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震阳，男，1972年出生，银川市人，大学学历。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华兴时报》编委、广告经营部主任，已发表文学作品40余篇。宁夏杂文学会会员。
固原长期以“贫”知名全国，温州过去以“假”名闻天下。但现在，是什么把它们联系到一起相比？是信用。
2004年，固原市工业企业完成产值12亿元，而短期贷款余额到年底只有1.87亿元。企业贷款困难，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同时，截至2005年10月底，固原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41.6亿元，放贷30.74亿，存贷差10多个亿。在企业反映贷款难的同时，银行也在反映放贷难。
银行放贷难在哪？固原市信用环境较差。前几年，一些企业出现严重的信用问题，致使银行资金大量悬空。如马铃薯产业的龙头企业——西吉傻傻集团，因为经营和内部腐败问题，使工行1.7亿元和农行6000万元打了水漂。多年来，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固原形成的呆、死贷款账分别为3.9亿和2.2亿元。因此，银行在其内部将固原定为信贷高风险区，加之银行内部贷款终身责任制的推行，所以银行在放贷中慎而又慎。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发布了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在城市金融生态环境排名中，上海、宁波、温州、杭州、深圳、台州、苏州、绍兴、嘉兴、北京位居前十，浙江竟居六席。
在报告中，根据城市金融资产质量的高低，自治区、直辖市在2003年和2004年的金融资产质量的评分、各年份的排名以及该排名在两年之间的变化，结果表明，两年中浙江始终排名全国第一位。
浙江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评价？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处长刘守谦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浙江人最讲信用”。
至2005年9月底的数据显示，温州人民币不良贷款比率为1.76%，优质情况处于全国前列。自2002年底到2004年底不良贷款比率数据分别是：4.35%、2.37%、2.12%，不良贷款比率每年呈逐步下降趋势。
来自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的数据也表明，2005年上半年该行的不良资产率为1.6%，比去年年底的1.91%又下降不少，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尤其是很多支行，其不良资产率甚至达到了零。
“浙江人最讲信用，但不是说浙江人天生讲信用，而是他们在特定经济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小勇说。
改革开放初期，浙江没有石油、煤炭、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也少有国有企业，更没多少国家贷款。缺资源的浙江民营企业，只好靠信息成本相对较低的亲戚、朋友、邻里、同村、同乡的民间借贷。
“钱和自然资源不同，自然资源不能走动，要拿钱来换；而钱是可以流动的，你对它好，它就会流到你这儿。怎么算对它好呢？只有三个字：讲信用！”高小勇说。在当时条件的约束下，浙江人发现讲信用比不讲信用更有利可图，于是在这种约束条件下，浙江人只好“最讲信用”。
曾经的不讲信用，让如今的固原经济备尝苦涩；过去的讲信用，让讲信用的浙江等地成为全国金融生态环境最佳城市。现在的固原和浙江温州等城市的经济实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除了地域等因素外，信用的确很关键。信用也确是个老话题了，而且不只是固原要面对的。可以说，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讲，讲信用也比不讲信用更有利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