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的人有的落泪有的解劝，他们都说：“二哥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们一家人迟早会团圆的。”因为我肚子始终没好，说书艺人也是我爸的晚辈连凤和连东把我们又接到他们家，说：“好办，你早说啊。”说着把大烟盘子拿出来，点上烟灯，让我抽口大烟，连凤大姐说这个专治肚子疼，抽两口立马就好。在旧社会抽大烟的人比比皆是，我早已司空见惯，可我家不抽，我也从来没抽过，连凤大姐特别热情，躺在我对面烧了个烟泡，把大烟枪递给我：“快抽两口。”我说：“我也不会啊。”她说：“傻兄弟，这有什么难的？你把烟嘴儿含到嘴里，用嘴一抽，烟就进到你肚里了。”说实在的，我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抽大烟，一口烟进去呛得我五内如焚，咳嗽起来，您还真别说，鸦片虽系毒品，治肚子还真叫好使，我就抽了这么一次，痢疾就好了，有人会问抽大烟是吸毒，政府难道不管吗？因为那时候正是解放初期，前方正在大兵团作战，全国尚未解放，政府还无暇顾及这些事情，所以呢在吉林抽大烟很普遍，但是他们也知道共产党不允许抽大烟，抽的时候偷偷摸摸。
我们在吉林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儿。第一，我们到吉林不久，说书的那两口子张连凤王连东要把地（就是说书的茶社）让给我们，他们要回拜泉县老家去，正好给了我们一个赚钱的机会。松江茶社的掌柜的乐坏了，那时我母亲颇有名气，来过几次吉林都是大红大紫，这次主动登门，就如同财神爷进门了，他能不高兴吗？经商量，我们的食宿等问题他全包下了。没过几天我妈开始说书了，真没想到鼓槌一响黄金万两，茶社观众天天爆满，白花花的银子又流进我们钱包，有了经济收入就等于给一个人输了血，一下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我们住的地方离茶社大约一公里，是个挺大挺大的院子，上房三大间，东屋是房东，我们住在西屋，由于房间大，我们把西屋分成里外两间，我爸又跟茶社经理提出：“还有朋友刘玉庆一家三口人需要安排，房费由我们付。”经理满口答应，就把他们三口安排在原来说书的张连凤王连生他们家了，关于衣食住我们全包下了。
打那之后，家务的重担全落到我身上了。过去我两位师姐干的活儿我全干了，每天起床打扫卫生、生炉子烧开水、到菜市买菜，我妈他们起床后做饭喂孩子然后就去说书，把我两个妹妹交我看管。因为闲着无聊，我经常带着我两个妹妹，在不远处的一个公园去玩儿，八月节后，早晚的天气已经很凉了，只有中午还比较暖和，我每天盼啊盼啊，就盼到下午四点左右，把我两个妹妹带回家，不一会儿我爸我妈也回来了。最苦的差事是解决喝水的问题，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自己解决，离着我们不远处有一眼井，附近居民都自己打水自己挑水，这个活儿我也包下了，由于我个子小，两桶水挑不起来，我就把两端的扁担钩挽起来，让它缩短些，每次到井台边上，我都害怕得要命，因为已经到了冬天，东北的气温基本都在零下三十度左右，井台上的冰一层套着一层，稍有不慎就会掉进井里，后果不堪设想。我每次好不容易把水打上来，一点儿一点儿倒到桶里，以我的体力只能挑两个半桶，后来被朋友们知道了，指责我爸说：“你也太不疼孩子了，万一出点儿事咋办？这都是大人干的活儿，哪能叫十三四的小孩儿挑水？”
后来松江茶社有个伙计小于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每天从茶社往我们家挑水，他那水桶都是特制的，一只桶能超过别人两只桶，一担水没有二百斤也差不多，可见此人体力非凡。他是山东人，性情豪爽，无家无业，白天在茶社干活，晚上就住在茶社，后来我们关系越处越近，待沈阳解放后，我们回沈阳时把他也带去了。
当时我家成了接待站，第一拨客人就是长春的梁保成，他是富海茶社掌柜梁富的儿子，长春还没被围的时候他搞了外地一个女人，跑到白城子去了，所以长春被围，他免遭一难，后来他跟那个女人散伙了。长春还在包围之中，他回不去，就到了吉林。在街上看见我母亲说书的海报，顺藤摸瓜找到我家。虽然此人不务正业，但心眼儿还不坏，看在多年交情的分上，我爸把他收留了。他每天晚上跟小于住在茶社，白天在茶社当职工，挣点儿零用钱维持生活，闲下的时候他就到我家来，帮着我扫院子、劈柴火、买菜，做点家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