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背负“重色轻国”的千古骂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引清入关”,也受了他同时代的诗人吴梅村所赐。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另有“不为君亲来故国,却因女子下雄关”的诗句,都是讽刺吴三桂只为红颜,竟将大好河山送于清廷。据《儒林琐记》所载,当初吴三桂读了这几句,很不舒服,便想用“三千金请改其语”,诗人却骄傲地拒绝了!对于这件事,《明史》的说法是“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清史稿》说“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由此看来,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一点也不为过。对此,有人称其为实录,并盛赞诗人为“诗史之董狐”。但也有人以为《圆圆曲》是文艺作品,不是史笔,并推想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愤甚巨,才想寻出一个陈圆圆,用以讥讽他“为君亲报仇”的冠冕堂皇的口号。后来又因为吴三桂成为“贰臣”、“叛贼”,所以二三百年后的史官,无论治《明史》或《清史稿》,也就别有用心地采用传说,“如是我闻”了。那么,吴三桂到底为何要引清兵入关?对此,我们不妨从历史的细节作合理的推断。这就要从吴三桂复杂的性格说起。首先,他“英略独擅”,是明朝一员有勇有谋的虎将,勤于读书习武,“终日无惰容”,而且善于治兵,20岁荣升为将军,27岁时就被任命为宁远团练总兵。《明史》记载,他所率领的部队“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凡三战,松山、杏山皆捷”。特别是他当总兵后,“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绞杀虏级独多”。明人看重“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吴三桂要算忠孝的杰出典范。他曾率数十家骑,冒死杀入数万清军的包围圈中去拯救父亲,可谓孝子;后在锦州城下,亲舅舅祖大寿来信招降,他用战斗来回应,可谓忠臣。然而,他的性格极其矛盾,转瞬又会“冲冠一怒”,弃全家性命于不顾。他虽然神勇无比,可在事关明清命运的松山决战中,一向“敢战”的他却突然全身而退。而在京城告急、崇祯下旨命他“勤王”时,从他驻守的宁远(今天辽宁兴城)到山海关仅120公里左右距离,本应昼夜兼程赶赴,可他“迁延不急行”,整整走了八天。这中间他有没有别的考虑,那就不得而知了。以这样的速度“勤王”,看来吴三桂并不是很把崇祯的死活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在权衡利害。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随即“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并在三月底携带四万两白银前往山海关,赏赐已经14个月没有军饷的吴兵,后再次派人“携带万两白银和黄金千两给吴三桂,并发书封侯”,同时令吴三桂父亲吴襄写信招降吴三桂。再三盘算后,吴三桂终于决定“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可就在把山海关交付李自成的人马后,听说自己的女人被刘宗敏掠去,不禁怒发冲冠,愤然引兵反击“自成所遣守关将士”,彻底与李自成决裂。也就是为争这口气,他向清朝乞兵。当然,他肯定不会说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助他复仇。坦率地讲,当初吴三桂并非诚意降清,只是想借力复仇罢了。所以多尔衮欲封他为王时,他则在回信中对是否“来归”并没有明确表示,只是含糊应对。《谀闻续笔》里也记载吴三桂请求多尔衮“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明太子)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后吴三桂起兵反清,在讨清檄文中还指责多尔衮“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居燕都,窃我先朝神器”。清廷对此不敢正面回答,这就说明吴三桂当年与清朝的盟约并非子虚乌有。然而,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被吴三桂击败后,竟杀了吴三桂全家40余口,彻底打破了吴三桂的幻想,也将吴三桂逼上了道义的绝境。在他看来,国仇(明朝的灭亡)家恨(全家被杀)全应归罪于流寇李自成。于是,他终于弃民族利益于不顾,死心塌地投降了清朝,在征战杀戮中发泄心中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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