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外交辞令中经常说到这样一些话，即“搁置争议，放眼长远”，“求同存异，面向未来”等等，其意义也都是在说，要想双方都有发展，要想得到双赢，就必须放下现有的矛盾或分歧，打破互相僵化的局面，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为共同的利益展开合作，这样才能和谐，才能双赢。
这无疑是一种智慧的做法。数十年来，这种精神下的外交政策也为我国的外交打开了一片大好局面，而这种精神在团队合作中其实有着更加实际和有效的功用。
在一个团队中，如果说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与其它人没有任何矛盾也是不大现实的，毕竟人性格不同，生长环境不同，经历也不同，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好恶标准。所以我们在做到宽容的同时，对于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必须要能做到搁置矛盾，顾全大局。
我们先看这样一个故事：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后，曹操兵败回许都休养生息，留下张辽、李典、乐进三位将军率军驻守合肥以拒孙权的军事势力。
但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却不和。因为张辽在吕布手下任职时，曾和乐进、李典交过手，并且李典的叔父李乾被吕布手下杀害，所以尤其痛恨张辽，而且乐进、李典跟随曹操日久，但张辽却后来居上当了合肥的主将，所以乐进、李典很不服张辽。
再者，三人在合肥就职，对于在合肥的防御和对敌进攻的战略战术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分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张辽想法大胆，激进，敢于冒险，险中求胜；李典老持成重，作战原则是以稳妥为主，主张稳打，没把握的事坚决不干；乐进介于两者之间。这样自然就会在制定军事计划中出现分歧，加上谁也说服不了谁，谁还都不服谁，矛盾自然就显露出来了。终至三人不和，嫌隙甚大。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际，亲率十万兵马，挟赤壁大胜之余威攻向合肥。而此时合肥仅有七千守军，曹军主力又在汉中，不可能来得及赴援，从战前各方面情况来看，这场战争东吴应该是赢定了。
而合肥守军又如何面对这种局势呢？原来曹操在伐张鲁前曾交给护军薛悌一封书信，封角处写着“贼至乃发”。现在东吴军果真北上，诸将就拆开曹操留下的指示。原来曹操书信中说：当孙权到时，张辽和李典两将军出战，乐进守城，不得与敌军交战。
诸将看到曹操的指示都颇为犹疑，敌多我寡，势如危卵，还要出兵击贼，不是自找死路吗？况且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又素不和睦，遇到这样的情况谁也不服谁的指示，怎么办呢？
这时张辽说道：曹丞相远征在外，等他的援军到达时，我们早就被攻破了。所以丞相指示我们趁敌初至，兵马未齐之际先行攻击，挫其锐势，而军心稳定后才能守得住城。成与败，全看这一仗了，各位还犹疑什么呢？
李典听到张辽这样说，便也感慨地说道：“此为国家大事，你是主将，就看你的计谋定得如何而已，我岂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张辽听了心下释然，便与李典约定共击吴军。
孙权率大军至合肥城下后，自恃军势强大，便没有防备，尚未整阵时，张辽便带着精兵八百人杀进吴军之中，张辽亲自杀了数十人，斩了两将，大喊着直冲进孙权主阵。孙权大惊，不知该如何抵挡，顿时乱作一团。这时李典也率兵前来与吴军交战，乘乱斩杀了不少吴兵。之后两人都率军安全退到合肥城中。此战也给吴军不小的打击，重挫了他们在赤壁之战中的锐气，并且给己方鼓足了士气。
孙权等大军到齐后就展开了攻城作战，但张辽、李典、乐进已化干戈为玉帛，三人精诚合作，加上合肥城墙高又坚固，木柱石头等防御器材一样不少。吴军连续强攻了十余日都打不下来，吕蒙、诸葛瑾、甘宁等人也都想不出什么破城妙计，加上军中疾疫流行，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孙权只好下令班师回吴。
就在孙权撤兵的时候，张辽在城楼上一看孙权的卫队在最后面撤退，觉得机不可失，李典也这么认为，于是两人又率军一齐冲出城来追击孙权的吴军，吴军大惊之下溃不成军，张辽和李典率部在吴军中横冲直突，杀得吴军大败溃逃，孙权也差点丢了性命，在部将的死命保护下才得以逃脱，更折了数千精兵，从此再不敢小视曹军。
张辽、李典、乐进以合肥城中不到万人的兵力，抵抗了孙权挟赤壁大战余威而来的十万大军，且能把握战机将其击败，这与三位将领在关键时刻能精诚合作，群策群力是分不开的。
再好的团队合作也不可能没有分歧，再团结的组织也不可能没有矛盾出现，但我们既然同在一个团队之中，那么我们就有着共同的工作或人生目标，有着一样的追求，我们就必须能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在有了矛盾和分歧时，如果不能用宽容解决，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到搁置矛盾，顾全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