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宦官督查矿业开采。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问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其三，宦官控制了国家的岁办、采办、皇店。岁办指各地每年上贡的土特产。采办是根据皇室需要向地方征纳、采购和督造的物品。宦官们担任岁办、采办的督造之职，对业主们百般刁难。如江西景德镇的陶瓷户、苏州的织户，都因为宦官的勒索而无利可图，进而关门歇业。孙隆督造浙江。数年内即盘剥机户数百万。皇店是皇家开的由宦官经营的商店，其收入归内库。宦官们把皇店作为自己发财的途径。他们以经营皇店为名，开设私店牟取暴利。这种依仗国家势力进行的垄断性经营，对民间的商业活动危害更大。
其四，宦官经营仓储。明代仓储有中央和地方两种。宦官们逐渐控制了对仓储的管理，并巧立名目。如规定商人交物品时需要包装物品，以防物料损坏。宦官们提高包装物品的费用，有时商人支付的包装费超过物料的价值。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瀚曾上书揭发：“商人每年纳钱粮，都苦于宦官收取的铺垫，有许多富余之家，竟因铺垫而破产，因不堪其苦而投河悬梁者，也不在少数。”贪污仓料也是宦官们敛财的重要手段。
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后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为皇帝筹集营建宫殿之资。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其逮问削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竞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凿山开矿，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递送朝廷，而将大部分归人自己私囊。一些官员对陈增的做法不满，纷纷上书揭发。结果陈增未受惩治，揭发的官员反而皆受到惩处。
与陈增出任矿监的同时，宦官马堂也在山东征收店税，并采取了公开持械抢劫的方式，反抗者以抗旨惩办，致使中产之家多半破产。马堂每年在山东抽税十五六万两，自己私吞一半以上。当时有人统计，马堂在山东的七年时间，所吞食的税银及搜括民财共计达到了一百三十多万两。对此，陈增十分眼红，急忙上书皇帝，请求兼管山东的店税。得到万历皇帝批准后，陈增将掠夺之手也伸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临清，并因争设税卡而与马堂发生矛盾。后来虽经调解，两人还是争相设卡，重叠征税。一些穷乡僻壤没有店铺，集市上卖的柴米油盐都要交税，山东官民深受其害，陈增和马堂却发了横财。
陈奉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使之一。他本是御马监的奉御，于万历二十七年被派往荆州征收店税，兼采兴国州矿洞丹砂及钱厂鼓铸事。他一人兼领数职，权重势大，十分骄横，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其党羽爪牙则直人民宅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富家大户被迫倾家行贿所在多有。更有甚者，陈奉在荆州地区挖坟掘墓，丧尽天良。陈奉的行径多次激起民变，但由于万历皇帝热中于敛财，一再支持陈奉，弹压地方官民。陈奉所到之处，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对于反抗的百姓，动用兵力血腥镇压，反对的官吏也多遭迫害。陈奉从武昌回京时，运载财宝的舟车数里不绝。为防止老百姓抢夺，只得动用了大量官兵护送。
高淮本是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任尚膳监监丞。当万历派遣矿监税使之时，高淮看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便重贿宫中权臣，出任辽东矿税使。高淮到辽东后，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及游手好闲之徒纷纷投其门下充当税使。他们或公开抢掠，或敲诈勒索，罄人之产，淫人之妇，辽东人民如蹈汤火。对于那些胆敢反抗的商民，不论老少，均捉拿到天王寺，施以酷刑。有的被捆住双脚悬在井中，称“悬头系井”；有的被倒立吊在树上，称“抽脚朝天”；有的被拦腰束住吊在柱子上，称“腰束吕公绦”；有的被置在下有烈火的铁皮上，称“烘焚暖炕”，至于拳打脚踢、鞭腹笞背，更属家常便饭。高淮还将辽阳的富户登记在册，逐一敲诈，多者数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的也需数十两。富商张柱因其子忤逆不孝而送交官府。此事被高淮闻知后，强行夺走了张柱的儿子，并借此向他勒索，陆续索银达四万余两方才罢手。
孙隆是万历年间的苏州织造太监并兼管苏州税务。苏州是明代着名的工商业重镇，经济非常发达，孙隆在苏州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向商贩征收重税，以至于行商小贩不敢转运，税源日渐稀少。孙隆见状，又强行向机户征收高额税金。规定每张机纳银三钱，产纱一匹纳银二分，产缎一匹纳银五分。许多机户被迫关门歇业，不少人饿死。苏州的上万市民们被迫走上街头，在机户葛贤的率领下，喊着“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进行反抗，并打死孙隆的爪牙。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跳墙逃往杭州。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作为矿监、税监的后台，万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此事出于公愤。率众反抗的葛贤，后来被苏州人尊称为“葛将军”。经过这一事件，孙隆虽未遭到惩处，却也威风尽失，后来竟不知所终。
清末权阉与“母后垂帘”
清朝的宦官制度开始于顺治帝时期。康熙皇帝在位时规定由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并设立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之时，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如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爆发了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了母后垂帘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现了像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之类的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大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经晋升“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实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被赶回京师，正好成为与恭亲王通气之人。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
西太后掌权后，安德海又帮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诉的职务。至此，清廷中已无人能与西太后争锋。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趋，不仅不敬畏皇帝，反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坏话。对安德海充满仇恨的同治帝，因为安德海是太后的红人，也无可奈何。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安德海以为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太后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的德州。
山东巡抚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发现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这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势力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山东巡抚果断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还有恃无恐，声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宫办差。决心已定张兰德是因向往大太监的富贵生活而在光绪年间白宫进宫当太监的，小德张是其宫号。小德张初入宫时，在茶房供事。因为其皮肤细白，眉清目秀，加入了专门为西太后和其他妃嫔演戏的南府戏班的行列。为了讨得西太后的欢心，小德张遍寻京城戏剧名角人宫演戏。小德张也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投西太后之所好，终于成为西太后最宠信的太监之一。
与其他大太监不同，小德张对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西太后囚禁的光绪帝也十分同情。小德张负责每日三餐给光绪送饭，西太后经常把一些差的饭菜分配给光绪。小德张在送饭途中，设法调换一些适合光绪口味的饭莱，处境可怜的光绪帝把小德张视为心腹。
光绪与西太后相继去世后，光绪的皇后隆裕升格为皇太后，取得了与她的姑姑西太后同样的垂帘的地位。但隆裕太后与西太后相比，能力相差很远，不得不借助于小德张的帮助。当时一些太妃曾联合排挤隆裕，企图夺取其垂帘的大权，小德张与隆裕太后一道，拉拢内务府大臣结党营私，终于巩固了隆裕太后的地位，小德张也爬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管的宝座。
小德张为了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利用隆裕太后的支持，把心腹安插在宫中各要害部门，在宫中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势力。成为隆裕太后的贴心人。小德张成了优柔寡断的隆裕太后的主心骨。小德张有时也以昔日的李莲英自居。
历史发展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在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过程中，袁世凯派人找到了小德张，许以巨额金钱，借他之口向隆裕太后施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劝其用清廷退位的方式，保证一生的平安与安逸。以隆裕太后为主的清廷在穷途末路之际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的诏书向全国颁布，宣统皇帝的年号保留了下来，小德张的地位也暂时维持住了。隆裕太后在公元1913年去世，小德张在宫中的靠山不复存在，他也厌倦了宫中的生活，便主动请长假离开宫廷，结束了自己的宦官生涯。
宦官专权原因的进一步分析
古代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盛行的社会，国家大权集于君主一身，君主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对君主而言，尽管他可以生杀予夺任凭己好，然而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靠朝臣及地方官员作为中介。这就必然形成一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即专制君主总是力图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其权力的行使及政令的推行又不得不通过给臣下一定程度的分权来完成。这种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可谓贯穿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以君权与臣权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官僚臣属一方面是君主不得不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是君主不得不刻意防范的对象，所谓君对臣既不能不用，又不能不疑。
专制君主面对君权与臣权的矛盾，通常不会向臣下妥协分权，而更多的是凭借其权力优势采用强化君权、裁抑臣权的方式来寻求解决之道。但过分地裁抑臣权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反而可能会使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使皇权陷入困境。在这一情况下，专制君主所采取的有效途径便是重用宦官。相对于朝臣而言，宦官有两大优势：
一是在深宫之中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而对君主有一种亲近感。清朝末帝溥仪曾回忆说：“讲我幼年的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事实上，与生活在深宫中的专制君主关系最贴近的就是宦官，而他们衣食住行甚至一举一动均离不开宦官。这种亲近感在某些情形下就可能为宦官的干政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司马光就此分析道：
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迕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听。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
二是无家室子女且身份卑贱，因而对君主有一种信任感。在君位世袭的前提下，囿于深宫，身份卑贱且无身家子女的宦官是君主最可放心的。西汉元帝刘爽曾言：“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南汉后主也曾公开宣称：“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君主对朝臣的猜忌之心根深蒂固的前提下，“信”是“任”的基础，只有“可信”方可论及“可任”。宦官正是凭借着君主对其放心，才得以干预政务乃至专擅朝政。
汉、唐、明三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高潮时期，而汉代宦官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干预朝政，其原因就与汉武帝裁抑相权、加强君权的整体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汉承秦制，丞相位居百官之首，辅佐皇帝，总理朝政，其地位之高、权势之重，极易引起与专制君主的矛盾。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君权，削弱相权，采取了一系列调整中央决策机构的措施，其着重点就是“中朝”与“外朝”的分立。所谓“外朝”，指丞相及其以下的朝廷官员；所谓“中朝”，则指君主及其侍从幕僚。皇帝以侍从近臣构建决策国家大政方针的“中朝”，使得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实际上变成了执行机构。这固然使君主的权力得到强化，但同时也为宦官干政提供了契机。到汉宣帝时期。中书宦官大见信用，并出现了中书令的设置。这就从制度的层面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政务的先例。“这是中国宦官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对于后世宦官专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