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最大的反差要算是北京与上海了。一个是古老的，一个是现代的；一个富有政治色彩，一个具有强烈商业情结；一个古板，一个灵活；一个面对全国，一个面向世界。他们是我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但他们在人格特征方面却完全是迥然不同的，各具特色。我们首先从社会上流传最广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说起。
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引发的京派与海派之战，是在1934年，寓居北京的作家学人与寄居上海的文人雅士之间发生的一场舌战。在这场论战中，京派作家学人对上海的文人雅士的抨击，颇多讽刺、挖苦、奚落、讨伐之辞。1934年1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沈从文的《论“海派”》一文，集中反映出京派作家学人对“海派”的看法：
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出一书，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所谓“海派”，上海文人当时面临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西洋文化的撞击，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逐渐地汲取西方工商文明；西部相对闭塞，对外来文明的接纳相对滞后。从而一者为“洋场中国”，一者为“乡土中国”，两派相互看不顺眼，1933至1934年就发生了京海派之争。京派以正宗自居，沈从文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海派理论家杜衡用“苏汶”笔名在《现代》杂志上写了《文人在上海》予以反驳，指出：“它的涵意方面极多，大概的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并解释：因上海文人为生活所迫，生活的困难，当然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定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北京是明清帝都，传统文化气氛极其浓厚。结构对称、方正、典雅的宫殿街衢，四合院式的规整严实的平民建筑，使其弥漫着典雅、规范、浑融的古典主义气氛。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以文明中心自居的心理稳定感，如老舍在《离婚》中评点北京人的心理：“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其实在洋风吹拂的上海人眼中，北京也许是城市中的土包子。北京向来是以主体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不是以其先锋性取得其尊贵的地位的。
当时寓居上海虹口的鲁迅先生，对所谓的海派文人亦多微辞。在1933年10月27日给郑振铎信中说到：
上海所谓“文人”之堕落无赖，他处似乎未见相比，喜造谣者，此地亦称为“文人”，而且自署是“文探”，不觉可耻，真奇。《季刊》中多有关于旧文学之论文亦很好，此种论文，上海是不会有的，因为读书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俘，颇难救药。
他在1934年12月6日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更表露出对上海文人的厌恶：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我却讨厌得很，恰好虱子跳蚤一样。
鲁迅还指出：
上海的文坛，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
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鲁迅有感于30年代京派和海派的论争，援引《孟子·尽心》篇的“居移气，养移体”，认为“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他在《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中从地域文化学的角度深刻指出：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闲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以其两个“多”字，把握了两地文化的核心气质；又以两个“近”字，揭示了地域文化的熏染作用。最后以两个“帮”字，则在动机上显得过于坐实了。
曹聚仁在《笔端》中亦指出：
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也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若大家闺秀可以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也可以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的落伍。
其实“京派”散发着隐逸气，甚至倾向融合写实和浪漫的新古典主义；“海派”沾染商业化习气，部分现代作家热衷于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
面对“京派”文人布阵列式的进攻，“海派”文人悠然自得地保持自由、自在、自主地生活方式，与商界的联系依然故我，而对京派文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除少数几个海派文人按奈不住起而执笔论战、反唇相讥外，大多数海派文人并无恋战之意。他们忙于创作和应酬，忙于从商得食，忙于安身立命，不愿与京派文人展开唇枪舌战。正因为如此，在这场南北大战中，海派文人的反应显得那么软弱无力，置身于十里洋场的海派文人因此愈发恶名远扬。
海派文人依然不赶时髦，不趁热闹，不随波逐流，即使有人耐不住寂寞而找上门来，要与他们商榷商榷、切磋切磋，也不会激起他们多大的热情。
余秋雨对此风格有过一段精彩而幽默地描述：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在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事体？”
海派文人过于看重个性自由和个体自立，单兵作战，或许人人皆可称为骁将，但是若想布阵成列，形成一个阵势，却是难之又难。生活在上海的文人习惯了我行我素、天马行空，谁还乐意去受那份拘束？
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它们在中西文化撞击时采取的不同姿态、方式和速度，以及由此所提供的人文地理和地域文化学的信息，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和上海的文学艺术形态。换言之，京、海两地的不同文化形态，成了京派和海派的母体。
京派、海派的风气是及于衣食住行，及于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戏剧和诗歌、小说只不过是这种文化风气于聚散生灭中的结晶体。京派雍容、恬静，海派冲动、亢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