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伤上学啦，同学们发现我手背和膀子上都是条条伤痕，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好意思说实话，我就说不小心剐的。看来七八岁的小孩也懂得廉耻了。转眼到了第二年，我已经是二年一班的学生啦，班主任还是白老师。我还记得开学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个信封，里边装着几张老头票，对我说：“这是送给你们白老师的，你交给老师吧，我就不去了。”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激动得一宿没睡好觉，把信封放到书包里。在上二年级第一堂课之后，下课了白老师往外走，我赶紧把信封掏出来，追了过去，我说：“老师给您！”白老师接过去看了看冲我笑着点了点头，又拍拍我的头顶说：“回去代我谢谢你爸爸！”当时有几个同学看见了，问我给老师的是啥东西，我得意地晃着脑袋说：“不告诉你们！”白老师打过的学生无数，我们班里的五十多个同学几乎都叫他打过，唯独我没被他打过，看来钱通神路啊！
1942年真是个多事之秋，有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父母去说书还没回来，我跟一帮小朋友在门口玩耍，突然有个小朋友惊呼道：“你们看，三个太阳！”我抬头一看可不是嘛！在西边的天空上，快要降落的太阳离地不太高，并列着三个太阳，这三个太阳一般大，中间的比较亮，旁边的那两个太阳比较暗一些，这时路人纷纷驻足观看，一个个指手画脚，议论纷纷，怎么一个太阳变成三个太阳啦！这是什么征兆！那时候的人都迷信，都在想是不是国家要发生什么重大变化，因为中国人都恨小鬼子，也恨伪“满洲国”，恨不能小鬼子快点垮台。当时的我不懂得这些，就觉得奇怪，时间不长三个太阳落了。我父母说书回家了。我说：“爸，太奇怪了，天上出了三个太阳！”我爸惊诧地问：“真的？”我说：“千真万确，不信你问问旁人，很多人都看见了。”我父亲顿时喜上眉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和两个要好的朋友也就是茶馆的掌柜的张泽清和耿文贵，他们把我撵出去关上房门在偷偷地议论什么，一个个眉飞色舞、神神秘秘。
到了晚上八点之后，他们又把收音机打开放到最小的音量，耳朵贴着收音机在收听什么，我更觉得奇怪了，就以送水为名进了屋，爸爸问我：“大门关了没有？”我说：“早就关上了！”爸爸说：“出去快睡觉吧，这没你的事！”我心中疑团难解，出了屋没走，隔着门缝偷听他们说话，就听张泽清说：“这下好了，老英老美都参战了，小日本肯定得垮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收听重庆的广播，了解世界局势，但这些事对我来说一点兴趣也没有。事后父亲问我：“你听见我们说什么没有？”我说：“没有！”父亲吓唬我说：“这件事可千万别往外说，这要说出去咱们全家都活不了，一准被小日本给杀了。”我连忙点头称是。
晚上躺到炕上睡不着，我就胡思乱想，我们不是“满洲”人吗？咋有时候我爸和他的朋友说我们是中国人呢？中国在啥地方，长得啥样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又不敢问。
1942年的夏天，我爸为了对我加强教育，给我请了个专馆老师，此人姓杨，是个回民，我管他叫杨二爷，父亲管他叫杨二叔，此人学识很高，人也本分。每天晚上的六点到八点他都到我家来给我上课，这下小夹板套上了，白天上课，晚上还得上课，玩儿也玩儿不成了，我气得不行，但又无能为力。
杨二爷很负责，经常给我捎几本书来，又有文字又有图片，很吸引人，什么神农氏、有巢氏、燧人氏，打那我才知道我国古代有个神农氏教给咱们种五谷，老百姓才有饭吃，有巢氏教给我们如何盖屋我们才有居住的房屋，燧人氏教如何钻木取火，老百姓才懂得取暖和吃上了熟饭，我听得是津津有味，可是一教给我日语我就烦了，我对日语一直很反感，就不爱听小鬼子的话，尽管杨二爷认真地教，我是听点儿忘点儿，全当了耳边风。有时候他看我不认真听讲，他就在我脑袋上拍一下：“注意听讲，是不是又想玩儿去，我可告诉你，你爸爸说了，你要不认真学习，我就告你的状。”所以我对这位杨二爷又害怕又尊敬又讨厌，我总盼着刮风下雨他不来才好呢！可是他风雨不误，不管多么恶劣的天气他是非来不可，这位杨二爷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解放后他变成了卖酱油的了，经常给我家送酱油，谈到过去的事情感慨万千，那时我已经成了少年了，比小时懂事多了，所以对这位杨二爷倍加尊重，不久听说他故去了，为他我还掉过几次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