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是中国人中数量最庞大的人群。四川人又是中国人中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心理因素稳定、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群。总的说来，“巴蜀同俗”，但同是四川人，由于生理因素和自然、社会环境等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在性格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细微的区别来，在方言上也有很大差异。成都人与重庆人是两种不同类型和特点的人群，他们之间在人格上的差异，体现了四川人内部的细微差异。一般以成都人为川西人，古为蜀；重庆人为川东人，古为巴。最早在《华阳国志》中就已有明确论述：
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敝，精敏轻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
其意是，江州（今重庆）以东，由于邻近楚境，所以居民们保留较多的巴、楚习俗，显得姿态敦厚庄重，性格强悍。垫江（今合川）以西，由于接近蜀境，所以居民像蜀人一样，精明能干、轻浮急躁。充分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环境对居民性格的影响。《华阳国志》中还记录了一句汉、晋时流行的成语：“巴有将，蜀有相”。后来人们常用“成都尚文”、“重庆尚武”来概括两地居民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外地人也评说：重庆人性格豪爽直率，成都人柔弱狡猾。“重庆崽儿砣子（拳头）硬，成都妹仔嘴巴狡”。
四川盆地在秦时置巴郡和蜀郡，汉代叫益州，唐代改为剑南道，后分为剑南东川道和剑南西川道，自此便有东川、西川之分，简称为“两川”。到唐玄宗时，又增设了山南西道，包括陕南和川北地区，于是就有了“三川”简称。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将上述三道改为益、梓、利三州，又新置夔州，这样便有了“川峡四路”，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才在一份诏书中，将这四州简称为“四川”，从此有了“四川”之称。直到清康熙时，在公元1712年的一份圣谕中才第一次提到：“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从此才有“四川人”之称谓。
四川盆地是由川西平原、川东丘陵和川南高原三个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所组成，生活在这三个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四川人，由于历史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反映在他们身上的性格特征、方言、民风也呈现出三个不同类型，真可谓“三分天下四川人”。据陈世松《天下四川人》一书研究认为：
川西人“尚文”：川西平原上生活的就是蜀人，由于生存环境优越，自古发达的农业经济，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在浇灌出一片繁荣富庶的沃土的同时，也塑造了这方居民的机敏、文弱、尚文的个性。在汉、晋、隋、唐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此区居民性格特征的记述，如说此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精敏轻疾”；“文多于直，故其民柔弱”；“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等等。川西人机敏、文弱、尚文、灵活。这地区民风尚奢，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衣食不期而至，繁荣富庶养成这地区人自来喜欢游乐、注重饮食、爱好文学音乐、爱泡茶馆、害怕兵燹的习性。迄今川西人悠闲自得，生活节奏缓慢，茶馆之多，堪称全国之冠。这里“物华天宝”，才有众多智者文人，堪称“人杰地灵”。在这尚文的川西平原上，产生了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的文学巨匠，如司马相如、扬雄、王褒、李白、三苏、杨慎，以及近代的郭沫若、巴金、李人、沙汀、艾芜等。
虽说川西蜀人“尚文”，但由于四川地处西部，较少受理性的束缚，保留了较多的原始性，自古“鄙陋有蛮夷风”，具有一定的“蛮性”和“野性”。左思在《蜀都赋》中也指出：这地区“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说明至汉代，蜀人还保留以刚毅、强悍、尚武为标志的许多“西戎”特色。直到宋代蜀人苏辙在《蜀论》中还指出：
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竟，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尽诟而不能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撼不泄之气。
也就是说，蜀人非到忍无可忍时，才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平时看他们好像“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只有到了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他们才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投身保家卫国的洪流中，作出无私奉献。
成都姑娘就是这样得蜀水灵气，嘴劲十足，小嘴不饶人，骂起架来尤其厉害。有人把她们比作书法中的“行草”，音乐中的“流行歌曲”，国画中的“赭墨”，文学作品中的“散文诗”……
川东人“尚武”，川东丘陵上生活的巴人，原本是一支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只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被楚人所逼，才辗转从湖北宜昌清江流域一带逐渐迁入今川东丘陵地区。以后巴人长期保持山地农耕兼渔猎生产，是我国历史上一支强悍的以战斗为职业的部落。艰险恶劣的自然环境锻炼了巴人强健的体魄，铸造了他们坚强、直率的心魂。川东地区的人质朴敦厚，《华阳国志》记述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俗素朴”，“重迟鲁钝”，“反应不够敏捷”，“无造次辨丽之气”。川东人多为强悍、质朴、尚武、豪爽个性。
巴人后裔的川东人和重庆人，待人热情豪爽，遇事仗义行侠，直来直去，口中有话不藏肚皮里，心中不平表现在砣子上，这都是继承了他们祖先的遗风。有人说成都人相骂三天不动手，而重庆人在第二句未出口之际，拳头已落在对方身上。重庆是美女温柔之乡，与成都温敦相比，时髦漂亮、妩媚多姿、嘴快如飞，而且重庆妹子则“砣子”（即拳头）硬，敢打敢骂，更带有巴人的火气和豪气。
重庆学者邓廷良在《丝路文化·西南卷》中，对重庆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
重庆人——巴人的优点在于重群体讲义气，勇于走险，而行为能力极强。不过这些优秀品质，恰恰都是贫瘠的生活环境逼出来的。陡峭的山林、贫瘠粘涩的红壤黄泥，火炉般炎热的气候加上夏旱秋涝……在这里，艰险的路程、炎热的气候，以及数千年的传统，造就了巴人急躁爽直而行为能力极强的气质。
川东丘陵造就了不胜枚举的铮铮战将，东周时巴国的蔓子，为了保全巴国江州城池，甘愿割下自己的头颅，让楚使带着他人头回国复命，表现了巴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慨。三国时巴郡守将严颜，为张飞所擒，张飞劝他投降，他严正地回答：“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川东就出有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三大元帅。
川南人“尚仁”，此区范围极广，包括今阿坝、甘孜、凉山和川南地区。古代这里的居民从种族上讲，虽不是蜀人或蜀族，但在文化上却长期受蜀文化强烈影响。由于川南地区地理位置远离秦陇和荆楚，不像巴蜀那样染上秦陇和荆楚文化的色彩。加上汉晋时期这地区一直是僰人聚居区，唐宋时期又背负着僚人，受外来文化影响相对较少。元明清时期，四川的战乱对川南和川西南地区的摧残相对较弱，所以这地区保留下来的少数民族习俗和古风相对较多，当地的老四川人也相对较多些。与川西“尚文”、川东“尚武”相对应，这里可归入为“尚仁”。综合文献记载，这里的人们质朴、古淳、笃实、仁厚。如根据《华阳国志》中记载：此区犍为郡（今彭山西北）“士多仁孝，女性贞专”；江阳郡（今泸州市）“俗好文刻，少文学，多朴野，盖天性也”；僰道（今宜宾市）“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鉴于这地区人保留以“仁”、“孝”、“义”为特色的古风甚多，故有人称这地区为“孝义文化”。川南人多具质朴、笃实、尚仁、知礼的个性。
这地区的人待人处事，敦厚纯朴，古道热肠，较之川西最少市侩奸滑之气。以礼待人，尊重外来客，善解他人困。如宜宾一带对外来的各行各业人员，一律以礼相待，尊外来手艺人为“客师”，外地籍教师为“客座教习”，外来经商的办事人员为“客位”。在茶馆喝茶，本地人有“代客开茶钱”的习惯，其招呼堂倌的专用语是：“不能收客位的钱”，堂倌如错收了客人的钱一定要退还。宜宾宜宾，最宜留宾，黄炎培称：“此地最宜宾住”。
至于川北地区，因既受川东、川西的影响，又北受秦地的影响，所以这地区“风气所濡，各得其偏。故其俗文而不华，淳而不鲁，刚而不狠，柔而不弱”。其语言、风俗及人格方面表现出秦蜀文化“各得其偏”，尚未形成自己独特鲜明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