”分离造成的。“知”离开“行”，便不是“真知”；“行”离开“知”，便是盲目行动。他的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质就在于不离行以求知，把知行结合起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外无行，行外无知。”知即是行，行即是知。身心是不可分离的，心灵的指向和实践的过程不可分开，思想的力量一定要变成行动的力量。孙中山先生对此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说：“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知”则必能行，“行”则一定要“知”。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学了就去做，这样就会“不亦说乎”。什么叫“说”呀，就是心里边明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里面。学了不去实践（时习之），虽然知道这个知，实际上还是不知（不明白）。所以必须知行合一。不但要知，而且要行，行而知之、知行合一。
20世纪初，因开创“实验教学”先河而蜚声世界哲学界和教育界的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博士认为，在他的教育著作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思想，这就是颇为抽象的“知”和“行”的关系的学说。他特别强调行动、操作、实践，认为观念、知识都是从行动中获得的。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中把它概括为：“处处是行，处处是知，知识从行来，知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四、现代企业的知行效能
“知行合一”在企业里的运用应着重一个“知”字，按照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知行一体，无知就谈不到行。为此，具体到企业管理上，使员工“知”即学技术、学营销、学管理就变得尤为重要。
1认知管理，超越行动
“知行合一”是指一个人的意识从萌芽到付诸实践，乃至全部完成的过程。管理本身作为一种主观的行为自然也就带有意志论的色彩，特别是对人的管理，管理者总是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这种目的可能是自私的、也可能是出于公益的，而这种目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被管理的人们能够按照方法所要求的去做事。管理的目的就在于使个体化的工作与整体化的发展达成协调的统一。
在一个企业中，每个管理者都希望个人的行为能够关照到整体的利益要求，而作为个人，每个人又都希望最大程度的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作为一个企业的运营者要想管理得以奏效、企业得以维持，他的管理方法必须要得到被管理者的支持和认可，这样才能使社会整体在方法的约束与引导下开展自己的行为，维护整体的均衡与运转。
反之，如果方法脱离实际，或者只以管理者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违反适用的环境就必然造成隔阂和反抗。当然，如果过分迁就于个人意识，则方法也就无法成其为方法了，管理方法关注的对象是整体而不是个人。管理本身是为了构建一种系统运作模式，但为了保持模式的存在也要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并且这种对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处理必然成为整个系统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把人们对管理方法的应对方式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积极追捧，对管理方法极力推崇，认真执行。
第二，理性顺应，努力去适应方法的要求。
第三，茫然跟从，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根据别人的要求办事。
第四，消极抵制，在执行中阳奉阴违，上班不上劲。
第五，暴力反对，罢工等。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上述思想，种种意识又是由哪些方面决定的呢？按照一般研究结果，人们的思想意识常常受下列因素影响：
第一，人的主观意志的认可度，不同的主观意志决定了不同的目标和追求，同时也决定了对外部环境不同的要求。
第二，攀比心理。当看到别人风光无限就会因虚荣心而追求成就。
第三，自身条件的限制。
第四，对自我利益的维护。这是对个人行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第五，整体环境对个人的影响。
管理者只有彻底了解人们对管理方法的态度和意识行为的取向后，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管理的状态要将方法和人的意识相衔接，方法超越于意识或者落后于意识都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和作用。
2重视文化，提高档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