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迁都东南之谜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北宋首都汴京被金兵攻破，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宗室、大臣三千余人被掳，北宋灭亡。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整个赵氏皇族都成为俘虏，只有哲宗废后孟氏和正在相州的康王赵构幸免。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北宋末封为康王。开封被围行将攻破之际，钦宗曾派人夜间将一道蜡丸密诏送至相州，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星夜组织官兵前去救援，这时的赵构只能捧诏呜咽，因为他实在无能为力。十二月初一，赵构在相州开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命附近州郡的宋朝将官，率军赴大名会合。不久，大元帅府移至东平府。数月后，赵构已拥有八万人马。
这时，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的张邦昌由于受到宋朝官民的反对，自知众怒难犯，遣使致书赵构，请他回京承继宋朝大统。赵构身边的人也劝他自立为帝，使赵构犹豫不决。之后，张邦昌再次派使前来，希望赵构即位。至此，赵构也有了重建朝廷的决心，并采纳宗泽等人意见，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
五月初一，21岁的兵马大元帅赵构，登上南京的受命坛，即帝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
不过，人在商丘，宋高宗的心却时时刻刻想离开商丘，因为这里实在离金人太近了。一方面，他以中兴皇帝自居，曾下诏书，表示“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扩召军马，为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俟时机成熟，便“归宅故都，迎还二圣”，内心则畏乱如虎，从未有意在南京永久建都，一直想往东南转移。
七月间，高宗手诏，谓京师不能回去，当巡幸东南。诏书一出，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文武群臣，齐献方案。李纲面奏高宗，认为定都是国家大计，还都开封是上策。此外还可建三都：西都长安，南都襄阳，东都建康。由于高宗自己还举棋不定，大臣们的议论也就搁一边去了。次月，高宗再次要求大臣讨论迁都东南的问题。许多大臣一眼看出了高宗的真实想法，马上上书表示支持。有人认为建康是东南要会之地，本就是一个古都，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李纲力争迁都开封，被高宗罢去相职。至此，也就没有人再敢反对到东南了。讨论了几天，同意迁都东南的人越来越多。高宗一看，心中十分高兴，马上决定迁都。这时有消息说金兵又将继续南下，高宗也不问是否属实，立即弃城而走。
这年十月，高宗一行沿运河来到扬州。在北方，中原人民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宗泽先后送上24次奏疏，恳请高宗还都开封，率领民众收复中原，但高宗均置之不理。他与一帮宠臣们沉醉于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中。
1128年底，金军大举南攻，向江淮地区进犯。高宗原想在扬州喘一口气，再渡江“巡幸”，谁知不到一年，金兵的先头部队已奔袭至扬州，速度之快令高宗难以想象。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仓卒过江，逃到镇江。由于镇江和建康与前线只一江之隔，还是不太安全，于是再次召开会议与众大臣商议巡幸计划。这次讨论，高宗直截了当自己提出方案，问众人迁到浙中如何。吕颐浩及众大臣认为应该留在建康，只有王渊说还是到杭州为好，有钱塘重江之阻。王渊的观点接受的人很少，但正合高宗心意，于是当即决定马上开赴杭州。
途经平江府时，高宗召见了集英殿修撰卫肤敏。卫一开始并不知道高宗本意，就说：“余杭地狭人稠密，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从未将杭州作为首都的，只有吴越钱氏，但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陛下巡幸至此，还想定居下来，这个地方深远狭隘，想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恐怕是很难的。”当他一看高宗脸色不对，知道自己的一番话讲反了，马上话锋一转说：“但当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慢慢地再到建康。”几句补充，高宗表示可以接受，不同意到杭州的大臣们也得到了安抚。迁都杭州的事情也就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高宗逃到杭州后，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将官苗傅、刘正彦趁机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这次兵变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它使高宗认识到，若再不在表面上作一些改弦更张的抗金姿态，自己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为此，他下诏承认自己举措有误，并将行都北移到建康，表示要同金兵战斗到底。在建康，他不断派人和金帅求和，哀叹自己由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益狭”。1129年，金军南侵，越过长江，高宗只好带着他的小朝廷继续南逃，由建康再退到杭州，又经越州、明州，最后乘船下海，亡命温州、台州一带海上。金兵北撤后，高宗由温州回到越州，心有余悸，惟恐金兵再次渡江。二年后，在确信金兵无意南下的情况下，回到杭州。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要设都建康，认为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可以经理中原。然高宗根本不再想到建康去了，又是修宫室，又是建宗庙。
一些专家认为，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总的态势。金兵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江一带水网地区，不利于金兵骑兵的活动。赵构曾说：“朕以为金人所恃都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贪生怕死表现得十分清晰。此外，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作为一国之都的条件。
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残忍嗜杀之谜
金朝历史上，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君主。《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说他是“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把他说成是个一塌糊涂的残酷君主。清朝有个叫赵翼的著名史学家说完颜亮“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过之”。齐文宣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以好杀淫乱出名；隋炀帝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一生穷奢极欲，最后将好端端的隋王朝断送给唐高祖李渊。到了近代，一些人对他的看法来了个彻底改变，有人说他功劳超过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是个杰出的改革家；有人还将他与秦始皇、唐太宗相比较，说他“英锐有大志”。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评价，究其原因，其实是历史学家们各取所需得出的，因为完颜亮这个人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他荒淫无度，残忍嗜杀，导致了自己最后的失败。在众多的事件中，完颜亮的弑君篡立和杀母，一直为后人所注意，但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
完颜亮的上台即位，是通过弑君来实现的。
1115年正月，金朝开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灭掉辽国，又攻占开封，宋徽宗父子被俘。当南宋建立时，金朝拥有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北方之地。1135年金太宗完颜晟病死，太祖的长孙、完颜宗峻的遗孤、刚满15岁的完颜继位，是为金熙宗。其时宗室权贵争权夺利，发生两次大火并，许多人死于非命。第一次是吴十谋反，包括金太宗子宋国王完颜宗磐在内的许多宗室伏诛。第二次是左丞相完颜希尹等人谋反，又死了很多人。之后，金太宗的子孙们，以为完颜宗磐复仇为名，蠢蠢欲动，新的动乱爆发在即。面对宗室大臣暗中举动，金熙宗大伤脑筋，只好借酒浇愁。末年，他精神失常，酗酒妄杀，诛戕忠良，不理政事，偌大的金朝岌岌可危。
完颜亮是阿骨打的孙子，完颜宗干的次子。生母大氏，由于不是女真人，为渤海皇室的后裔，而且还是个妃子，在宗干诸妻妾中常遭歧视，受到宗干正妻徒单后的钳制，大氏每日都是小心翼翼。完颜亮18岁时到军队中任职，官为骠骑上将军。但第二年完颜宗干突然病死，没有了在朝中极有权势的父亲，完颜亮顿时失去了依靠，此后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几年中，他由中京留守升至左丞相、太保兼都元帅。到了这样高的地位后，完颜亮就经常在想，熙宗是太祖嫡孙，嗣为皇帝，自己是太祖长子的后代，同样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之后，他在中京树立自己的威望，为夺权作准备。猛安萧裕经常与完颜亮议论天下大事，揣知他有野心，便鼓励其策划政变。
1149年正月，熙宗遣宫中寝殿近侍大兴国送完颜亮生日礼物，悼平皇后也附赐礼物，熙宗知道后大怒，派人鞭打大兴国，夺回所赐礼物。完颜亮由此不自安，疑心日增，产生了杀害熙宗的企图。冬十二月，完颜亮会同左丞相唐括辩及仆散师恭、徒单阿里出虎、完颜秉德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并用犀带及自己所乘的“照夜白马”的高价，收买了大兴国。大兴国掌管寝殿符钥，因无罪受杖责而怨恨熙宗，他与完颜亮约定，十二月初九夜行事。这天深夜，护卫长仆散忽士和徒单阿里出虎当值，大兴国矫诏开宫门，放完颜亮等众人入寝宫，仆散忽士和徒单阿里出虎举刀便刺还睡在床上的熙宗，熙宗滚倒地上，完颜亮上前再刺一刀，熙宗当即死去。众人连夜让完颜亮坐到皇帝宝座上去，行君臣之礼，山呼万岁。这样金朝第四个皇帝就上台了。完颜亮还立即假传熙宗诏旨，骗杀了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
问题是这样的弑君自立，事实比较清楚，后人是否应该认可？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杀死无道国君，向来是被接受的。金熙宗后期皇后干政，不立太子，自己又纵酒放肆，神经兮兮，已失去了治理朝政的起码条件，这种“弑君篡立”是无可责难的。完颜亮是在被熙宗十分猜忌、个人命运朝不保夕以及金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形势下，铤而走险，夺取皇位的。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完颜亮在熙宗即位之时就怀有觊觎之心，他的胸中一直充斥着权力欲望，他的弑君是蓄谋已久的而不是被迫的，更不是为了挽救金朝统治的壮举。此外还有人认为完颜亮弑君是改革派内部的权力之争。金熙宗和完颜亮是女真族的改革派，完颜亮想取代金熙宗为皇帝是蓄谋已久的，是改革派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究为如何，看来已经很难说得清了，只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争论了。
完颜亮上台后，掌握了生杀大权，为排斥异己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杀宗室中反对自己的女真贵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金熙宗时，对宗室实行比较优厚的政策，金太宗的儿子们都有自己较大的势力。等到完颜亮上台时，太宗的儿子在河朔、山东、真定等地任职，占据着要冲之地，如果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完颜亮在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向太宗一系子孙开刀，完颜卞、完颜宗哲、完颜京、完颜宗雅、完颜宗义等太宗子孙被杀的有七十余人，太宗后代全部死绝。出于同一目的，久握重兵在外的宿将老臣完颜撒离喝也被杀。此后，他又藉故把宗室完颜宗本、完颜宗美、完颜宗懿、完颜秉德等人尽行诛杀，遂使宗翰子孙三十余人、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也子孙二十余人等众多宗室大臣满门除绝。
完颜亮不但杀宗室大臣，而且还把他的嫡母徒单氏也杀了。徒单氏是宗干的嫡妻，完颜亮的生母大氏是妾，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得看徒单氏的眼色行事，大氏“事之甚谨，相得甚欢”，通过小心谨慎，来换得表面上的平等关系。对此，完颜亮看得十分清楚，对徒单氏耿耿于怀。1161年完颜亮要调集大军伐宋，徒单太后竭力反对。想想年少时就受其气，完颜亮脱口就骂：“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接着派遣大怀忠、习失、高福等人将太后杀戮于宁德宫，并将太后侍婢十余人一并灭口。杀死了太后还觉得不过瘾，又投其骨于水，迹近疯狂的地步。
完颜亮曾经说过自己平生的志向有三条，其中的第三条是“得天下绝色而妻之”。完颜亮特别喜欢女色，他借口要“广嗣续”，为自己大设嫔御，将大批美女纳入内宫。他把人诬杀之后，见到妻女有漂亮的就想占有，不论这个人与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就这样，一些与他是中表亲与叔伯姐妹的女人先后被他占有，如宗望女寿宁县主什古、宗弼女静乐县主蒲刺及习燃、宗隽女师姑儿等等，犹以为不足，他连兄弟之女也要位充下陈。这些女人大半是有夫之妇，完颜亮淫欲一起，就杀其夫而夺之。
那么完颜亮到底为什么要杀母杀宗室、纳姐妹？有人认为是改革派在杀保守派，是改革的需要。宗室保守派是以徒单氏为总代表，当她一对改革阻拦时，“母子”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也有人认为杀母和杀宗室，其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人认为这不存在保守和改革的问题，完全是排除异己势力的一种做法。完颜亮广纳堂表姐妹，有人认为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有妻后母及寡嫂的接续婚制习俗，女真族也不例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至于把贵族家属纳入后宫，完全是为了防止她们有反抗活动。也有人认为完颜亮酷爱女色，像禽兽一样，违反了女真族处于原始野蛮阶段的祖传习俗。
看来，完颜亮的弑君杀母，是残忍暴虐，还是有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仍是留给后人一个不小的谜团。
成吉思汗陵墓之谜
13世纪的百余年间，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主角是蒙古族。蒙古族由于出了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铁木真，一度使全世界对其瞠目而视。数以万计的蒙古骑兵纵横驰骋于亚欧大陆，建立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促进了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统一了蒙古族的铁木真，被蒙古人尊奉为“成吉思汗”，意为至高无上的君主。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后来在中国建立了元朝，被称为元太祖。
照汉人的礼仪，这样的伟大人物，死后必定要建规模庞大的帝陵，既要让死去的皇帝过上与活着的时候同样阔绰的生活，又要向后人显示皇家的威严。但蒙古皇帝却不这样，不但是成吉思汗的陵墓不知道在哪里，就连忽必烈以下各位元朝皇帝的陵墓今天也没有找到。按蒙古习俗，蒙古皇帝死后，一律实行秘密安葬。《元史》云：“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弥望平衍，人莫知也。”埋葬皇帝的地方，派群马一踏，如平地一般，时间一长，青草树木一片绿油油，就谁也不知道了。
成吉思汗像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不就有座成吉思汗陵墓吗？其实，这是座后来建造的象征性陵寝。这座规模宏大、款式别致的蒙古式宫殿，其主体是一座仿元朝城楼式的门庭和三个相互连通的蒙古包式的大殿，正殿的八角飞檐下写着“成吉思汗陵园”蒙汉文金色大字。在正殿的中央，一尊高5米神态威严的成吉思汗汉白玉雕像令人肃然起敬。后殿内，分别供奉着成吉思汗和大皇后勃儿帖和另两位皇后以及两位胞弟的灵柩。东殿内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第四子，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父母（拖雷夫妇）的灵柩，西殿陈列着表现成吉思汗文治武功业绩的战刀、马鞍等。这样的一座陵园，为什么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
1227年八月，成吉思汗率军进攻西夏，回师途中病逝于六盘山清水的行宫里。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蒙古大本营安葬。
葬在哪里？《元史》说葬在起辇谷，但没有其他情节和过程。《多桑蒙古史》说葬在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的一座山中。拉施特《史集》对成吉思汗死后的情况记叙颇为详细。该书谈到成吉思汗死后，大臣们秘不发丧，在抵达达斡耳之前，将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杀死。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曾在那里选定了自己的坟墓。在这座大山中，流出九条河流。山南中部是怯绿连，东面是斡难，东北是乞列克秃，正北是乞儿合出和赤若，西北是合刺忽，西南居中是哈刺和不刺赤秃，西南是土刺。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旁下了马，心情喜悦，说：“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个记号吧。”举哀时，诸王和大臣就按照他的命令选择了那个地方。如今那里森林茂密，成吉思汗陵最初那棵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按该书，葬地确在合勒敦山的一处谷地里。
一本叫《草木子》的书是这样记的：蒙古皇帝死后，用两片木，将中间凿空，如人体形状，然后将遗体放入，上面涂漆，用三圈金绳绑住，送到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中，再挖一个坑埋入。这与汉族皇帝用棺椁和殉葬品完全不一样。葬毕，使万马蹂踏，使泥土平整。再在上面杀死一头小骆驼，周围布置千余骑兵守护。第二年春天草一长，骑兵就移帐撤去。如果想祭祠，根据所杀小骆驼的母亲作为向导，看到老骆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知是葬皇帝的地方。
《蒙古源流》载，成吉思汗葬后，因为不能再请出金身，但为了便于祭祠，在葬地附近的高地上建了八白室，即八座白色的毡帐，地点相当于今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鄂尔多斯守陵部众进驻河套地区，八白室也随之迁来。清初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立伊克昭盟，八白室就移到伊克昭附近，后来又移至今伊金霍洛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如此，说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是假的，的确是没有错的。
综合今天各种史料，我们可以推测成吉思汗被葬在三河水源的不儿罕诸山之一谷——起辇谷中，但具体的葬地由于当时的保密做法，至今还无法找到，仍然是个历史之谜。
成吉思汗以下的各继位者，死后安葬的地点也是十分秘密。如1294年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也葬到起辇谷中。具体方位，很难搞清。后代的《历代陵寝备考》说：“起辇谷在漠北，元诸帝皆从葬于此，不加筑为陵，无陵名。”这样看来，整个元朝的皇帝都没有陵寝，后人至今仍无法找到。
元太宗蒙哥即位之谜
蒙古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凭籍其军事才能，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横跨整个亚洲的大国。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继承人的问题开始有所考虑。他有四个随他一起东征西讨、骁勇无比的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不过四个儿子中，他比较欣赏的是三子窝阔台，觉得窝阔台是个比较合适的汗位继承人。
蒙古人选取接班人，按照惯例是幼子继承法，但成吉思汗废除了这一规定，选择谁做接班人由自己说了算。不过新大汗要正式上台，必须在宗亲诸王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通过。1227年，成吉思汗病重，他将四个儿子召到跟前，正式提出让窝阔台接汗位，其他儿子要团结一致，互相协助。
其实众儿子私底下早就在打汗位的主意了，汗位每个人都想要，但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兄弟之间已分化组合了。二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关系较好，长子术赤一看情形不妙，就和四子拖雷卷在了一起，兄弟四人分成了二派。术赤的生母曾被篾儿乞部落俘掳过，返回途中生下了术赤，因而二个弟弟就对他横竖看不入眼，认为与他是同母异父。拖雷对大哥很尊重，二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成吉思汗生前尽管已决定把汗位传给窝阔台，但最喜欢的是拖雷，出征时常带了拖雷在身旁，对他宠爱有加，家里的珍宝财物也全都交给他打理。看到拖雷很有军事才能，成吉思汗又把征集的军队交给他管理，蒙古国大部分的军队在拖雷控制之中。
照理，窝阔台接位的事情应尽早放到忽里勒台会议上讨论，但浓重的矛盾使得这个会议在二年后才得以召开，蒙古的汗位空缺了两年，由掌握实权的拖雷摄政。总算这个会议召开了，但可以预料的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开了35天也没有结论，窝阔台的对手毫无疑问是摄政了两年不肯交出实权的拖雷。会上有人提出要按蒙古的旧例让幼子继位，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也有人提出还是遵照遗诏让窝阔台即位。这时术赤已病死，拖雷是斗不过察合台和窝阔台二人联手的，看看自己势孤力单，最后只得采取退让的策略，表示支持窝阔台。
元太宗窝阔台上台，使得汗位的争夺一度平息。可是，这样的结局在术赤和拖雷两系的族人中留下了不满情绪，为以后的汗位之争埋下了隐患。
窝阔台继汗位四年后，拖雷就死了，死因说法不一。有说饮酒过度，有说得了急病，另有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他喝了愿替窝阔台去死的咒水。1233年窝阔台亲率大军攻金，拖雷指挥右路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回师时窝阔台得了重病，拖雷侍兄于榻前。蒙古人深信巫术，找来巫师念咒文。巫师说，把窝阔台的病涤除在木杯之中，病就能除去。如果有人把这杯水喝下去，就能代替太宗去死。此时，拖雷为了爱护兄长，便端起杯子喊道：“洪福的父亲内定了我兄弟做皇帝，如今如果失去了皇帝哥哥，这么多的百姓谁来管理？这会使金人很开心的。上天啊，饶了我的哥哥吧，让我喝了这杯水去替他见你吧！”说罢，将咒水一饮而尽。窝阔台病好了，拖雷告辞启程，几天后就死去了。很多人认为很明显在这杯咒水中窝阔台是做了手脚的，毒死了拖雷。因为拖雷很有军事才能，他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这样做也可以把汗位保持在自己一系下。
窝阔台因饮酒过度，仅在位13年就死了，不久察合台也亡故。窝阔台死后，由皇后脱列哥那哈敦监国。这位颇有权术的皇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斥贤崇奸，弄得内外离心。1246年秋天，她召集诸王举行忽里勒台大会，让自己的儿子贵由接承了汗位。
元军的甲胄长辈之间的仇恨，也传到了后代的身上。术赤儿子拔都不肯出席忽里勒台大会，上台后的贵由仇恨万分。1246年贵由即位后，马上发动战争想消灭拔都。贵由患有慢性病，这时借口他的旧营霍真地区气候很适宜他的身体，遂发军前往。当贵由大军接近拔都所在地叶密立时，拔都感到事态严重，坐立不安。拖雷妻原与拔都友善，得知定宗贵由的真实意图，迅速派人通知拔都。拔都遂打出迎接大汗的旗号，发军东进。两军相近，贵由突然死去。什么原因，或说是贵由被拔都害死的，或说是饮酒斗殴而死，至今仍是在个疑案。
贵由死后，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监国，欲立窝阔台之孙失烈门为汗，理由是窝阔台当初曾有遗诏想立失烈门。
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很有才干，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木哥个个能征善战。在与拔都联手后，她想立自己的儿子蒙哥为汗。她很有人缘，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当。拔都是这一辈中的兄长，遂召集诸王选新汗。1251年6月，忽里勒台大会召开，贵由子脑忽、忽察和失烈门等人故意迟到。会上拔都、蒙哥等人提出太宗遗诏早就应该遵行，但太宗窝阔台系为什么以前要立定宗贵由？海迷失哑口无言。讨论到最后，拔都说：“拥蒙哥登基，胆敢违反者斩。”于是将蒙哥推上了汗位。7月，蒙哥举行了登基大典，这样汗位从窝阔台系转了过来。
宪宗蒙哥上台，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放不下心来，感到危胁随时存在。不久有人告密，说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诸王要阴谋武装叛乱。是否真有其事，是个历史之谜，但蒙哥宁愿认为这是真的，于是马上下诏赐死海迷失及失烈门母哈特合赤，谪迁失烈门到没脱赤，杀叛将70多人，流放想叛乱的诸亲王，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为了争夺汗位，兄弟之间互相挤压残杀，这无论如何是成吉思汗所不愿看到的。
元宪宗蒙哥死因之谜
元宪宗蒙哥，以善战骁勇著名。1251年，在拔都的帮助下，蒙哥继承了大汗，结束了蒙古自贵由后三年无君的局面。上台不久，他让皇弟忽必烈总军南侵。次年蒙古将汪德臣、火鲁赤率大军再次犯蜀，进逼嘉定，间断了六年之久的战火重新燃起。1258年，蒙古在远征云南、吐蕃、西南夷成功后，意欲亡宋。蒙哥命忽必烈进兵鄂州，塔察儿进兵荆山，兀良哈台由交州、安南附近挥师北上，蒙哥则亲率四万大军进攻西蜀。
蒙哥军渡嘉陵江至白水，进兵围长宁山，攻克了隆州、阆州。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到达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
合州的州治在钓鱼城，四周峭壁悬崖，易守难攻，成为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战局的主要据点。宋朝知州王坚在城内加强防御，组织百姓进行抗战。从二月至四月，蒙古军屡次展开猛攻，而宋军凭借钓鱼城的天然良险，从容防守。虽然蒙古军有精良的大炮、弓弩，但由于钓鱼城“石邑入云”，蒙军“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蒙古军虽有几次攻上城头，也被宋军击退。前后围攻五个多月，钓鱼城还在宋军手里。
六月，天气十分炎热，“山中从前无此热，早禾焦死晚禾枯”，蒙古军中开始流行疫病。由于蒙古军士马匹不耐其水土，军心涣散。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说降，城上飞石抛过来，差一点击中他，以致感疾，不久死于军中，蒙军士气十分低落，七月，蒙哥死。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军陆续北撤。后人评价说：“没有钓鱼城，早就没有四川了。没有四川，早就没有江南，宋朝也不可能要到崖山之战才被灭亡。”当代的一些史书由此就称钓鱼城是“上帝折鞭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后人十分搞不明白，蒙哥大汗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突然？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后人就开始进行研究探索。
大体上说，对蒙哥的死因有这样几种看法：中箭说，中炮石说，中炮风说，淹死说，羞愧说，染疫说。
中箭说出现得较早。1264年出版的叙利亚人阿部耳法刺底的《世界史节本》认为，蒙哥是被宋军流矢射中而死的。守城的宋军见到蒙古一个大官出现，据高射冷箭，其中一箭射中蒙哥要害。现今保存在四川省合川市钓鱼山忠义祠内的明正德十二年（1517）的《新建二公祠堂记》碑，也说蒙哥是中飞矢死。这种说法为许多史学家采纳，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也赞同这种说法。
中炮石说最早出现在明代的《重庆志》中，认为蒙哥是中炮石受伤而死。此后在一些当代的史书中采用了这种说法，认为蒙哥在先锋汪德臣死后，亲率大军攻城，为炮石所伤，回营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军中。有人推测，今钓鱼城脑顶坪，就是当年蒙哥中炮石的地方。
中炮风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说法。据无名氏的《钓鱼城记》说，蒙古军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强攻取胜，但又不愿弃城撤军，只好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与监视，等待时机。有一天，蒙军在南城外筑高台，建楼桥，楼上还接了桅杆，修成一个嘹望台，想探知城中虚实，看看究竟有无水源。宋军不慌不忙，等那哨兵攀至桅杆末端，正要抬头张望时，突然发炮袭击，把哨兵抛至百步以外，当场毙命。在一旁督战的蒙哥汗“为炮风所震”，也生起病来。蒙军坚持不下去了，急忙将前军南调，围攻重庆。蒙哥感到自己急需“稍事调养”，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便病重而死。据说蒙哥临死时有遗言：“我是因此城而病，我死后如攻克此城，一定要把城中男女杀光。”蒙古军最终没有打下钓鱼城，但在撤军途中，杀害了两万多老百姓，以泄愤恨。这种说法得到了明四川巡按谢士元《游钓鱼山诗序》、民国《合川县志》的支持，后代也有很多史书采纳这种说法。不过总体上看，这种说法与上面的中炮石说比较相近。
淹死说也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观点。1307年，小阿美尼亚海屯口授的东方史《海屯纪年》认为，蒙哥在进攻宋军时，乘坐的战船被宋军潜水者凿穿，蒙哥因此被淹死。这种说法没有其它史料的支撑，因而后人很少采用。
羞愧说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黄震的《古今纪要逸编》中。该书认为蒙哥是因屡攻钓鱼城不克羞愤而死的。《钓鱼城记》也说，王坚为了刺激蒙古军，向城外抛扔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大鱼和几百个蒸面饼，附上一封信，上面写道：“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钓鱼城也不可能得到手。”蒙哥见到后，羞愧难当，一激动就发愤而死。
染疫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钓鱼城之战刚开始阶段，蒙哥命纽赴涪州，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纽所部因不适应四川气候而首先流行疫病，“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进攻合州的蒙古军也为疫所困，史天泽部“军中大疫”，士兵一个个病倒死去，一度想班师退兵了。由于蒙古人从未预料会得疫疾，军中也没有准备什么防疫措施，但蒙古人知道喝一定数量的酒可以抵抗疫病，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又有一定作用，所以蒙哥汗决定在部队中推广。《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云，月举连赤海牙随蒙哥汗攻合州，奉命修曲药。酒曲做出后，分发给士兵，“以疗师疾”。1307年，波斯政治家剌施特哀丁的《史集》第二卷记载，当时蒙哥也染上了疾病。他下令全军喝酒来对付疾病，自己也坚持饮酒，但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驾崩于军中。
蒙哥死后，蒙古军无法逗留，只得全军北撤，川中的形势顿时缓和了下来，可以这么说，蒙哥之死影响了宋蒙关系的历史进程，那么对于蒙哥汗死因的各种争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元朝末代皇帝的生父之谜
元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生于延枯七年（1320），是元明宗的长子。至顺四年（1333），他只有十三岁，被权臣拥立为帝，成了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根据《元史》的记载，顺帝的生母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居于金山之北，明帝到北方时，见到了貌美品端的她，就收纳为妃子，之后生下了顺帝。照理说，关于元顺帝生父母的记载是比较明确的，不该有什么疑问。然而，从元朝开始，有许多人对元顺帝的出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提出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看法。
第一个提出顺帝不是元明宗儿子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泰定帝死，图帖睦尔在权臣燕铁木儿等人的支持下，自江陵入居大都，被立为帝。但文宗考虑到其兄和世王束是武宗的嫡长子，应让位于他，所以派人到漠北迎和世王束还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宗。明宗即位数月，就为燕铁木儿投毒害死，这样文宗第二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次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帖睦尔被迁徙到高丽，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触。在这样的一种皇位争夺背景下，至顺二年（1331），文宗诏告天下，说明宗在生前一直声称妥欢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将妥欢帖睦尔移到广西静江（今广西桂林）去了。这件事由于影响较大，所以宫廷史册《脱卜赤颜》和明初修的《元史》均有详细记录。不过就事实来看，文宗说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主要的意图恐怕是为了保住皇位，因为明宗的长子应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自文宗提出后，再加上顺帝是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历代文人对他的出生就格外关注。元末明初有个叫权衡的人在《庚申外史》一书中，从文宗的诏书着手，将顺帝的出生妙笔生花成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顺帝的父亲变成了宋恭帝赵。书中记道，德二年（1276），元军入临安城，幼帝赵、皇太后全氏与宗室、宫人、文武官员及太学生等数千人被俘北上。这年五月，赵来到上都，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之后赵在白塔寺中为僧，天天念经吃斋，后又奉诏迁居甘州山寺。有一位赵王可怜赵上了年纪，但仍孤身一人，遂将一个回回女子送给他作为侍妾。延七年（1320），这位女子生下一子。当时元明宗正好前往北方路过此地，突然见到寺庙上面有五色云气缓缓上升，像一条龙的形状，遂走前来察看。他来到赵的居室，得知他刚生下一个儿子，一看，很招人喜爱，就收为养子，并将母子二人都带进了宫内。
权衡《外史》的传说，引起了后人对顺帝生父的探索，各种各样的传说猜测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清晰，内容更加丰富，故事特别生动。在明朝人的一些作品中，对顺宗是赵的儿子、明宗的养子的说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丰富论证。明朝史家谈迁更是将这则故事当作史实载入他的名著《国榷》中，余应、何乔新、程敏政、钱谦益等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明朝也出现了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称元顺帝确是赵的儿子，但是个遗腹子。元明宗北上见到赵的妻子时，十分喜欢，强行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赵的妻子此时已有身孕，嫁给明宗不久就生下了顺帝。这种说法见诸于袁忠彻《符台外集·纪瀛国公事实》中。从所述内容来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将前面的传说进行修正，以使它与《元史》的记述互相没有矛盾。
清朝及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仍然认同顺帝是赵儿子的说法，万斯同、全祖望及王国维等都有专门文字进行考证。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辽、金等都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元人也同样是如此，元明帝收养赵的儿子在当时是符合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可能性较大。至于说顺帝是赵的遗腹子，从出生年月上看，有许多地方不相符合，这种说法很难使人确信。
当然更多的人并不相信上面的传说是真的，他们认为元顺帝的生父确是元明宗，根本不可能是赵。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文宗的诏书并不足信，《庚申外史》和明朝余应之等的诗文是“委巷俚鄙之谈”，根本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对《庚申外史》这本书评价较高，但对其中称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这一条进行了辨证，认为是无稽之谈。指出明朝袁忠彻、权载之、程敏政、钱谦益、余应之的；诗文中谈到的这件事，发端都是《庚申外史》，经对事实核查，“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主要是直到元朝中叶，仍有一些宋朝遗民对元朝灭宋十分愤恨。当他们见到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就乘机编造故事进行发泄。明人恨元朝蒙古人，于是也附合上去加以渲染流传，使这件事传播得很广，影响较大。《总目提要》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所以清末民国初年的一些有关元朝史书，如魏源的《元史新编》、柯劭的《新元史》等，都没有将赵是顺帝的生父作为信史采用。
明人提出的赵昆是顺帝的生父，从目前所占有的史料来看，还难以使更多的人坚信。因为正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所有的观点其实是来自一源——《庚申外史》，因而资料并不充分。但我们又如何面对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儿子之类的话？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位而采用的伎俩是否讲得通？希望能有更多资料的发现来解决这个历史疑案。
忽必烈定都大都之谜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常征召儒士到漠北去为她的孩子们讲学，因而使忽必烈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多岁时，忽必烈与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过从甚密，海云将他的弟子子聪推荐给忽必烈，经常向他请教。子聪俗姓刘，名侃，后改秉忠。之后，忽必烈又召纳了赵璧、郝经等众多儒学名师在身边。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接大汗位。因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漠南大兴汉法，试行仁政，取得了较大的效果。这一切引起了蒙哥的猜忌，一部分宗亲大臣也进行挑拨，认为忽必烈在拉拢中原人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腿疾而收回了他的兵权，同时设立元世祖出行图钩考局，派人到陕西、河南检查财赋，借机铲除忽必烈的下属党羽。儒臣姚枢进言对忽必烈说：“大汗在国是君，在家是兄，你难与之抗衡。不如将妻子儿女送归汗廷，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或许可消除大汗的怀疑。”忽必烈依言将妻女送到和林，自己又去亲见蒙哥，说明自己在漠北的所作所为。行汉法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知道只要行汉法，就能得到汉族人的支持。
1260年，蒙哥率军进攻南宋四川钓鱼城时，病死在军中。这时忽必烈正率军在渡淮攻打鄂州。消息传来，许多人认为他应撤兵北归，夺取汗位，而忽必烈认为不能无功而返，仍渡过长江，进围鄂州，与宋军贾似道对峙。这时忽必烈得到妻子的密报，其弟阿里不哥正在谋继汗位，他就采纳郝经的意见，接受贾似道求和的要求，率师北归，于这年年底回到燕京。1260年，忽必烈不顾蒙古传统惯例，在开平自行召开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在塔尔察儿等一部分王族的支持下，登上大汗宝座。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里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被推选人必须经过一番形式上的推辞，才能即汗位。而忽必烈的上台，仅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因此他的即位许多蒙古贵族认为是不合法的。几乎同时，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开大会，受到另一部分贵族的拥护，宣布即大汗位。于是蒙古汗国出现了两个都自称合法的大汗。
从总的来看，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更多，但忽必烈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他发兵迅速控制了川陕地区，亲征和林，封锁了运输线，使阿里不哥无法从汉地获得粮食而陷于困境。之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财力物力越来越贫竭，渐渐众叛亲离，西北诸王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到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击败阿里不哥，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先是海都等一些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次兴兵问罪，一度占领哈刺和林，之后昔里吉和乃颜等也先后叛乱。这些事件在说明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可能在消失，他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丧失对漠北的控制力。
北京北海琼华岛
阿里不哥虽然已经击败，但不能保证他不东山再起，东北、西北诸王也不能全部消灭，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忽必烈觉得定都和林就有冒险的成分，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战胜阿里不哥之后，1264年8月，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忽必烈马上赞同，下诏修治宫室城池，作为中都，这时的中都已事实上作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了。
北方政局略为稳定后，忽必烈开始了进攻南宋。1267年他再度攻宋。占领襄樊后，灭亡南宋的时机也告成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宋地，如何有效地对西夏故地和大理、西藏等地进行管理，忽必烈及其身边的智囊团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迁都。
早在蒙哥汗时，忽必烈就经营漠南，培植了强有力的汉族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登位时，大臣霸突鲁就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以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所以迁都之议从即位不久即已开始。之后由于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减弱，从有效控制中原之地考虑，于1272年正式迁都。他自己也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说明迁都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至于一些观点认为忽必烈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结果，迁都是考虑到了经济上的原因，恐怕都不是事实。
元顺帝昏庸之谜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时人评价他是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翻开史书，确也如此。
在顺帝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耻之徒极尽谄媚，尽力投其所好，引导着他一步步走向吃喝玩乐。有一个叫哈麻的官员，原是一个小小的侍御史，因宰相脱脱的缘故，深受顺帝宠爱，这时他向顺帝推荐西方和尚的揲儿法，说这种叫“大喜乐”的练功法能使人身上的气流或消或胀，或伸或缩，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顺帝听后大喜过望，每天与哈麻等人一起练功。哈麻的女婿秃鲁帖木儿也是一个极尽巴结能事的心术不正分子，他迎合顺帝所好，向他举荐了西蕃僧伽磷真，说这个和尚特别擅长“秘密法”。秃鲁帖木儿开导顺帝说：“陛下虽位居万乘天子，富有四海，但不过就是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多少长？你要延长寿命，必须学习秘密大喜乐法练习禅定。学习这种禅定法后，才真正会感到其乐无穷。”想不到头脑发昏的顺帝竟然会深信不疑，任命了秃鲁帖木儿等十人为“倚纳”，天天与他们一起演习大喜乐法。
为了在练功时不被打扰，顺帝在上都还修建了庞大的穆清阁，连延数百间房子，每间内都安排一个女人在里面，说是为了练习大喜乐必须这样做。练功时还不忘看女人的艳舞表演，顺帝还特地挑选了宫女三圣奴等16人天天在宫内演出，起了个名字叫十六天魔舞。在他的倡导下，宫中兴起了演习大喜乐和跳天魔舞的热潮。每天看这些天魔舞女的演出十分过瘾，但又害怕大臣们知道后劝谏，顺帝就让人挖了地道把天魔舞女藏于其中，每天秘密到地道中和舞女们鬼混，男女裸体，聚众淫乐，白天连着黑夜，至于国家大事，这时早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顺帝还独出心裁，不断翻新花样，自己设计，在内苑造龙船，长120尺，宽20尺，船的上部有五个大殿，全部用五彩金饰妆饰，用水手24人，皆穿了金紫的衣服。船一动，船头的龙首、龙眼、龙口、龙爪和龙尾都会跟着动起来。每天他和嫔妃、宫女们乘坐这只龙船在后宫至前宫的湖中往来游戏。他爱看舞蹈，在厚载门高阁建起了舞台，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里观赏。他的心中这时已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大臣们上朝，不问政事，却为大臣设计房屋的模型，亲自“削木构宫”。尽管他所做的模型只有一尺来长，但里边栋梁楹槛，样样具备。他还选了108个僧人，大搞游皇城活动，每次涉及的人要好几万，所费财力和国力不可胜数。
在这样一位荒淫腐朽的皇帝统治下，整个国家已是凋残败落，各地起义反抗云涌蜂起。宰相脱脱认为哈麻是引诱顺帝走向荒淫的罪人，希望顺帝将他革职查办，顺帝听后不高兴了，说当年哈麻是你举荐的，现在又要撤他的职，到底是为了什么？接着他又说：“撤职大可不必。人生几何，及时行乐为是。军国大政，有卿主持，朕可放心，你少讲几句，我就能长久地快乐，如此人生知足矣。”说完还哈哈大笑，气得脱脱两眼发直。
脱脱对他说外边的形势现在十分紧张，各种灾害变异不断，农民土匪到处都在造反，顺帝遂派脱脱总管各路人马南征。至元十四年（1354），哈麻诬陷脱脱，顺帝不辨真假，先是下诏撤了脱脱的兵权，安置淮南，后又命他去云南，所有家产，没收入官。脱脱终于被害死在云南。之后，元军迅速解体，政府中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乘机蓬勃发展，元朝统治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为躲避兵锋，率三宫后妃、皇太子妃等仓皇北逃沙漠。几年以后，因痢疾死去，年51岁。
这样一个昏庸的帝王，将元朝大好江山拱手让人，按理来说，是丝毫不值得我们有任何动情的地方。不过有人指出，元顺帝的腐朽昏庸并不是他的本质，刚登上帝位时他不是这种样子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改革精神的好皇帝。
顺帝即位时只有13岁，当时拥立他上台的是权臣伯颜，所以从感恩的角度他提拔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主管朝中大政。但伯颜执政后，利用手中大权，扩展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势焰熏灼，顺帝成了他的傀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伯颜的专横跋扈日益不满，逐步产生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和按照自己意志处理朝政的愿望。至元六年（1340），他在脱脱的帮助下，乘伯颜外出游猎，关闭都城大门，巧妙地驱逐了伯颜。
从至正元年（1341）开始，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整顿和改革。接受了脱脱等人的建议，他上台后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亲自考试进士，不问出身和民族。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考虑，他还想到了加强对人才的培养这个问题，为此他大兴学校，提倡文化教育，单是中央的蒙古、回回和汉人的三监就招收了贵族子弟三千多人。学校里的学习内容，他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还多次派人到曲阜去祭祀孔子。伯颜专权的时候，官吏腐败，不务政事，贪污受贿，习以成俗，顺帝明察到了这些情况，就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加强了对地方秩序的整顿。他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在开设屯用和修筑水利工程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顺帝和脱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革和整顿，当时的史书上评价很高，称之为“至正更化”。
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这些“更化”措施，其实并不见很大效果，社会积弊很深，官吏腐朽并不是短时期内造成的，所以脱脱和顺帝搞的一套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各地也没有认真执行。这时的顺帝一筹莫展了，他再也拿不出救世良方来了，失去了对治理社会的信心，不再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去治理社会，相反变得十分消极起来。哈麻之类人物的引导，对心态极不稳定的顺帝诱惑力极大，他的思想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发展，整天沉溺于淫乐之中，花天酒地，嫔妃成群，长夜宴饮，不理朝政，战备松弛，成了昏庸不堪的一代亡国之君。
可见，与列朝的末代皇帝相比，同为昏庸，元顺帝与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明建文帝踪迹之谜
朱元璋建立明朝，制定了一套嫡长子继承皇位、余子分封王爵的制度：“国家建储，礼以长嫡，天下之本在焉。”又说：“居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以封王爵。”而且还规定：“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在《明史》中记载了明朝的制度：皇子封亲王，受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就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为巩固朱姓天下，从洪武三年开始，朱元璋模仿汉高祖，大封诸子为王。此后又屡有封建，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到各地为王，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等王是其中实力最强者，诸王成了皇权的重要支柱。
明太祖对自己死后的嗣位十分重视。洪武三十年（1397），他生了大病，认为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就命足智多谋的李淑妃自尽，以防像唐朝一样出现“武后之祸”。太祖的长子朱标，为马皇后所生，洪武二十五年（1392）因病医治无效死了，再选一个继位者成了朱元璋十分紧迫的事情。朱标子朱允生下来时额颅稍偏，人虽聪颖，但仁柔少断，朱元璋觉得不是最适合。燕王朱棣智虑过人，性格像朱元璋的父亲，朱元璋十分钟爱他，一度时间想把皇位给他。朱标死时已有五个儿子，嫡子早殇，次子朱允也已长大，朱元璋要舍孙立子，不合自己制定的礼仪。于是他召开群臣大会，以欲立燕王棣之意询问诸臣，学士刘三吾当场反对：“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礼。若立燕王，那么秦王、晋王该怎么办？”这样朱允就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各地分封的藩王，都以叔父的尊严，看不起侄儿朱允，只是因父皇还活着，大家隐忍不发罢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在遗嘱中他称赞皇孙朱允人很聪明，讲究孝道，希望各位大臣尽心辅助，各地诸王驻守原地，不用赴京奔丧。几天后朱允即位，称明惠帝，改元建文，所以又叫建文帝。建文帝明白各地藩王实力强大，战功卓著，就以太祖遗诏为由，禁止各位王叔入京。燕王朱棣人已到淮安，只能调头回到北京，内心充满着怨恨。
建文帝上台后，对王叔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十分记恨。特别是力量最强大的朱棣，入朝见他的竟然立而不拜，令他十分恼火，遂着手作削藩的准备。他先是将周王贬为平民，后接连治代王、岷王、湘王、齐王等罪。接着在自己当年的伴读老师黄子澄等人的谋划下派人到北京去，控制燕地兵权，监督燕王行动。建文元年（1399）七月，建文帝走出了最为冒险的一着，他命北平左布政使张等发兵逮捕燕王，但早作准备的燕王把张等全部擒杀，以清君侧为名，打着靖难的旗帜，废除建文帝的年号，续称洪武三十二年，正式开始了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共历时四年，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开门投降，朱棣带兵入城，在任官员四处逃窜。气急败坏的建文帝下令放火烧宫，当燕王来到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不知去向，所使用的宝玺也随他一起消失。建文帝哪里去了？
正史记载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当燕王到来时，建文帝自知大势无可挽回，遂纵火自杀。《太宗实录》说，朱棣兵攻至南京城下，文武百官诸王无计可施只能前来见皇帝，建文帝想出去迎接朱棣，想不到左右的人已全部散尽，仅有内侍太监数人而已。建文叹曰：“我何面目见耶！”就关了门自焚而死。朱棣上台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就谈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阉宫自焚。”但建文是否真死于自焚，很多人表示出怀疑。因为事后朱棣命太监在火烧后的余烬中反复搜检，发现了马皇后和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却就是不见建文帝。《太宗实录》说朱棣是找到了建文帝，并令以皇帝规格举行葬礼，但明清两代从未有人提到在南京附近有建文的陵园。《春明梦余录》谈到明末有人请崇祯帝将建文列入祀典，崇祯叹道：“建文无陵，从何处祭？”上世纪30年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就认为虽然《明实录》载建文帝在宫中起大火时烧死，但明代就无人相信。清朝修《明史》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这是因为康熙时朱三太子案搅得人心惶惶，因而“故有此曲笔耳”。
没有被火烧死，建文帝哪里去了？孟森认为在宫中火起之前，建文帝逃出去了。《明史·姚广孝传》谈到永乐十六年（1418），84岁的姚广孝不能入朝，成祖到庆寿寺去看望，问姚有什么要他办。姚什么也没说，唯独说起僧人溥洽被关了很长时间，希望皇帝赦免他。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有人说他知道建文帝的去向，明成祖以其他事情的借口将他关了起来。如果成祖找到了建文帝的尸体，何必还要将溥洽关起来而追寻建文帝的踪迹？《明史》中还说成祖怀疑建文帝出走，所以派了胡到天下各地去寻找，还派郑和下西洋，如果成祖有建文帝的下落，何必还要遍访十余年？
此后有人指出，嘉靖年间郑晓的《建文逊国记》，是明确说建文帝逃出金陵城的第一部书。
照上面的说法，建文帝可能是逃出去了。逃出后的建文帝在于什么？
有人认为他是做和尚去了。《明史·程济传》说：“金川门启，济亡去。或曰帝也为僧出亡，济从之，莫之所终。”南京城攻破而程济失踪了，所以人们怀疑他与建文帝一起做和尚了。《明朝小史》对建文帝的去向说得活龙活现：太祖病重时，给了建文帝一个密封的小匣子，让他只有到了危难时才可开启。到靖难兵入城时，建文帝想起了小匣子，把它打开，原来是和尚的一份度牒。于是削发披缁，从地道中逃出。有人认为建文帝城破前与杨应能、叶希贤一起削发为僧，法名“应文”。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了《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重新造册登记，对僧人进行过总调查，目的是为了寻找出建文帝。从永乐五年（1407）起，他还派胡以寻仙人张邋遢为名四处出巡，一找就近二十年。有人指出，朱棣死后，建文帝才回到北京，迎入西内，死后葬在西山。更有人声称在西山找到了建文帝的墓地。
当了和尚的建文帝到过些什么地方？许多人认为建文帝以僧人的身份浪迹天涯，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四川、贵州、云南以及缅甸等地。有人指出建文帝曾到重庆三次，住在大竹山善庆里。有人主张，建文帝出亡在近不在远，不是在云、贵、川、粤，而是在吴县的穹隆山皇驾庵，永乐二十一年殁亡，葬于皇驾庵后的山坡上。有人认为徐霞客在贵州广顺东南的白云山间，看到建文手植的巨杉二株，树西半里的古寺，是建文所立。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是以滇为家，在最初三十多年中，为躲避朝廷追缉，他行踪不定。《神宗万历实录》记载万历二年，首辅张居正曾说：“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剃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至正统间，忽云游至云南，邮壁上题诗一首。”明代人就认为他主要在云南活动。《明史》也说：“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统五年，有僧自云南至广西，诡称建文皇帝。”明清以来流传的许多地方文献，都可说明建文帝曾在滇中、滇西留下了足迹。有人认为建文帝到南洋去了。成祖找不到建文帝，始终有一块心病，他害怕建文帝没有死，会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来讨伐他，于是派出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宣扬国威，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在郑和下西洋的人中，有的竟然是锦衣卫的人员，他们主要是针对建文帝的。
建文帝出逃做和尚的说法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为僧之说不足信，因为当时京师内宫并无秘密地道或御沟通往城外，所谓剃发为僧、云游四方，都是民间传说而已，是无稽之谈。这大概是明成祖明白自己是抢夺帝位的，“欲曲讳其自弑恶名，故反隐播此说”，这样做想说明他还没有致建文于死地，而后来的文人不明其理，“缘饰其间，遂成千古疑案”。也有人认为建文帝既非自焚，也非出亡，而是被成祖所杀而灭迹。
建文帝究竟哪里去了？如果说建文帝是自焚死了，的确是无法解释史书中的种种矛盾；如果说建文帝是出逃为僧了，但大多是笔记小说所记和民间传说，确凿有力的证据还十分缺乏。看来在短期内这个谜案是很难解决的。
明仁宗死因之谜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八月，朱高炽登上皇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突然暴崩，死时48岁，共在位10个月。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根据史书记载，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处理政务，他从开始不豫到崩于北京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仁宗死于何病。如《仁宗实录》说：“洪熙元年五月庚辰，上不豫，召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遣中官海涛驱召皇太子。辛巳，上疾大渐，遗诏天下，传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钦安殿宫中。”但对仁宗的死因，从明代开始就有人产生了怀疑，黄景在《国史唯疑》卷二中就说仁宗是“实无疾骤崩”。正当中年，无疾断然不会突然崩逝，黄景实际上是表示出了对仁宗突然死亡的疑问。
仁宗是怎么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其长子朱瞻基有关。当初明成祖立太子时，因为仁宗忠厚平庸的性格，成祖已经打算立朱高煦，但迫于舆论和太祖制订的立嫡立长的制度，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仁宗长子朱瞻基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明成祖发现这位孙子与他的性格极其相似，因而备加宠爱。朱瞻基一反其父不喜骑射的习性，熟谙武事，且善于应变，颇具口才，明成祖十分喜爱他，在二征漠北时，特命皇太孙随侍，令其有戎马军旅的磨练。朱瞻基工于心计，在保全其父储位上出了较大的力气。仁宗与朱高煦、朱高燧之间的皇储之争，由于仁宗的忠厚，表面上并没有撕破面皮，而永乐十四年有人告发高煦有谋反状如私立护卫、大造兵器等，永乐二十一年高燧纠集常山护卫王瑜等“将不利于上及皇太子”，而事后经明成祖仔细审查，二事都是言过其实。有专家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二场诬陷案的幕后策划者是朱瞻基。
朱高炽想保太子之位，但不想谋害两弟，所以在成祖面前为弟弟讲尽了好话。相反，他对这个性格与他反差很大的长子没有什么好感，因此感情上日益疏远。当仁宗即位之初，群臣上表请立太子，仁宗以一些托辞回绝，其后虽勉如所请，然态度很冷漠。在立太子的册文中，也一反册文冠冕堂皇的通例，却用了不少笔墨来晓谕太子做人的道理。
洪熙元年三月，仁宗命皇太子往祭风阳皇陵、南京孝陵，并让他留守南京。四月，命成国公朱勇等大批官员侍皇太子谒祭皇陵、孝陵。壬子（十四）日，皇太子从北京出发。当时一般走的路线是出河北，经山东，折入安徽，再到南京。整个行程，大概要花费二个月左右。但奇怪的是当五月十二日太监海涛带了诏书赴南京召皇太子时，皇太子居然早到南京了，而且还静静地等在那里。太子六月初三日回到北京，从当时的路线推断这段路快马加鞭要走十天，因而太子应在五月下旬就从南京出发了。
《宣宗实录》上记载由于太子当时没有回京，朝廷就秘不发丧。等太子回京走到芦沟桥时，中官在这里设幕次香案，“俟上至开读。上既至，闻有遗诏，恸哭几绝”。而实际上太子还未从南京上路，人们就已经在暗传“仁宗上宾”的消息了。即使在北京也没有人知道的消息，在南京人们怎会知道？看来仁宗的死是一些人早就预料好的。当时宣宗的举动言行也十分反常。有人劝他为了安全从小路回北京，他却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哉！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于是从大道大摇大摆地驱车回京。问题是宣宗怎么知道他要“始至遽还”，这不是在掩盖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吗？“非众所测”，众大臣“测”的是什么？宣宗回到北京，英国公张辅等说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宣宗踌躇满志地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说这话的时候，等于在告诉众人他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即位了，一语泄露了天机。
这一观点认为，仁宗之死必与宣宗有关。当宣宗与仁宗日益疏远并派他到南方祭陵时，宣宗开始担心了，遂作了杀仁宗夺皇位的安排。随侍在仁宗身旁的宦官海涛等人就是朱瞻基的亲信，因而仁宗的暴崩就十分蹊跷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他色欲过度有关。仁宗喜欢女色，早在为太子时就做得十分露骨。朝鲜《世宗实录》说朝鲜使臣尹凤曾把朱高炽和朱棣作过比较，回国后告诉朝鲜国王说：洪熙皇帝“好戏事”，“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朝暮”。《明通鉴》和《明史》谈到仁宗上台不久，有个著名大臣叫李时勉的给他上了一篇奏疏，中心内容是让他不要嗜欲过度。奏疏中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他说天子应该按规定有内宫制度，可以拥有许多女人，但现在成祖的大孝尚未结束，皇帝左右侍御的确不应该没有人，但现在正宫皇后还没有册立，你这样做“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特别喜爱女色，而李时勉却给他当头棒喝，触及了他的命门，仁宗怎会不发怒？遂令武士对李动刑，关进大狱，李险些送掉老命。数月后宣宗上台，因为他搞不清李自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遂亲自御审李时勉：“尔小臣敢触犯先帝，疏中讲了什么话，赶快说出来。”李时勉边叩头边说：“臣只是说皇帝谅阴（守丧）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能远离皇帝左右。”宣宗一听很高兴，直叹李时勉是个忠臣。
仁宗纵欲过度，体虚乏力，最后得了难以言语的不治之症。陆在《病逸温记》中记载：“仁宗皇帝驾崩的速度太快了，有人怀疑是被雷震死的，也有人怀疑是宫人想毒死张皇后，想不到误毒了皇上。我曾经碰到雷太监，问他仁宗是否死于上述二个原因，他说都不是，主要是他得了阴症。”得自于太监口中的消息，应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得了阴症要治好是有难度的。宣宗初年，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先皇帝嗣统还不到一年，就奄弃群臣，追查一下原因，都是俭壬小人献金石之方而导致疾病的。”如此说来，仁宗的死因是为了治疗阴症而服用了金石之药，最后有可能是中毒身亡。由于所得的病比较特殊，正史中也就无法加以记载了。
皇位刚坐10个月就暴崩，的确是可疑的。不管是被宣宗杀掉，还是得了难言之隐的疾病去世，仁宗的死值得人们去继续关注。
明英宗复辟之谜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仁宗朱高炽皇后）委托阁臣杨士奇等主持政务，政治尚能维持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太监王振是英宗在东宫为太子时的心腹。王振为人狡黠，阿谀逢承的套路最为拿手，朱祁镇年轻想玩，王振就想方设法让这位小太子玩得痛快，所以二人感情十分融洽。英宗年仅九岁就即位，他让王振掌管司礼监，但这时因太皇太后张氏的关系，王振还不敢放肆。正统十年（1145）张太后病死，王振就开始为所欲为了。英宗贪玩，他就趁机代表皇帝把军政大权抓在手里，代皇帝批答奏章，模仿英宗的口气任用官员。趋炎附势的百官们尊称他为“翁父”。
北方蒙古族的瓦刺部十分强大，新上台的首领也先屡次率军南侵，使得明朝连年边警不断。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派使者二千余人向英宗献马，为冒领赏赐，假称有三千人。王振发现这一情况后，自作主张减少马的价钱，为此也先和明朝交恶。七月，也先南侵，来势凶猛，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的城堡大多陷落。
边报传到京师，英宗即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征抵御。随后，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作出了自己亲征的决定。七月十七日，英宗不顾众大臣的劝谏，命太监金英辅佐王朱祁钰守京师，随即与王振及明军50万人到龙虎台驻营。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听说前方溃败，就下令回师。八月十三日，来到距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被围二天之后，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明军损失一大半。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英宗之弟王朱祁钰辅政。在满朝大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族，同党马顺等全部被杀。这时，瓦刺继续南下，并且带了英宗作为要挟。人心惶惶之际，大臣们提出必须另立皇帝以安定人心，兵部侍郎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九月，朱祁钰正式登上皇位，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带着英宗率大军直指北京城，于谦等率军誓死保卫。十月底，也先战败，率军退出塞外。
瓦剌内部的脱脱不花汗不满也先对明朝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朝开展友好互市。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被释回京。由于已有皇帝了，英宗只能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在南宫。景帝为巩固自己的帝位，一面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对英宗严加监视，一面废太子英宗长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朝中有些官员为维护皇室嗣位的统序不予赞成，景帝却一意孤行，不加理睬。一年多后，朱见济病死，而景帝只有一子，御史钟同等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受到景帝的惩治，皇太子问题因此被搁置不定。当时朝廷议论纷纷，有的大臣对景帝的行为非常不满。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武清侯石亨等考虑到景帝将不久人世，开始策划让英宗复辟，以谋求私利。他们找到太常卿许彬，许彬赞同，认为此举可建“不世之功”，并提议找副都御史徐有贞详商计谋。十四日夜，众人聚集在徐有贞家密谋。徐有贞问，英宗是否知道复辟的事，石亨说一天前已经密告。
十六日，正值有边吏报警，徐有贞说：“应趁机以备急为名派兵进入皇宫，谁也不敢阻拦了。”于是密谋政变的众人分别取走京城各门钥匙。四鼓时分，徐有贞打开长安门放进千余士兵，然后又把门锁上。徐有贞率众人奔向南宫，宫门牢不可开，命士兵用巨木撞击，又派士兵翻墙入内，才将门打开，挟英宗夺门而出。于是一群人簇拥英宗进入东华门，宫门卫士大声呵止，英宗说：“我是太上皇，有事见皇帝。”门卫便不敢阻拦。这样，黎明时分，徐有贞等在奉天殿拥立英宗登上帝位。
十七日早朝，文武百官在朝房只听得人声嘈杂，深感奇怪。忽然诸门大开，徐有贞号令说：“太上皇复位了。”事出仓猝，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和惶恐，只得上朝向英宗朝贺。这时躺在病榻上的景帝隐约听见钟鼓齐鸣，大惊失色，问身边的人，得知是英宗，无奈地说：“好，好。”英宗终于在回朝后的第七年复位了。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英宗即位后，废景帝仍为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到西宫，不久死去，年仅30岁。景帝之死，是一历史疑案，有人说是病重逝世的，也有人传说是被害死的。景帝死后，以亲王的规格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恢复景泰帝号，将墓扩修成为皇陵。嘉靖时又改建陵碑，并将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使之符合帝陵规制。明代迁都北京后，帝王过世后全部葬于昌平的陵区，惟独景帝因特殊的原因葬于玉泉山的北麓，被后人称为十三陵外又一陵。
当年拥立景帝即位的官员，如于谦、王文、陈循等或被杀，或下狱。于谦在保卫北京一战中立下了大功，使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此时却成了皇权之争的牺牲品。他对皇储争执向来置身事外，一心念国，这时被与他关系不协的徐有贞诬以欲立外藩襄王之子作皇储，用谋逆罪处于死刑。昏庸的英宗对拥立自己的人大加封赏，下诏恢复王振官名，祀其牌位于智化寺。夺门之变中的为首数人，全部晋升，如太监曹吉祥晋升司礼监太监，成为内臣之首；石亨进封忠国公，在武将之中权势最重。英宗昏庸，政治腐败，明王朝开始转入衰落时期。
嘉靖宫变之谜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夜里，天气阴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像利刃一样直刺人的心窝，紫禁城里寂静无声。站在各处的小太监们不安地东看看西看看，跺跺脚，哈一口气，一切似乎在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半夜，当世宗皇帝朱厚睡得似死猪一般时，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据《明史·后妃传·方皇后》记载：这天夜里，世宗睡在端妃宫内，16个宫女联合起来想把世宗杀死。宫女杨金英等商量后，决定等到世宗一睡熟，就用绳索套到他的头颈上将其勒死。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平素只干点鸡毛蒜皮事情的宫女们一旦要做这关乎人性命的大事情，不免就六神无主了。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慌作一团，绳子结成死扣，无法勒紧，朱厚一度被勒气绝，两眼直翻白，连声音也发不出。宫女张金莲一看这等模样，吓得半死，心想看来皇帝是很难杀死的，马上离开现场去告诉皇后，皇后带人急忙奔跑过来，解开绳子，世宗逃过一劫。
同样记录这件事情的《明实录》，事情的经过与《明史》相差无几，十分简单，但罗列了九名宫女的姓名，有蓟州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蓟州药”在有的书中写成“苏川药”。
杀世宗不死，但宫女们全部被抓了起来，关到刑部大狱。皇后下令连夜进行突击审问，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刑部主事张合将刑部审讯口供的回奏原文抄录了下来，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宙载》中。张合记载道：方皇后对刑部官员说：“好生打着问。”即重重地打一顿让她们招供。一用刑，这些女人就吃不消了。常在杨金英招道：“本月十九日，王嫔和曹妃（即端妃）在东稍间点灯时分，私下在商量说：‘咱们赶快下手吧，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等在旁边一起听着。之后杨玉香就往东稍间走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一起搓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她将绳子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拴成一个套子，大家一齐下手，将绳子套进世宗脖子里。姚叔皋（淑翠）掐住世宗的脖子，边上的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世宗脸上。邢翠莲按着世宗的前胸，王槐香按着身子，苏川药拿着他的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使劲地拉着绳套。边上的张金莲一看大事不好，跑去请皇后娘娘来。娘娘急忙奔过来，姚叔皋迎上去就是一拳。王秀兰一看皇后来了，马上让陈菊花去吹灭灯。总牌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了出去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下了。”
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方皇后召众御医进行急救。平时摇头晃脑的御医临事就吓呆了，人人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因为不下药也是死，还不如想办法医一下。辰时下药，过了三四个时辰，直至未时世宗喉咙里发出声响，吐出紫血数升，才能讲话。因抢救有功，许绅被赐赉甚厚，但不久他就得了重病，而且难以救治。许绅自己知道患此病的根源，他对家人说：“曩者宫变，我自己想，如果医皇帝无效，一定会被杀，因此惊悸过度，我现在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好的。”
上述这个审讯笔录十分详细，从商量起事到具体的经过，描述得十分清楚。这么多纤弱宫女齐心协力想杀死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是不多见的。那么，宫女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做？杨金英说王嫔和曹妃曾讲过“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指的是什么，难道她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宫女害怕得要命的原因，必定和世宗朱厚炮炼丹药有关。朱厚即位不久，采纳朝臣的建议废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但在废佛的同时，他却开始崇尚道教了。嘉靖五年（1526）道士邵元节受召入京，进献“立教主静”之说，被世宗尊为“真人”。邵元节死，方士陶仲文被授予“神宵保国宣教秀士”称号，受到宠信。自此，他逐渐不理朝政，更加沉迷于道学方术之中。他大办祭神仪式，大兴土木建玄帝宫，连政事、刑狱也由方术决定，四方官员为了取宠只能大量进献白鹿、白龟、紫芝之类的祥物。更多的方士如王金、陶仿、刘文彬等纷纷假造秘笈、丹药。世宗还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不老药，服食后可壮阳强身。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太仆卿杨最上疏谏丹药，竟被杖死。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宫女们发生宫变的原因，必定是因为炼丹药要摧残少女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杨金英等之前已经看到被虐而死的其他宫女，死时十分凄惨，因而对世宗恨之入骨，为了自己的生命只能铤而走险。这么多宫女立场一致，必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沈德符《野获编》说：“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嘉靖三十一年冬天，他下令京师内外选女孩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三十四年九月，他又选十岁以下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少女入宫干什么，主要是“供炼药用也”。有人猜测说是用宫女首次月经的经血制造“红铅”，用童子尿熬炼“秋石”。大量挑选宫女入宫虽是宫变之后的事情，但之前炼丹药要用少女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宫女很有可能在炼药的过程中连生命也保不住。
大难不死，世宗不但没有丝毫忏悔，相反觉得自己的死里逃生是天地神灵的恩遇，更加变本加厉祭神求仙。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整天与方士混在一起，焚修斋醮，装扮神仙。他喜欢用道士醮祀用的青词作谕旨，字句离奇诡异，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真正的神仙方术，到生命最后一年也没有放弃。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服食丹药后燥性过大，世宗病死。御医最后断定他的死因是“体虚过燥，补救无术”，吃了丹药，必然会发高烧。
行文至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即谁是宫变的发动者？据前引张合的审讯笔录，应是王嫔和曹妃。曹妃当时被封为端妃，世宗十分喜欢她。出事的那天夜里，世宗来到端妃宫，刚和她亲热过，两人睡在一起，说她是主谋似不太可能。一些专家认为，之所以审讯的结果她是主谋，最后把她也杀了，这与方皇后蓄意捏造有关。因为世宗宠幸端妃，方皇后失宠，遂对端妃恨之入骨。宫变发生后，整个事件的善后都是方皇后一手处理的，妒忌使得方皇后乘机把端妃也打成是主谋者之一，结果草草一审判，端妃和其他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史书中记载判死刑是奉了圣旨，但据其实是方皇后的主意。明人认为宫变“妃实不知也，以宠故及于难”，这的确是事实。世宗头脑恢复清醒后，也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从此以后他对方皇后又恼又恨。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失火，太监要冲进去救皇后，世宗不答应，皇后也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世宗心知肚明端妃是被冤死的，之后他常常觉得端妃就在眼前，越想越怕，认为是宫中闹鬼了。他曾对阁臣徐阶说：“宫变之后，内宫常有冤枉者在闹鬼。”徐阶回答说：“她活着的时候被皇帝宠幸，受了冤屈而死去，能不闹鬼吗？”
一场由小女子发动的宫变，就这样夭折了。
弘光帝亲审太子之谜
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崇祯帝杀妻砍女，并且召来了自己的儿子让他们各自逃命。随着崇祯帝在煤山老槐树上吊死去，统治了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传到陪都南京，城中官员一片慌乱。一些臣僚为再树明帜，商议拥立新君。当时思宗的从兄福王朱由崧与从父潞王朱常正避难于淮安。按世系序次，福王当立，但福王为人昏庸。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易于控制，遂联合刘孔昭等，力主拥戴福王。翰林院詹事姜日广等人认为福王品行不端，不宜拥立，主张立较贤明的潞王。双方相持不下，各请兵部尚书史可法定夺。
史可法到南京后，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干预有司，他也主张立潞王。马士英闻讯，立即密约江北各总兵，致书南京诸大臣，说已传令将士奉福王到南京即位。马士英等握有兵权，声势较大，在既成事实面前，史可法无奈地同意了。
五月初一，福王至南京，百官入贺。史可法提出，祟祯太子存亡未卜，如果现在称帝，太子一旦南来，打算怎么办？他不主张福王马上称帝。五月四日，福王上监国之位，建南明政权。十天后，福王改即帝位，以是年为弘光元年，史称南明弘光政权，福王为弘光帝。
弘光政权建立后，极为腐败。他们天真地幻想清兵在消灭李自成后能停止南侵，并且派使携带大量金银去酬谢清军。弘光皇帝不理朝政，天天在宫里纵情声色，只知道在民间选择淑女供自己享受。
根据《明季遗闻》等书记载，1645年二月，有一少年从北方南来，经南京至杭州，住进了南明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侄子高成的家中，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高梦箕不敢隐瞒，密奏弘光帝和大学士马士英。弘光帝得知消息后，慌张不安，他虽然昏庸，但知道自己的皇位是怎么得来的，如果真的太子来了，必定会危及自己的皇帝宝座。于是命太监李继周将少年迎到南京。
李继周在金华见到了太子，太子说：“朱由崧想把皇位让给我吗？”李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太监前来迎太子，顿时在金华传开，许多官员纷纷前去参见太子，一路上招待太子的官员接踵而至。太子到南京后，先被安置在兴善寺。弘光帝十分忧虑，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他先派两个原在北京皇宫里当差的太监前去观察动静，想不到两人一见太子就大哭起来。见太子衣衫单薄，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披在太子身上。太监一回来，就遭到弘光帝一顿臭骂：“太子是真是假都难搞清，就把他当成皇帝看待。就是真太子，我也不会让位的。”两个太监和李继周都被秘密处死。
太子到来的消息传到民间，引起轰动。南京百姓争相要一睹太子的风采，官员们也想先见上太子一面，将来能有个升迁的好机会。弘光帝一看此事已无法禁止，就传旨说太子的身份必须确认，不便见百官，把太子关进了大狱。
兵部有个官员上奏说，他知道太子的底细。太子名叫王子明，高阳人，是驸马都尉王的侄孙，外貌酷似太子。北京陷落后南奔，遇见高梦箕家人穆虎，是穆虎让他假冒太子来到南明的。弘光帝一听，激动万分，因为太子很有可能是假的，这样他的皇位就不会出现任何动摇的机会。他马上传旨要亲自审讯太子，这时他也有胆量让见过太子的官员前来辨认。曾教太子读书的刘正宗和李景濂被召到武英殿密谈，在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后，刘正宗马上表态：“听说太子已经死了，这个冒出来的太子我一定能够看出点问题的。”
大明门辨认正式开始。刘正宗拿出地图问图上的承华殿和坤宁宫是什么场所，想不到太子一一回答，说是自己的东宫和皇后的住所。接着刘正宗问自己以前教的课目，太子对答如流。问题问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问倒太子。太子笑着说：“如果你以为我是假的，我就算是假的。我本来就不想来争皇位，是皇伯让人接我到京的。”刘正宗知道问不出名堂，最后对弘光帝说：“样子很像太子，但回答的问题都不对。”
有个姓苏的太监忽然记起太子的胫骨上有个特别的记认，一看就知是真假，连忙向弘光帝报告。这下弘光帝就不敢让人看了，万一是真的，就很难收场了，与马士英一商量觉得还是让人辨认比较好。他们想到了被关在监狱里的方拱乾，方当年曾为太子讲过一段时间的课，如果他说不是，就很有权威了。
三月初八，刑部会审太子，方拱乾前去辨认。审问官让太子跪下，太子不答应。一个官员指着方拱乾问太子这个人是谁？太子说是方先生。方拱乾一见太子，既不敢说是假的，也不敢说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太像太子了，真假实在难辨。一个官员见到辨认失败，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你不是太子，你真名叫王子明。”太子说：“我又没有自吹自己是太子，你们不想认也就算了，你们一年前不就是站在我父皇的朝廷上吗？如今为什么这样健忘，连一个人也不相认了。”大臣们被他讲得哑口无言。最后内阁官员王铎说：“太子肯定是假的，不要再审了。”
这时，百姓间流传开来了马士英和王铎要杀太子的消息，一些大臣纷纷上疏责问。将军黄得功说：“假冒太子的结论是官员奉承皇帝的结果。是谁下结论认为太子是假的？依据是什么？应该向天下百姓交待清楚。先帝的儿子，也是陛下的儿子，怎能关进大狱？”
弘光帝看了奏本，气得要死，下旨烧掉黄得功的奏本，但迫于舆论只能再审太子。
这次审问官员是左都御史李沾。李沾事先让人告诉太子，要他自认是王子明。开审时，李沾直呼王子明，太子不应。李沾命人上刑罚，太子痛得大呼小叫。当年东宫伴读的丘致中实在看不下去了，抱着受刑的太子大哭，当即被关中大狱。
外面舆论越传越厉害，南明一些大臣对这件事也十分关注。弘光帝无奈之下只能作出对北来之人“好生护养”、“勿骤加刑”，待正告天下后再行申法的决定。太子案真假还来不及搞清楚，南明小朝廷出问题了。先是驻守在江北前线的四镇总兵为争夺地盘互相开战，接着驻武昌的左良玉部以奉太子密诏“清君侧”为名起兵，直指南京。弘光帝、马士英急调各部入卫南京，无暇再理此案，使太子案不了了之。
五月十日，清军渡江，弘光帝、马士英连夜逃出南京。混乱中，有人拥太子登武英殿，群呼万岁。清军入南京，太子不知去向，有人说被清军俘虏，有人说在乱军中被杀。太子是真是假？当代有很多人进行了考证，有人说是伪太子，也有人说是真太子，双方各说各的理由。其实，太子的真假不要说今天我们是难以知道，就连当时的人们也无法搞清，这早已是一个千古历史之谜。
闯王李自成下落之谜
顺治元年（1644），吴三桂迎清兵入关。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受到清军和吴三桂的攻击，力战后败回北京。随后，李自成率军弃京西撤，经定州、真定、固关、平阳撤至西安。次年一月，大顺农民军与清军在潼关展开激战，双方对垒月余，大顺军经顽强抵抗，不敌，遂放弃西安，自陕西商洛山区退往湖北，进驻武昌。清军水陆两路追击而至，李自成只得率军从蒲圻、咸宁南下，到达通山县。
李自成最后的行踪，一些史书的记载不尽相同，三百多年来引起了人们的许多争论。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然而总的来看，关于李自成最后死在什么地方主要有二种说法，一是湖北通县九宫山，另一为湖南石门夹山。而关于李自成是怎样死的，就有削发禅隐圆寂而终，有兵败被杀，有自缢身亡等说法。
李自成死在湖南石门夹山的说法出现于清代。乾隆年间，澧州知州何所作的《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对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说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驳斥。然后又谈到了他曾实地调查当地的老人，并且考订史迹，认为李自成在通县九宫山制造了自己已死的假象，以迷惑追击的清兵，从而脱身而去。李自成在自公安到澧州的路上，部下大部分叛去，至清化驿时仅十余骑，最后他单独行动，来到石门夹山寺为僧，取法号奉天玉。李自成曾自称为“奉天倡义大元帅”，这儿称“奉天玉”含有“奉天王”的意思。这个奉天玉死于康熙十三年（1674）。何在夹山寺旁看到了石塔，塔面写有很大的字“奉天玉和尚”。塔前还有一碑，是他的徒弟野拂所撰。何曾碰到一个服侍过奉天玉的带有陕西口音的和尚，和尚出示过一张奉天玉的画像，与史书中记载的李自成的模样很相像。而且何还怀疑，像野拂之类的人，说不定就是当时逃散的农民起义军。此后在一些笔记，如《小腆纪年》、《广虞初新志》等书中都曾引用过何氏提供的这一史料。今天在《澧州志林》上，还载有何赋《题奉天玉和尚塔院》七律一首。
民国初年，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就力主夹山说，他在《李自成遗诗存录》和《再书李自成事》两文中，对《明史》和《永历实录》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之说作了系统的驳斥，提出了不可相信的六点理由。为此他还亲自到夹山实地察看，找到了李自成写过的五首《梅花诗》。此后陆续有人支持此说。作家阿英曾将李自成在夹山出家为僧一事写进剧本《李闯王》，并在附录中作了详细的考证。
解放以后，许多湖南学者力主夹山说。1952年，何乾隆年间在夹山寺看到的奉天玉和尚塔和野拂和尚所立的碑被人发现。野拂断碑上，有“况值戎马星落”一词，看出奉天玉不是一个一般的和尚，与李自成的身世和身份相当。碑中还有句为“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这些人可能是李自成的残部，隐藏在夹山的寺庙中。1951年，奉天玉徒众所居的洛浦寺第十代僧松定，曾向县文化馆上交奉天玉和尚木像一尊和牌位一块。据松定说，这是闯王的像，是依照夹山寺奉天玉画像雕刻的，具有闯王的面貌特征。1980年。在修整夹山寺大雄宝殿时，在西墙搁梁处发现了《梅花诗》木刻残版一块，证明当年章太炎在《李自成遗诗存录》中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石门县有一位种过夹山寺庙田的老人还具体指证了在夹山寺的西坡有一大土堆，相传就是李闯王的葬地，经发掘，果然发现了奉天玉的葬地。在夹山的地下发掘到的文物还包括“永昌通宝”铜币，刻有“永昌元年”字样，而永昌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年号。在夹山寺周围地区，群众中流传着大量的有关李自成行踪和禅隐的传说。
一些学者分析了李自成为什么要禅隐于夹山的理由。这是因为夹山地区处于澧阳平原进入武陵山区的门户，既有江湖交通之便，又有退避隐匿之地，两峰夹峙，形势险要。李自成曾到过澧州，对这一带十分了解。其次在清雍正八年改土归流以前，夹山一带均属土司管辖范围，是清朝统治的薄弱环节，有较大的回旋余地。1643年3月，李自成部陷常德时，曾得到澧州土司的帮助。李自成起义后，主要在长江以北活动，北方几省认识他的人太多，自然不宜他逃禅隐匿，而湘西一带，认识他的人很少，只要深居简出，是可以隐藏得住的。
李自成隐居的目的，在最初禅隐时，他的旧部尚在，转战于湘、鄂、川、桂一带，似有东山再起的意图。但后来主要部将相继败亡，南明也已覆灭，清朝统治已经巩固，他仍兴寺聚徒，壮心未已，但终难重振金鼓，再举义旗，也就只好隐逸禅林，就此终老了。
夹山说受到了主张九宫山说学者的批评。有人认为奉天玉不是李自成，何所述不可靠。学者张国光甚至提出了何的说法有八点不可信的理由，最后他认为“何之说一无可信”，“何文纯系编造”。也有人指出，《明史》说李自成“状貌狰狞”，崇祯十四年（1641）在战争中左眼中箭，被人称为“瞎贼”，而今天见到的奉天玉画像的左眼睛没有任何问题。夹山寺中的《梅花诗》也很难断定就是奉天玉的作品，当时僧人中才思横溢的人也不少。在经过研究后，他们发现奉天玉是顺治年间从四川云游到石门夹山寺的云游和尚，也有人说他是明朝遗臣；野拂和尚不是起义军中的一员武将，而是明朝原来的官员。1996年7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专门成立了课题组研究李自成最后的下落，对涉及李自成的实录、档案、方志、笔记野史等所有材料进行了分析，并实地调查，最后研究成果由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李自成结局研究》。书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奉天玉和李自成是不同的两个人，出土的文物确凿证明了奉天玉这个人的存在，但并不能证明李自成同时期也活着。
李自成下落的另一说法认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当李自成残部到达通山县时，他令部下率军先行，自率二十余骑断后。五月，行至湖北、江西交界处的九宫山时，李自成率兵登山观察地形，不意遭到袭击，寡不敌众，遇难牺牲。这种说法影响较广，目前出版的一些工具书大都采用这种观点。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记录最早见于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齐格向清廷的奏报和南明兵部尚书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阿齐格穷凶极恶地将李自成追至九宫山下，在激烈战斗后，他听说李自成已经死了。他的奏报是这样写的：“贼兵穷窜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士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认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照阿齐格的讲法，李自成是自缢而亡，死的地点是九宫山。何腾蛟给唐王的奏报中也说：“清兵）斩自成于九宫山，以周二南死，失首级。”
此后的一些史书，都很具体地说明李自成到九宫山后，队伍散亡，李自成被乡民所杀，不过被杀的具体过程是有所差别的，地点也略有不同。如有认为是锄击而死的。《圣武龙兴记》云：“闰六月，贼晨起离走大队，以十余骑入祷九宫山，为乡民所锄。”《续九宫山志》也说：“自成毙于九宫山乡人之锄击。”《武昌志》也赞同此说。有认为是弩铳击毙的。《弋闯志》说闯王“须臾夺路，猝遭弩铳击毙。九百剽其首，尽得剑骑、缨盔、龙袍、佩玉，献于督宪军门佟。”有认为是为神所殛。《续九宫山志》在另一处说李自成在罗公山见到上面有玄帝庙，“贼见帝像，伏不能起”。《小腆纪传》也有类似记载。有认为是乱刃砍死的。《江夏县志》说李自成至通城，“以二十八骑登九宫，为窥伺计，乡兵四起，乱刃诛之”。有认为用铲杀死的。《荒书》中说自成在九宫山遭到山民伏击，随行十八骑被打散。程九伯与自成手搏，被自成压在屁股下，抽刀欲杀。九伯大叫，他的外甥听到后用铲杀自成，但当时不知他就是闯王。《明史》根据阿济格的奏报，认为是自缢而死。从被杀地点而言，有通城、通山县九宫山、通城罗公山等。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认为李自成死于通城县，1955年他又到湖北通城县为李自成墓题词，当时的学术界也比较认同，并在通城县郊修建了闯王陵。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掀起了一场李自成葬身地的讨论，后郭沫若注销了通城说，李文治等撰文考订李自成最后死于通山县九宫山。郭沫若表示赞同，有关部门在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下修了闯王陵。80年代，人们在通山县新发现了《朱氏宗谱》、《程氏宗谱》，为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提供了新的佐证。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李自成被杀地点是九宫山牛迹岭小月山西坡，经实地考察，发现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和居民点分布等，与文献史料记载基本吻合。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自成可能牺牲于通城县九宫山，该山在县城南5里左右的桃花源洞北，上有九宫庙。但李自成的确没有到过通城，当地县志仅有大顺军诸将领进入县境的记录。
反对九宫山说者认为《程氏宗谱》矛盾殊多，不足为据。《程氏宗谱》有二种版本，均修于民国年间，而且年谱中记述的时间有误，被害人是“李延”而不是李自成。他们指出九宫山说有许多可疑之处。阿济格和何腾蛟，一个在武昌，一个在长沙，关于李自成的死讯都是从降卒嘴里听来的。阿济格没有交上首级以验明正身，因为已“尸朽莫辨”，所以受到其上司的斥责。当时有许多官员表示出了自己的怀疑，如郑命寿出使朝鲜，朝鲜国王问起李自成的下落，郑命寿说李自成变服而逃了。很可能是阿济格等人为了邀功，听信谣传后作的断定。何腾蛟的报告在南明王朝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宰辅、御史等纷起而揭破何的奏报是不可靠的传闻。有御史说：“且自成或死或生，或死于吴三桂之追兵，或死于乡团之棒击，俱不可知。万一杀自成者他日且以首献，臣不知腾蛟之何以自解？且万一自成未死，而他日更出没于他所，臣又不知皇上之何以收反汗也。”学者认为，程九伯所杀者，从未自认是李自成，可能他是杀了李军的一个部将，与李自成无关。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李自成死亡的流言？有人认为那是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下的产物，只有这样，清军才会认为李自成全军溃败了，而大顺军就可赢得在洞庭湖东西两岸集结休整同南明将领谈判联合抗清的时间，同时可与南明军顺利达成妥协和联合，争取合法地位。不过持九宫山者认为李自成隐居幕后，指使所部投降南明之说根本不可信，仅是有关学者在凭己意猜测。
有的学者对大顺军的撤退路线作了详细的考察，认定当时大顺军的主力部队没有经过九宫山，占领通山县的仅是大顺军的一支小部队。
李自成的最后下落，各书记述上不同的地方有很多，湖南的学者比较主张是石门夹山，湖北的学者大多认为是通山县九宫山，双方各根据了许多资料。这个谜案一点一点的揭开，的确花费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并且仍有继续探索的余地。
努尔哈赤死因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一位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他是后金汗国的建立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努力之下，原本分散的海西、建州、黑龙江等各个部落逐渐统一起来。他创建了八旗制度，使女真的经济、文化有较快的发展，为清朝进兵关内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关于他去世的原因却有好几种讲法，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
长期以来，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最为多见的是讲他在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中为明军炮火所击，身负重伤，不治而死。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日本一个叫稻叶君山的学者，他根据朝鲜使团翻译韩瑗在明军战场上见闻的记载，认为女真在攻城时，遭到了明朝袁崇焕指挥的士兵顽强抵抗，当女真人冲到城墙脚下时，明军一齐放炮，只见炮火中女真人人马腾空，土石俱扬，死伤无数，努尔哈赤也身负重伤，回去后忧恚而死。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历史书中都赞同这种观点。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孟森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认为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是不确切的。他翻检了大量原始资料，认为在一些主要的史书中均不记载努尔哈赤中炮受重伤的事情，相反在《通纪辑要》中谈到努尔哈赤是“疽发背死”。不过他的这篇文章直到80年代才发表出来，所以这种观点到80年代以后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得到戴逸、商鸿逵、李鸿彬等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努尔哈赤与袁崇焕率领的明军作战是在1626年的正月，多次攻宁远不胜，于2月回到沈阳。5、6月间还有对朵颜三卫用兵及与科尔沁结盟的事情，活动较多，说明他根本没有受伤，更谈不上受重伤。他患的病当时也称为“肉毒病”，即俗称的“搭背疮”，一种毒疮，是老年人的危难大症，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之下是极难治愈的。时年努尔哈赤已68岁，得这样的病是十分危险的。宁远战败，是对明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而且损失巨大，他心中极不高兴，整日情绪郁忿，这都可能是他的发病原因。这年八月十一日，疽发而死，葬于沈阳福陵。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受重伤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认为是否有韩瑗这个人，即使有这个人，他是否亲眼见到努尔哈赤受伤，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朝鲜译官在宁远战斗中是在明军最高将领袁崇焕的身边，而袁崇焕还带了他到后金阵地上进行察看，那么译官看到的战况袁崇焕本人应该更加清楚，但努尔哈赤身负重伤这样一个对明朝而言极为重大的胜利，对明朝上下来说照例应该大书特书，以激奋军民的情绪和保卫辽左的决心，为什么袁崇焕本人屡次给朝廷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朝臣们庆贺宁远大捷的奏疏中也只字不提？再者，从宁远败退到死去共八个月的时间，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医治疗伤，相反去试演火器，挑选军士，准备再次进攻宁远，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身受重伤的病人能做的事情。清朝最早的一部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和《清太祖实录》都说努尔哈赤死于疾病，并没有说他受了重伤。
到底是病死还是受伤而死，上面二种观点都是各说各的。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看法，认为受重伤是事实，但后来转化成痈疽。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中，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攻打宁远，但想不到袁崇焕明军的抵抗空前顽强，而且发射西洋大炮，使后金死伤惨重，努尔哈赤自己也身受重伤，被迫解围而退。努尔哈赤一向用兵谨慎，从不轻易出战，一定要有胜利的把握才发动进攻，尤其是对明军作战，每战必胜。原本以为宁远城是用不着花费多大力量就能够占领的，但他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以致挫败。这一仗的失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他的刺激很大，他恚愤交集，百思不得其解。这年八月，他创伤未愈，又突然得了痈疽，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这种观点把受伤与忧愤成疾连到了一起，实际上是上述二种看法的折衷。
由于袁崇涣部将周文郁《边事小纪》这样的可信度较高和可以直接征引的史料在记录宁远之战上出现了阙文，《满文老档》这样的原始资料仅说是得了病，但语焉不详，这使得关于努尔哈赤死因的直接记载比较缺少，而我们得出的观点大多数是根据转手资料，产生不同看法在所难免，因此这个谜底至今还是无法解开。
努尔哈赤大妃殉葬之谜
努尔哈赤共有后妃14位，最宠爱的有二位。一位是皇后，她是叶赫部酋长杨吉努的女儿，皇太极的母亲。1603年，她年仅29岁就病死了。另一位是大妃纳喇氏，名阿巴亥，乌喇贝勒满泰女，出生于1590年，12岁时就嫁给努尔哈赤。孝慈皇后死后，她被立为大妃。大妃人长得很漂亮，在众妃子中最为努尔哈赤宠幸。尽管二人年龄相差有30岁，但大妃还是为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即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和十五子多铎，另外又收养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的第四子多罗恪喜贝勒之女。1626年努尔哈赤死，大妃在本人并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殉葬。如此漂亮年轻的妃子，按理说努尔哈赤是不会残忍到让她活殉的，那么大妃到底为什么要殉葬呢？
许多人认为大妃殉葬的原因是出于努尔哈赤的遗嘱，因为此前大妃的一些作为，引起了努尔哈赤的强烈反感。努尔哈赤在立大妃以后的年月里，南征北战，一方面和明朝作战，一方面统一东北各部，无暇顾及宫内事务。这时的大妃乌喇纳喇氏正当青春年华，不甘宫中寂寞，与比她大六岁的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产生了爱情，私下来往甚密，有时甚至深夜二人仍眷恋不归。这件事后来被努尔哈赤的一个叫代因扎的妃子告发。据《满文老档》记载，代因扎的告发内容有：“大妃曾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大贝勒接受后吃了。另外，大妃有时一天会二、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自己在黑夜里也有数次外出。”如此这般一说，也引起了各贝勒和大臣们的共鸣，纷纷说道：“每次我们在大汗家里商量国事时，大妃总是盛装打扮，披金挂银，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大贝勒，两人互送秋波。”努尔哈赤听后，十分恼怒，对大妃的不安分十分反感，但若听了这些人的话而追究这件事，那么家丑必定外扬，对自己来说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定会有损声威，而且自己又不想加罪代善，只能隐忍不发。
不久，大妃又被人告发私匿财物，努尔哈赤派人一查，还确有其事，查出的绸缎、银子还真不少。努尔哈赤骂大妃说：“你这个人心存奸诈、险恶，是个心狠虚伪的贼徒，人间所有的凶恶心肠，你都具备了。你不爱自己的丈夫，却背着我去爱别人，这样的人不杀掉还有什么用？”努尔哈赤杀大妃的心思在这时已经产生了，但当时顾虑到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还小，不忍心让他们从小失去母亲，所以才免其一死，将她废黜。但又令周围的人让他们看护孩子，不准孩子接受大妃的东西，听她的话。
1626年，努尔哈赤临死时，下遗嘱说：“大妃这个人心怀嫉妒，常常使我过得很不开心，人虽机智聪明，但如果留着必定会作乱。我已给各位贝勒遗书，待我死时让她殉葬。”大妃不想死，求各位贝勒，贝勒们不答应。在各位贝勒的逼迫下，大妃无计可施，穿戴好衣服，只能自尽以身殉葬。临殉葬前她对诸贝勒哭诉道：“我从12岁以来就事奉先帝，锦衣玉食了26年，我实在不想离开他，所以与上同殓。我的二个小儿子多尔衮和多铎希望各位多多照顾。”大妃死的时候，多尔衮只有15岁。
努尔哈赤死时到底有没有这个遗嘱？除了日本传钞的《三朝实录》记载外，其他史书并没有具体记载。从今天来看，即使有这样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不是努尔哈赤本人的真实想法，仍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很多人推测大妃殉葬恐怕另有隐情。
许多人认为，大妃实际上是皇权争夺的牺牲品，大妃殉葬是被皇太极逼迫的。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立八固山王分掌兵权，八固山王中就有代善、皇太极。当时诸王各拥重兵，互不相下。对汗位的继承，更是虎视眈眈。之后，代善、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因佐理国政，权势更大。四大贝勒中，代善和皇太极是汗位的最有力竞争者。这二个人战功都很卓著，但代善为人宽厚，而且居长（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早丧），其地位比皇太极更为优越。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就千方百计想陷害代善。当代善和大妃两情相悦时，皇太极怎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至于背后指使、布散流言蜚语等等更是可想而知。那个告密的小妃子，如果背后无人指使，怎么有胆量与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叫板？
皇太极为争夺汗位，只有将大妃及代善均打击下去，自己才能爬上汗位，所以他的一箭射去，不仅大妃被废，而代善也名誉扫地，更为重要的是离间了代善与努尔哈赤的感情，让他这个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儿子在父亲眼中地位更重。
然而大妃被废一年多后，又复立为大妃，这主要是大妃的确有可爱之处，努尔哈赤舍不得割爱，而且时间一长，发现她也没有什么大过。在代善势力的下降过程中，皇太极的权势在日益增大，忽然大妃又被立，皇太极是十分不愿意看到的。恰巧这个时候努尔哈赤驾崩，大妃就成了皇太极继位的惟一障碍。满族确有用活人殉葬的习惯，却没有汗死后必定要让皇后和妃子殉葬的成例。至于努尔哈赤遗嘱中讲大妃的一番坏话，更没有必要，纯属是皇太极矫诏而逼迫大妃致死。这时的代善，已是爱莫能助，剩下大妃孤儿寡母，也就只能任人宰割。37岁的大妃殉葬的确不是自愿，纯系皇太极逼迫所致。
与大妃同时殉葬的还有二个庶妃，一为阿吉根，另一为代因扎。代因扎就是当年告发大妃与代替有暖昧关系的那个人，告大妃与皇太极指使有关，现在也被令殉弊，应该是皇太极怕日后事情败露，借机杀人灭口，她成了皇太极皇权斗争中的真正殉葬品。
皇太极嗣位之谜
1592年，清太宗皇太极出生，他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母为孝慈高皇后。史书上说他仪表奇伟，聪明过人，脸色红润。1615年，努尔哈赤将最初设立的黄、红、蓝、白四旗扩建为八旗，22岁的皇太极为正白旗主旗贝勒。第二年，后金建立，努尔哈赤令四大贝勒共理政务，皇太极是四大贝勒之一。四大贝勒每月一人轮流值事，共同处理国家大事，权势显赫。他常随太祖征讨，运筹帷幄。1626年，努尔哈赤死，大贝勒代善以皇太极才德冠世，与其他贝勒一起请皇太极嗣位。皇太极推辞再三，但众人继续坚请，他只得遵从众人的意思，在沈阳即位。1636年，他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女真为满洲，自称宽温仁圣皇帝。可以这样说，努尔哈赤是清朝的开创者，而皇太极是清朝的奠基人，他是清朝开国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人物。
问题是后代的人们对皇太极的继位有许多疑点，大贝勒代善为什么自己不即位而非要拉了其他人一起请求最小的皇太极登基？皇太极自己说是不能违反众人的意愿而勉强嗣位，这样的一套做法是否有过分做作的嫌疑？对此，许多人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女真族选择继承人与汉人不同，汉族的嫡长子继承制并不为他们认同，谁有才能，谁就有可能得到汗位。努尔哈赤最初挑选的继承人是长子褚英。褚英18岁时因作战勇敢被封为洪巴图鲁，即大勇士的意思，深受努尔哈赤的器重。27岁时封为阿尔哈图·土门，意为有谋略之人，实际上是努尔哈赤赞赏他善于动脑子。不过，褚英性格急躁，年轻气盛，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得罪了不少人。不久，众贝勒及大臣有意发难，一再在努尔哈赤前说他的坏话，努尔哈赤渐渐对褚英有了看法。有口难辩的的褚英焚表告天，诉说自己的冤情，又被人告发是在咒诅努尔哈赤，不明就里的努尔哈赤于1613年愤然下令处死褚英。这样一来，皇太极就有了继位的问题。据朝鲜史籍《鲁庵文集》说：“老汗临死前说：皇太极能完成我的意愿。”如此说来，皇太极的即位是努尔哈赤的意思，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太极的继承汗位并不是努尔哈赤的意思，而是由诸贝勒共同推举的。努尔哈赤在褚英死后，未立嗣子，但确立了八旗制度和四大贝勒共理朝政的制度，即汗位的人必须由诸贝勒共同推荐。努尔哈赤死的当天，代善长子劝代善说：“四贝勒（指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年龄最小）才德冠世，特别得到先帝的看重，而且众人对他也诚心悦服，他应该继大位。”代善认为确是如此。第二天，诸贝勒议事时，代善提出动议，请皇太极即位，各位贝勒也表赞同。中间确有相互推让的局面，皇太极前后有三天不同意即位，而代善等人硬是拉着他登上了汗位。与各个时期刀光剑影的争抢形成鲜明对比的这种推举，并不是不可置信的，而是极有可能的。因为后金民族崇尚武功，而皇太极从小就出征打仗，努尔哈赤曾经说过：“皇太极将来是父兄的依赖，就像身体上一定要有眼睛一样。”这样看来。皇太极的军事才能确是超过其他人，谋略、威望也是在其他人之上。代善在诸贝勒中的资格最老，他一推举，其他人跟着呼应，才能卓著的皇太极就被推举了出来，这并不足为怪。
也有观点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从多尔衮手中抢来的，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就持这种看法。朝鲜著作《春坡堂日月录》说：“努尔哈赤临终前，对代善说：九王（指多尔衮）应该继位，但他年纪很轻，你可以当摄政王，以后传位给九王。代善认为这可能会使他人认为自己有夺位的嫌疑，遂立皇太极为汗。”蒋良骐的《东华录》记载了多尔衮自己的话也说“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意指皇太极是篡夺汗位的。一些人由此推断皇太极为了从幼弟多尔衮手中夺汗位，不惜让多尔衮的母亲大妃纳喇氏殉葬。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努尔哈赤痛恨多尔衮的母亲，多尔衮年纪又这样小，他无论如何是不会被立为继承者的，这恰恰是多尔衮在为自己后来的“擅作威福”寻找理由。皇太极继位后，对多尔衮这个小弟弟关心有加，尽力提拔，两人之间感情深厚，夺位之说是无从谈起的。
也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多尔衮还是皇太极，都不是努尔哈赤生前立的嗣位者，皇太极之所以能登上皇帝，是他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四大贝勒之间，二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曾参预其父舒尔哈齐的叛乱；三贝勒莽古尔泰，生母因为偷藏金帛被处死，自己生性暴躁，不得人心；大贝勒代善最有竞争力，但由于与纳喇氏的关系，被皇太极使了计谋，让他在努尔哈赤前失去了信任，所以实际上皇太极是夺了代善的汗位。
这最后一种观点，实际上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皇太极用贬低他人的办法取得了汗位，而即位后，不敢大意，又用尽心计对付三大贝勒。努尔哈赤规定的四大贝勒轮流执政，至皇太极时，因三大贝勒都是兄长，朝贺时，他们和皇太极都南面并坐，实际上仍是共同执政。1629年，皇太极以三大贝勒轮月执政，实在不好意思太辛苦三位兄长，让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每人都按月理事，实际在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稍后，又设八大臣、十六大臣与诸贝勒共同议政。二贝勒阿敏因征朝鲜后不想回来，被皇太极历数十六大罪状幽禁起来，1640年死于幽所。三贝勒莽古尔泰在朝廷里与皇太极发生争吵，又拿出刀在手里摆弄，被削贝勒名号。不久又改各大贝勒朝贺时与皇太极并坐的体制，仅皇太极一人南面中坐，莽古尔泰忧愤而死。代善因为宴请了莽古尔泰的妹妹，使皇太极大为震怒，代善几乎被削去贝勒名号。其他各旗贝勒人人震恐，只得服从皇太极的威势。代善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皇权的危胁，1635年，皇太极宜布了代善的四大罪状，革去贝勒名号，削夺职位。至此三大贝勒全部清除。
1636年，皇太极被拥立为皇帝，定国号为清。
皇太极庄妃下嫁之谜
1613年，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贝勒寨桑生下了一个女儿。当她13岁时，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练兵路过寨桑部落，发现她特别漂亮，马上派人送上聘礼，要求寨桑将女儿许配给他。当时的后金联合了蒙古各部落反对明王朝，所以鼓励后金贵族与蒙古贵族通婚。皇太极原已与寨桑的妹妹为婚，但婚后多年不育，渐渐对她开始冷淡。小博尔济吉特氏在他的兄长吴克善台吉伴送下到达后金后，皇太极十分宠爱她，先后生育了三个公主。1636年，皇太极改号称帝，封博尔济特氏为永福宫庄妃。1638年，庄妃生皇九子福临，即日后的顺治帝。福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孙玄烨嗣位，尊为太皇太后。死，谥号孝庄，史称孝庄文皇后。
这位孝庄太后，人极其漂亮，又聪明能干，颇有谋略。传说1641年清军围攻锦州城，崇祯帝派了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大军13万驰援，后被围困在松山城。第二年3月，城破被俘。皇太极派出多位满汉大臣劝降洪承畴，洪只是大骂，至后来干脆不吃不喝，只求速死，以身殉国尽忠。但洪承畴有一个弱点，特别好色，皇太极知道后，马上派庄妃穿上汉族服装前去软化洪承畴。在风姿绰韵的庄妃一番劝说下，洪承畴再也守不住自己的坚强意志，第二天就投降了清朝。
1643年，皇太极突然去世，庄妃痛不欲生，愿以身殉，但诸王贝勒大臣皆认为子女年幼，不能没有人抚养教育，合辞力劝。皇太极死前没有立继承人，这时诸王兄弟都有窥视皇位的念头，其中皇太极弟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最有力量。然奇怪的是多尔衮没有自立，而是立庄妃年方六岁的儿子福临为帝，自为摄政王。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的权势不断扩大，想做皇帝的念头也日益增强。1644年，他率军攻占北京，明朝百官对他山呼万岁，关内外只知有摄政王而不知有皇帝。四个月后，孝庄与顺治也来到北京，发现这时的多尔衮大权独揽，广树亲信，排斥异己，北京城成了多尔衮的天下。这种形势之下，福临的皇位岌岌可危，于是孝庄皇后按照满族父死则妻其后母、兄死则妻其嫂的习俗，纡尊降贵，下嫁给多尔衮。通过下嫁来笼络和控制多尔衮，巩固福临的地位。这个政治婚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与阻止多尔衮夺位称帝的作用，使多尔衮至死也没有登基。
在正史中，孝庄下嫁是没有明确记载的，因此许多人对下嫁之说十分怀疑。上世纪30年代，孟森发表了《太后下嫁史实考》，认为根本不存在下嫁的事实。他考证了许多资料，从而推断道：“既未下嫁，也并无暧昧。”也有人认为，多尔衮之所以皇太极死后没有自立，主要是自立的条件不太成熟，八旗中的两黄旗只效忠皇太极，并不肯让皇权旁落。多尔衮立福临，既可以堵住别人的嘴，又可以随时将他废掉。多尔衮占领了北京后，先后为自己加封了“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等尊号，控制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将竞争对手豪格下狱迫害致死后，将豪格的妃子收为己妃，还派人到朝鲜挑选王族的女子为妃。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明朝遗民对清朝统治者怀有深刻仇恨，部分清朝大臣对他也十分不满，多尔衮迎娶豪格妻子的事，很快就被轻而易举地改成娶皇太后，成为太后下嫁摄政王。后来的许多历史文学小说如《清稗类钞》、《清史演义》等都据此演绎，以讹传讹，孝庄皇后下嫁小叔子多尔衮的事俨然成了历史事实。
更多的人认为，孝庄下嫁是可能的。按满族习俗，下嫁小叔子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后人因受了汉人的影响，觉得这样做不太体面，所以就把史书中相关的内容全部毁掉，使得人们无法从正史上得到历史真相。清人蒋良骐《东华录》说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既称皇父，又深入内院，显然是把皇后当作了妻子，把福临当作了儿子。如果太后没有下嫁，太后和皇室亲王贝勒是万万不能接受的。《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书后有刘文兴的跋，谈到他父亲刘启瑞奉朝命在库房里翻档案，找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这可以说是最有力的证据。孝庄皇后死时，对康熙说：“太宗皇帝安葬已久，他的梓宫也有很长时间没有动过了，不可为我而去打开。我心里想着你们父子两人，不想远离你们，一定要在孝陵的附近为我找一块地方安葬，这样我也心满意足了。”这样的做法明显违反清朝的丧葬制度，实际上是她有难言苦衷，因为有了下嫁多尔衮，再同皇太极合葬就不合情理了，所以康熙只得把她的灵柩停放在东陵，雍正时才葬入东陵地宫。
南明鲁王大臣张煌言听说这件事后，曾讥笑清廷的悖德乱伦，有《建州宫词》说：“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又说：“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暗示顺治帝不是龙种。因为多尔衮母亲死后，哥哥皇太极收养他在宫中。孝庄进宫时，仅比多尔衮小一岁，难保两人以前没有暖昧关系。多尔衮决定立福临为帝，可能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其实，孝庄是否风流、是否下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位伟大的皇后在多尔衮死后，是怎样精心辅助13岁的顺治开始亲政；顺治死后，她又是怎样全力辅助康熙主政。她的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政局的变化，她对清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大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顺治冲龄称帝之谜
1643年，皇太极突然“无疾”而崩。由于生前并未指定谁是嗣位者，新皇帝的人选一下子变得十分敏感。
如果按汉族人的通常习惯，当然继位者应该是豪格。皇太极有11个皇子，豪格年龄最大，时年34岁。他早年随皇太极四处征战，立有战功。皇太极称帝时又晋封为和硕肃亲王，与他的叔叔阿济格、多尔衮、济尔哈朗等并列于朝。豪格得到皇太极所领的两黄旗部下亲信大臣索尼、图赖等人的支持，实力较强。皇太极其他的儿子如叶布舒、硕塞等年仅十五六岁，既无战功，又无地位，高塞、福临等仅是小孩子一个。从表面上看，豪格继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皇太极的兄弟们中，也有多人垂青皇位，如睿亲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等。这些人中，努尔哈赤的十四子、皇太极的异母弟多尔衮权势最强，战功居多，他的正白旗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他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及其他一些诸王贝勒，看看自己没什么大希望，都愿意他继位。
两个最有实力的人都看中了帝位，并且各不相让，一场宫廷动乱随时会发生。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多尔衮到三官庙，召索尼讨论册立的事情，实际上想摸个底。索尼说：“先帝有皇子在，一定要立其中的一个，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把多尔衮顶了回去。这天晚上，图赖也到索尼处商量，认为一定要立一个皇子，并定下了用武力决斗的计划。第二天天刚亮，两个黄旗的大臣一起集中到大清门，命令两旗士兵张弓搭箭，将宫殿包围起来，然而带兵来到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两庑，索尼等抢先说一定要立皇子，因皇子中豪格希望最大，实际上想立豪格。多尔衮让大家先退一步，自己和阿济格、多铎商量该怎么办。多铎等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犹豫不决。多铎说：“如果你不想当，就应该立我，因为先帝的遗诏中有我的名字。”多尔衮说：“豪格在遗诏中也有名字，不单独是你。”多铎又说：“如果不立我，按年龄当立礼亲王代善。”代善说：“如果睿亲王自己当皇帝，那是大清国的福音。如果不即位，就应该立一个皇子。我老了，不能胜任皇位了。”
面对一触即发的险境，多尔衮尽管自己很想登上皇位，但从大局出发，果断决定自己不立为王。但是在不能自立为王的情况下，又玩弄起权术，在诸皇子中想选一个小娃娃。经过一番权衡，结果九皇子福临意想不到地选中，被捧上了皇帝的宝座。福临称帝，一方面把豪格势力压了下去，另一方面多尔衮可以利用叔父摄政王的地位独揽朝廷大权，达到个人的目的。
至于为什么在诸皇子中选择福临，一般认为是与皇太极庄妃有关。庄妃人长得很漂亮，与多尔衮一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且代善也支持福临即位。传说后来庄妃下嫁给了多尔衮，所以多尔衮在这时挑选福临也不是漫无目标的。
其时还发生过奇怪的一件事情。多罗郡王阿达礼曾对多尔衮说：“睿亲王应该即大位，我们都会跟着你的。”固山贝子硕托也派人对多尔衮说：“内大臣图乐格及御前侍卫等人都和我计谋过，睿亲王应该自立。”这两人后来又到代善家，对代善说：“众人都已议定睿亲王应该登位，你为什么沉默不语？”事后，多尔衮和代善当众将这件事进行了揭发，多尔衮还以扰乱国政罪将两人杀死。多尔衮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拥护自己的人当众处死，大概主要想讨好庄妃，同时笼络人心，让大家觉得自己对皇位是没有非分之想的。
就这样，福临在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情况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当时还未满六岁，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孩皇帝。第二年，改元顺治。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去世，福临开始亲政。
顺治帝失踪之谜
世祖出家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是说顺治帝因爱妃董鄂妃之死，悲恸万分，痛苦异常，最后竟看破红尘，跑到五台山清凉寺当了和尚。这一说法流传得十分广泛，后代还据此派生出康熙皇帝五台山认父的故事。那么，历史上的清世祖真的出家当和尚了？要讲清这个问题，还得从他的几个皇后谈起。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六岁登基，只活了24岁，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福临共有三个皇后，14个具有名位的嫔妃。当他11岁时，摄政王多尔衮派亲王阿济格到蒙古为他选聘皇后。满蒙联姻是清初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只有联姻北方才会安定，皇太极有封号的后妃，几乎全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多尔衮为顺治选的新娘是孝庄太后哥哥吴克善的女儿，孝庄太后自然是十分赞成。顺治八年（1651），册立为皇后，举行大婚姻礼。然而顺治并不满意皇后，婚后两人关系不和，长期分居，并未生下一子半女。顺治十年，皇帝下令废后。当时多尔衮已死，皇帝也已长大，孝庄见两人难以和好，遂默许皇帝另择皇后。1654年，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两个女儿被接进宫中，一个月后，姐姐被册封为后，即孝惠章皇后，妹妹封淑惠妃。这个皇后十分淳朴，没有什么特长，所以顺治对她横竖不顺眼，态度冷淡，皇后和淑惠妃都终身无子。这时，顺治看上了另一个女子，她就是董鄂氏。
董鄂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内大臣鄂硕之女。15岁那年应选秀女，因她聪明漂亮，知书达礼，被顺治同父异母弟襄亲王看中，成为他的妃子。当时的贵族命妇要轮流到宫中侍候皇帝的后妃，这样董鄂妃就有机会接触到顺治，二人彼此萌生出感情。襄亲王知道后，大骂了董鄂妃一顿。此事被顺治听说，竟然打了襄亲王一记耳光。老婆跟别人私通，还要遭打，襄亲王受不下这口气，怨愤致死。顺治乘机将董鄂妃收到宫中，册立为贤妃。
孝庄太后在选择皇后问题上与顺治早有矛盾，她希望顺治在蒙古部落中挑选后妃，但现在董鄂妃的出现，使得蒙古的后妃均受冷落，孝庄的忌恨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孝庄发现了顺治与董鄂妃之间的感情后下令停止命妇入宫，但为时已晚。1656年12月，顺治正式册封董鄂妃为贵妃，并照册立皇后的仪式颁诏天下。次年10月7日，董鄂妃生下皇四子，第二天顺治宣称皇子是“朕第一子”，弄得宫内宫外都猜测这位新生儿一定是将来的皇太子。孝庄太后忍无可忍，要设计构害董鄂妃。冬天来临，孝庄太后忽称身体不适，住到京郊南苑，谕旨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谕令传到董鄂妃所在的承乾宫，她不得不冒着寒冬从京城赶到20里外的南苑，向太后问安，并朝夕侍奉，很快形销骨立。更为想不到的是，三个多月后，皇四子夭折，董鄂妃一下子受不了打击，此后在忧伤中苦度三年，病逝于承乾宫，年仅22岁。
董鄂妃死后，顺治帝悲痛万分，大办丧事，追封她为孝献皇后。半年后，顺治帝也从清宫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么，顺治帝到哪里去了？
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对顺治帝的失踪有许多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为出家说，二为生天花而死说，三为出家不成生天花而死说。
出家说认为顺治帝在董鄂妃死后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看破红尘，于1661年正月抛弃帝位，躲到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去了。这种说法在一些野史、文学作品中特别流行。他们认为清初著名文人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是为顺治帝五台山进香所作。康熙帝曾四次巡幸五台山，前三次是为了看望顺治，第四次去时顺治帝已逝世，康熙吟诗哀悼，诗中悲痛之情十分动人。顺治帝一向喜佛，宫中有木陈、玉林两位禅师天天与他谈佛。他曾对木陈说：“愿老和尚不要将我看成天子，而把我当作走到你庵中的一个弟子。”他还表示：“人的一辈子最放不下的是财宝和妻、子。我对财宝无所谓，妻、子也是像风云聚散，没什么大的关系。如果不是还挂念着皇太后，就随老和尚出家去了。”顺治帝从宫中失踪的前几天，还叫最信任的太监吴良辅到悯忠寺削发做和尚。如此，在爱子宠妃先后去世的情况下皈依空门，是相当有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是顺治帝生天花而病死在宫中。清朝入关时，天花流行，疫病泛滥，人们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传染病。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日，京城沉浸在春节的欢庆气氛中，这天顺治帝前往悯忠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仪式。下午回宫后，顺治帝觉得十分烦躁，伴有高烧，遂卧病在床，实际上已感染了天花病毒。宫女、太监们奉命撤去刚刚挂上的门神、对联、彩灯、彩带。正月初四日，朝廷正式向文武大臣宣布皇帝患了天花病，并“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外界官民始知顺治帝得了天花。初六日，顺治帝感到自己活不长了，“患痘势将不起”，急命太监传谕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速到养心殿记录遗嘱。王熙等垂泪从命，在床前草就遗诏第一段，见顺治已累得疲惫不堪，奏请皇帝暂歇，待他们拟就之后，再请皇帝御览。二人赶紧到乾清官西朝房连夜起草遗诏，然后又赶到养心殿呈皇帝过目。顺治帝勉强挣扎着将遗诏修改了三遍，直到次日才定稿。初七日，病情更重。傍晚，下诏释刑狱。半夜里，“圣驾宾天”，24岁的顺治帝崩逝于养心殿。天花夺去了一位正值春秋鼎盛年的皇帝的性命。这种观点认为由于顺治帝年纪很轻，且得天花后发病极快，仅病五天就不治身亡，所以在民间出现了种种谣言和猜疑，甚至故意渲染他平时的好佛，把他说成到五台山“出家”了。
第三种看法实际上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折衷。即既承认顺治帝好佛，也承认顺治帝得了天花去世，但认为他没有出家。1657年，年仅20岁的顺治结识了当时的一个高僧憨璞聪，原本就十分笃信佛教的他更加热衷佛事。此后，他又先后结识了木陈、玉林、茚溪森等高僧，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佛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频频召他们进宫讲经说法，而且亲执弟子之礼，还让玉林给他起了个法号“行痴”。董鄂妃死，他的感情受到了极大创伤，于是整天沉迷于佛法之中，除召见茚溪森等和尚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38次造访他们，时常作彻夜长谈，昏昏欲睡。后来他决意隐遁佛门，摆脱尘世中的烦恼，终于在1660年10月初，坚请茚溪森为自己举行净发仪式，准备到五台山当和尚。但这激起了整个朝廷的恐慌，孝庄皇太后为首的诸王贝勒们慌乱不堪，急忙设法阻止。
这时吴兴报恩寺的主持玉林接到朝廷诏书，说皇帝出外骑马受到惊吓，让他前来证道。他到了北京，听说自己的弟子茚溪森为皇帝进行了剃度，勃然大怒，在宫外某寺架起柴堆，下令捆缚茚溪森，打算当场用火烧死。顺治见状无奈，只得向玉林表示自己愿意重新留发，不再出家了。
痛失爱妃，想出家又不成，顺治整日郁郁寡欢，本来身体已十分虚弱的他再也支撑不住了。不久他又染上天花，在短短的几天中离开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