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位于我国南方沿海地区，自汉代以来，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就是海上交通的要道，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移至广州，此后，广州便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口岸，唐宋时期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广州古称番禺，汉代已成为南方重要“都会”，以后一直是我国华南的经济中心。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就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岸”之称。可见广东有着重商崇利的历史传统。
广东历来是中外交往的主要窗口，许多西方人了解中国首先从广州开始，所以在18—19世纪时，广州对西方的影响巨大，以至于在西方许多地方都用“Canton”（广州的老英文名）来为自己命名。据统计，仅在美国就至少有5个地方的地名叫“Canton”，如纽约州有一地区以世界各大城市命名其村镇，其一就是“Canton”；密西西比州中部有个“Canton”市，建于1834年；波士顿的南郊也叫“Canton”；俄亥俄州有个小镇也起名“Canton”；瑞士的一个小镇也叫“Canton”。在他们眼里“Canton”就是中国。
利希霍芬评价说：
广州市及其附近开化种族，在所有的智能、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广东人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说不定这个种族是当年海洋殖民者中有才能的人种的后裔……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他们生长在自古形成的氛围中，受其熏陶，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种。广东人活跃在其他各省，尤其是沿海诸省的大城市中。他们受过良好的礼节和学校教育，肤色淡黄、有色，体格健壮、肥硕，这种肤色和体格，在客家族中是看不到的。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话既说广东有钱可赚，也说明广东人热衷于赚钱。广东人确实是实实在在地看重发财，理直气壮地奉行拜金主义。他们见面打招呼，不是“您吃了没有”，而是“最近在哪里发财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他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准则。广东人被认为在商业方面独具创新精神，他们敢为人先，不为体制、传统所束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批外资企业、中国第一支股票到第一家卡拉OK厅，无不在广东最先出现。当卡拉OK遍及全国，生意日渐衰微时，广东人又率先在卡拉OK里搞起自助餐，开起了超市。其他地方的人永远在追赶广东人的步伐，但却总是赶不上。重商崇利是广东传统的观念，广州自古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这里的商品经济意识早已形成，商业精神一直在蓬勃发展，广东人对商业活动一贯热衷，给他们带来了富裕的生活。
广东人经商的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在商场上可谓是“过来人”和“行家里手”，他们早有一套成熟的“经商技巧”和“商战谋略”。早在一百多年前广东就出了位精研商战的专家——郑观应，他是孙中山的同乡，他的兴趣主要在实业救国和商战救国，他反复宣讲“商战立国”的道理，他把国外商战的各种招数详细介绍给大家，使广东人受益匪浅。加上广东人历经百年的商场洗礼和修练，他们经商的才能日益成熟，堪为人师。
潮汕地区临海，很早就有人出外谋生，大多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在海外的侨居地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19世纪50年代就有潮人到香港，在香港商业发轫期华人最重要的行业中南北行中占多数。潮商大多经销转口贸易，设商号作为南北贸易的中转站。在香港经营南北贸易的潮商大多实行一种代客买卖的所谓“南北行例”的经营方式，这种寄售代佣方式必须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因此买卖双方大都是同乡或亲友。以南北行为代表的香港叻汕贸易线之所以能成体系，在洋商优势竞争面前保持发展势头，即得力于这种亲戚同乡环环相扣，互相提携，人情味极浓的经营方式。
广东历来重商而轻农，清代仅潮州一地，不务农业的居民就发展到10万户之多，务商在平民中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而且商品意识已渗透整个岭南社会之中，即便那些吃皇粮的官人，也纷纷跳进商海，他们或弃官经商、或亦官亦商。正如屈大均所言：“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清代在广州设立了“十三行”，规定外商只能通过“十三行”与中国贸易。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广州外贸盛况作了描述：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海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东人是商人的后代。广东人不仅商业头脑非常灵光，而且善于识别、捕捉商机的能力特强，同时出手非常敏捷、迅速，这样才能赢得巨大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