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 ：“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
——《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
唐太宗为了治理好国家，自己一直小心翼翼，居安思危，并且告诫他的臣下不得有丝毫松懈。然而，这道理容易懂，但是做起来却难，要坚持下去就更难。正如魏徵在贞观十三年上谏所说的：“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魏徵在感叹：知道容易做到难啊。
到贞观十三年间（639年），魏徵就看出了唐太宗近来的奢纵，于是向他上谏，谏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唐太宗建业以来到今的十种反差，唐太宗阅读之后，顿然大吾，不但没有怪罪魏徵，反而向魏徵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奖赏了魏徵。并把这谏篇作为屏障，以时刻提醒自己，还把它载入历史。贞观五年（631年），太宗对侍臣说：“然而安全不要忘了危险，太平不要忘了祸乱，虽然知道今天没有出事，也必须考虑它的从始到终。经常能够这样，才是最可贵的。”魏徵也说过：“现在天下虽然太平，但我等臣子还不能以此为喜，只希望陛下能居安思危，孜孜不倦，不要懈怠，要有始有终。”
国君贤明，克己俭约，臣下忠心，一心为公，君臣互勉互励才能把国家管理好。现今的管理者亦唯有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才能慎始、慎终、慎欲，并始终如一的享有清名，而那些慎始不能慎终的人最后往往都落到晚节不保的地步。
曾子说“日三省其身”，才不容易犯错。而唐太宗登上帝位后，时刻不敢松懈自己，他以史为鉴，牢记隋朝灭亡的教训，无时无刻不如履薄冰，居安思危。贞观六年，他说：“我不敢依仗天下安宁，而是常常考虑到危险败亡来使自己警戒害怕，以此来保持到终。”正是因为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居安思危的意识，才让唐初在大乱时得到大治。
一般有高尚情操的人和明智的人都能做到慎始慎终，像明代的张瀚在他的文集《松窗梦语》中记载一个“新鞋踩泥”故事：一天，张瀚去拜见大思想家王廷相。王廷相没有大谈为官之道，只给张瀚讲了一则坐轿的见闻。说他有一天坐轿进城，从他的住地灰厂到长安街，有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子，途中遇雨。轿夫“择地而行”，生怕弄脏了新鞋。进城后，路面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双脚踩进泥坑里，于是他“不复顾惜”……王延相说：“为官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听了这个“新鞋踩泥”的故事后，“退而佩服公言，终生不敢忘”。此后多年，他严谨从政，廉洁为官，后来升任被称为“朝中第一官”的吏部尚书，建树颇多，名留青史。
这个故事可以推想到现在的管理者的作风问题。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管理者更需要克己守法才能慎终。古语说：“欲善终当慎始”。所以慎始是非常重要的，像那个车夫，一失足，最后就不可收拾了。而那些起初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廉洁奉公的人，由于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便一发不可收拾。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想要关就难了。可见，在“不义之财”面前慎重对待“第一次”非常重要。
管理者在各种诱惑面前，必须以坚决的态度、坚定的立场对待之，锁牢“第一次”的闸门，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慎始，就要谨防“第一次”。管理者常告诫自己要慎始，慎始实际上是一个人品德修养的体现，也是保持自身廉洁的关键。把好了“始”，就掌握了主动，就能在各种腐蚀诱惑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新上任的管理者大多数都会充满激情，极具进取精神，对工作勤勤勉勉，要防止的是慎终要慎终，谨防晚节不保。善始不易，善终更难。要做到善始善终，始终如一，必须要防止灰暗心理的滋生。有些管理者想着马上要退休了，如不趁此时捞一些财，以后就没机会了，于是无心工作，心思都放在怎么谋私的事情上，工作交给下属做，做决策也不严肃对待了。害得机构效益每况越下。人心散漫，更有甚者是把机构搞垮，最终自己也脱不了关系，落入法网。从一些领导干部蜕变的过程中来看，堕落无不起始于不健康的心理。因此，管理者要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意志，不要在成绩和功劳面前沾沾自喜，更不能以此为资本来谋取私利，要慎始敬终，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管理者要想慎终，就得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注意在“隐”上下工夫。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管理者都要坚守自己一尘不染的思想阵地，都能自己管住自己，努力在那些看不见的事情上做到固本守节，清正廉明。二是注意在“慎”上下工夫。一个高尚的管理者要经常提醒自己：要多为机构做贡献，清白做人；做人，职务越高，越要做一个真正的人；钱是身外之物，不能成为钱的俘虏，做堂堂正正的人。三是注意在“见贤思齐”上下工夫。以高尚的人为榜样，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对机构对他人有贡献的人。
管理者要慎始虑终，因善而始，为善而谋，择善而行，从善如流，方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