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十二首
“转对条上三事状”
元三年五月一日，侍读苏轼状奏。准御史台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视朝，臣次当转对，虽愚无知，备位禁林，怀有所见，不敢不尽，谨条上三事如左。
一、谨按唐太宗著《司门令式》云：“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不许关碍。”臣以此知明主务广视听，深防蔽塞，虽无门籍人，犹得非时引见。祖宗之制，自两省两制近臣、六曹寺监长贰，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镇，奉使一路，出入辞见，皆得奏事殿上。其余小臣布衣，亦时特赐召问。非独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伪，非苟而已。臣伏见陛下嗣位以来，惟执政日得上殿外，其余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不过十余人，天下之广，事物之变，决非十余人者所能尽。若此十余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实告，则陛下便谓天下太平，无事可言，岂不殆哉！其余臣僚，虽许上书言事，而书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复诘问，何以尽利害之实，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书载者，心之精微，口不能尽，而况书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损，以谦逊不居为美；虽然，明目达聪，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计，岂可以谦逊之故，而遂不与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饥馑盗贼，四夷之变，民劳官冗，将骄卒惰，财用匮乏之弊，不可胜数，而政出帷箔，决之庙堂大臣，尤宜开兼听广览之路，而避专断壅塞之嫌，非细故也。伏望圣慈，更与大臣商议，除台谏、开封知府已许上殿外，其余臣僚，旧制许请间奏事，及出入辞见许上殿者，皆复祖宗故事，则天下幸甚。
一、凡为天下国家，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若爱惜名器，则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杰。慎重刑罚，则笞杖之法，足以震顽狡。若不爱惜慎重，则虽日拜卿相，而人不劝，动行诛戮，而人不惧。此安危之机，人主之操术也。自祖宗以来，用刑至慎，习以成风，故虽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皆足以惩警在位，独于名器爵禄，则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而军职转补，杂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荐不与。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侵渔求取，靡所不为，自本朝以来，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见祖宗旧制，过省举人，御试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见名器威福专在人主。至嘉末年，始尽赐出身，虽文理纰缪，亦玷科举，而近岁流弊之极，至于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临时出于圣断。今来南省第十人以上，别试第一人，国子开封解元，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举人，与凡该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纷然并进，人不复以升甲为荣，而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余人文词稍可观外，其余皆词学无取，年迫桑榆，进无所望，退无所归，使之临政，其害民必矣。欲望圣慈，特诏大臣详议，今后进士诸科御试过落之法，特奏名出官格式，务在精核，以艺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虚誉，其著令升甲指挥，乞今后更不施行。昔诸葛亮与法正论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尘山南，当时事势，可谓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进瓜果人，欲与一试官，陆贽力言以为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愿陛下常以诸葛亮、陆贽之言为法，则天下幸甚。
一、臣于前年十月内曾上言，其略曰：“议者欲减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要当求其分义，务适厥中，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欲乞应奏荫文官人，每遇科场，随进士考试，武官即随武举或试法人考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内已曾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许出官，虽有三试留滞之艰，而无终身绝望之叹。亦使人人务学，不坠其家，为益不小。”后来不蒙降出施行。窃虑当时圣意，必谓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约损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无损，财用之乏，有损而无增，数年之后，当有不胜其弊者。若朝廷恬不为怪，当使谁任其忧，及今讲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魏王在殡乞罢秋宴札子”
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人，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盖无服也。周景王之于穆后，盖期丧也。无服者未葬而乐，屠蒯讥之。期丧者已葬而燕，叔向讥之。书之史册，至今以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传之天下，至今以为宜。今魏王之丧，未及卒哭，而礼部太常寺皆以为天子绝期，不妨燕乐，臣窃非之。若绝期可以燕乐，则《春秋》何为讥晋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亲，孰与“卿佐”？远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臣窃意皇帝陛下笃于仁孝，必罢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挥，缘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详酌。如以为当罢，只乞自皇帝陛下圣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备侍从，叨陪讲读，不欲使人以丝毫议及圣明，故不敢不奏。取进止。
“述灾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
元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今日迩英进读《宝训》，及雍熙、淳化间事。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雨雪应时，喜不自胜，举酒以属群臣。又是日荧惑与日同度，太史奏言当旱，既而雨足岁丰。臣读至此，因进言水旱虽天数，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荧惑退三舍。元丰八年，荧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时，二圣在位，发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视荧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复西。以此知天人之应，捷于影响。太宗皇帝亲致太平，而每遇丰年，若获非常之福，喜乐如此者，岂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难得之事乎？《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匹夫匹妇有不获其所，犹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为灾，理在不疑。自二圣嗣位，于今四年，恭俭慈孝，至仁至公，可谓尽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则旱，日月薄蚀，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阴之类，殆无虚月，岂盛德之报也哉！臣愚无知，窃谓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监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职，无所告诉，谣怨上达，以伤阳阴之和。所以致此者，盖由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也。
臣请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诸将，力战以获果庄。此奇功也，故增秩赐金。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使贼大掠而去，若涉无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赐金。赏罚如此，何以使人？广东妖贼岑探反，围新州，差将官童政救之，政贼杀平民数千，其害甚于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体量其事，燮畏避权势，归罪于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过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儿戏，然卒不问。岑探聚众构谋，经年乃发，而所部官吏，茫不觉知，使一方赤子，肝脑涂地，然亦止于薄罚。童政凶狡贪残，非一日之积，而监司乃令将兵讨贼，以致千人无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状，所不忍闻，而杲止于降官监当。蔡州捕盗吏卒，亦杀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妇女无辜，屠割形体，以为丈夫首级，欲以请赏，而守ヘ不按，监司不问。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杀时可与不可辨认。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乃是预为凶人开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尽言，特举其甚者耳。如此，不过恩庇得无状小人十数人，正使此等歌咏爱戴，不知有何补益。而纪纲颓弛，偷惰成风，则千万人受其害，此得为仁乎？大抵为国，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赏罚，然后善人有所恃赖，平人有所告诉，若不穷究曲直，惟务两平，则君子无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乱，可坐而待，此臣所谓赏罚不明之咎也。
黄河自天禧已来，故道渐以淤塞，每决而西，以就下耳。熙宁中，决于曹村，先帝尽力塞之，不及数年，遂决小吴。先帝圣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纵获目前之安，而旋踵复决，必然之势也，故不复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此岂独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举大事，谋及庶人，上下佥同，然犹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转运使及外监丞，皆以为故道高仰，势若登屋，功必无成，而患有不可测者。以至河北吏民，无贤愚贵贱，皆以为然。独一孝先以为可作。臣闻自孙村至海口旧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万五千人，勾当使臣五十员，岁支物料五百余万。自小吴之决，故道诸埽，皆废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残零物料，变卖无余，官吏役兵，仅有存者。使孙村之役，不能夺过河身，则官私财力，举为虚弃。若幸而复行故道，则四十五埽，皆以废坏，横流之灾，必倍于今，孝先建议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腾，方牒北外监丞司云：四十五埽，并属北外监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检计桩料，便令计置。今来欲兴修四十五处已坏堤埽，准备河水复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赀之费也。孝先当于建议之初，首论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议而行。今孝先便将此役作常程熟事行与北外监丞司，令一面管认。意望败事之后，归罪他人。其为欺罔，实骇群听。其余患害，未易悉数。但臣采察众论，以为此役不可不罢。若今岁罢役，不过枉费九百万物料，虚役二万兵工，若更接续兴修，则来岁当役数十万人，仍费三千余万。此外民劳之极，变故横生，嗟怨之声，足以复致水旱。若将三千万物料钱作数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堤防，增卑培薄，数年之后，必渐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计，逆万人之公论，以兴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谓措置不当之咎也。
臣窃见仁宗朝名臣欧阳修为学士日，有《修河议状》二篇，虽当时事宜，而其所画利害，措置方略，颇切今日之事。臣以为可用，故辄缮写进呈。自祖宗以来，除委任执政外，仍以侍从近臣为耳目，请间论事，殆无虚日。今自垂帘以来，除执政、台谏、开封尹外，更无人得对，惟有迩英讲读，犹获亲近清光。若复喑默不言，则是耳目殆废。臣受恩深重，不敢观望上下，苟为身谋，谨备录今日进读之言，上陈圣鉴。臣无任恐栗待罪之至。取进止。
贴黄。臣为衰病眼昏，所言机密，又不敢令别人写录，书字不谨，伏望圣慈，特赐宽赦。
“乞郡札子”
元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以臣子大义言之，病未及死，皆当勉强，虽有失仪旷职之罚，亦不当辞。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实亦有故。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臣闻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以此知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则危亡是忧，国何由报。恭惟陛下践祚之始，收臣于九死之余。半年之间，擢臣为两制之首。方将致命，岂敢告劳。特以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诚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又挺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见。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骘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构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桡椎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于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晓此意，谓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臣非不知圣主天纵聪明，察臣无罪。但以台谏气焰，震动朝廷，上自执政大臣，次及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皆畏避其锋，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势无复全。天下知之，独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无由知耳。
臣窃观三代以下，号称明主，莫如汉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杀盖宽饶，太宗杀刘洎，皆信用谗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盖宽饶忠直不畏强御，自候、司马擢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可谓不知之深矣。而盖宽饶上书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当时谗人乃谓宽饶欲求禅位。宣帝不察，致使宽饶自刭北阙下。太宗信用刘洎，言无不从，尝比之魏文贞公，亦不可谓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辽患痈，洎泣曰：“圣体不康，甚可忧惧。”而当时谗人，乃谓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赐洎自尽。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于陛下，不过如盖宽饶之于汉宣帝，刘洎之于唐太宗也。而谗臣者，乃十倍于当时，虽陛下明哲宽仁，度越二主，然臣亦岂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辙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后世，皆言二主信谗邪而害忠良，以为圣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识几畏渐，先事求去，岂不身名俱泰，臣主两全哉！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今臣草麻词，有云“民亦劳止”，而赵挺之以为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何正臣，而臣之被谗甚于盖宽饶、刘洎也。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臣无任感恩知罪，祈天请命，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贴黄。郭概人材凡猥，众所共知，既以附会小人得罪，近复擢为监司者，盖畏挺之之口，欲以苟悦其意。正如向时王岩叟在言路时，擢用其父荀龙知澶州、妻父梁焘为谏议，天下知其为岩叟也。
又贴黄。臣所举自代人黄庭坚、欧阳，十科人王巩，制科人秦观，皆诬以过恶，了无事实。臣又曾建言乞行给田募役法，吕大防、范纯仁皆深以为便。方行下相度，而台谏争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见大防、纯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台谏不敢行下耳。
又贴黄。中外臣寮，畏避台谏，附会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实状。但以事不关臣，故不敢一一奏陈耳。
又贴黄。陛下若谓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实其事，显加黜责。若以为然，即乞留中省览，臣当别具札子乞郡付外施行。
“辨举王巩札子”
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举宗正寺丞王巩充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窃闻台谏官言巩奸邪，及离间宗室，因谄事臣，以获荐举。奉圣旨，除巩西京通判。谨按巩好学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强御，此其所长也。年壮气盛，锐于进取，好论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顷者窜逐万里，偶获生还，而容貌如故，志气逾厉，此亦有过人者。故相司马光深知之，待以国士，与之往返，论议不一。臣以为所短不足以废所长，故为国收才，以备选用。去岁以来，吏民上书盖数千人，朝廷委司马光看详，择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于十五人中独称奖二人，孔宗翰与巩是也。巩缘此得减二年磨勘，仍擢为宗正寺丞。则臣之称荐，与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奸邪，台谏当此时何不论奏。巩上疏论宗室之疏远者，不当称皇叔、皇伯，虽未必中理，然不过欲尊君抑臣，务合古礼而已，何名为离间哉！况巩此议，执政多以为非，独司马光深然之，故下礼部详议。又兵部侍郎赵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离间，光亦离间也，彦若亦离间也。方行下有司时，台谏初无一言，及光没之后，乃有奸邪离间之说，则是巩之邪正，系光之存亡，非公论也。巩与臣世旧，幼小相知，从臣为学，何名“谄事”？三者之论，了无一实。上赖圣明不以此罪巩，亦不以此责臣，止除外官，以厌塞言者之意。臣复何所辨论。但痛司马光死未数月，而所贤之士变为奸邪，又伤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巩，诬罔之渐，惧者甚众。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战越。取进止。
贴黄。臣曾亲闻司马光称巩忠义，及见光亲书简帖与巩，往复议论政事，及有手简与李清臣，称巩之贤，真迹犹在。
“论周童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之一）”
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先任中书舍人日，敕举学官，曾举江宁府右司理参军周敕，蒙朝廷差充郓州州学教授。近者窃闻童上疏，言朝廷当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谨按汉律，擅议宗庙者弃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庙，重朝廷，防微杜渐，盖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来，推择元勋重望始终全德之人，以配食列圣。盖自天子所不敢专，必命都省集议，其人非天下公议所属，不在此选，既上，诏云恭依册告宗庙，然后敢行。其严如此，岂有既行之后，复请疏远小臣，各出私意，以议所配？若置而不问，则宗庙不严而朝廷轻矣。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今已改青苗等法，而废退安石党人吕惠卿、李定之徒，至于学校贡举，亦已罢斥佛老，禁止字学。大议已定，行之数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以为至当。童复何人，敢建此议，意欲以此尝试朝廷，渐进邪说，阴唱群小，此孔子所谓“行险侥幸，居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备侍从，谬于知人，至引此人以污学校，若又隐而不言，则罔上党奸，其罪愈大。谨自劾以待罪，伏望圣慈特敕有司，议臣妄举之罪，重赐责降，以儆在位。取进止。
“论周童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之二）”
元三年十二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上言，以所举学官周童擅议先帝配享，欲以尝试朝廷，渐进邪说，阴唱群小，乞下有司议臣妄举之罪，重行责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挥。
窃以为国之本，在于明赏罚，辨邪正，二者不立，乱亡随之。《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昔郭公善善恶恶而不免于亡者，以善善而不能，恶恶而不能去也。
臣观二圣嗣位以来，斥逐小人，如吕惠卿、李定、蔡确、张城一、吴居厚、崔台符、杨汲、王孝先、何正臣、卢秉、蹇周辅、王子京、陆师闵、赵济，中官李宪、宋用臣之流，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以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实忧之。夫君子之难致如麟凤，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况可招而来之乎？朝廷日近稍宽此等，如李宪乞于近地居住，王安礼抗拒恩诏，蔡确乞放还其弟，皆即听许。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进用。杨汲亦渐牵复。吕惠卿窥见此意，故敢乞居苏州。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得全首领，以为至幸，岂可与寻常一眚之臣，计日累月，洗雪复用哉！今既稍宽之后，必渐用之。如此不已，则惠卿、蔡确之流，必有时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时而复。何以言之？将作监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众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污寺监，犹能建开壕之议，为修城之渐。其策既行，遂唱言于众，欲次复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观之，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忧不复哉！
昔卢杞责降既久，经涉累赦，德宗欲与一小郡，举朝忧恐，而宰相李勉、给事中袁高、谏官赵需、裴佶、宇文炫、卢景亮、张荐、常侍李泌等皆以死争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将复用，一炬有燎原之忧，而滥觞有滔天之祸故也。今周童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议，盖有以启之矣。昔淮南王谋反，所惮独汲黯，以谓说公孙丞相，若发蒙耳。今童虮虱小臣，而敢为大奸，愚弄朝廷，若无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当复谁惮乎？臣不敢远引古人，但使执政之中，有如富弼、韩琦，台谏之中，有如包拯、吕诲，或司马光尚在，此鼠辈敢尔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祸患于未萌，真宰相事也。臣数日以来，窃闻执政之议，多欲薄臣之责而宽童之罪，若果如此，则是使今后近臣轻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轻重。事关消长，忧及治乱。伏望特出宸断，深诏有司议臣与童之罪，不可轻恕。纵使朝廷察臣本无邪心，止是暗缪，亦乞借臣以立法，则臣上荷知遇，虽云得罪，实同被赏。若蒙宽贷，则是私臣之身，而废天下之法。臣之愧耻，若挞于市，不胜愤懑。忧国之心，意切言蠢，伏候诛谴。取进止。
贴黄。周童州县小吏，意在寸进而已，今忽猖狂，首建大议，此必有人居中阴主其事。不然者，童岂敢出位犯分，以摇天听乎？此臣所以不得不再三论列也。
“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
元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坚乞一郡，盖亦自知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伏蒙圣慈，降诏不许，两遣使者存问慰安。天恩深厚，沦入骨髓。臣谓此恩当以死报，不当更计身之安危，故复起就职，而职事清闲，未知死所，每因进读之闲，事有切于今日者，辄复尽言，庶补万一。
昨日所读《宝训》，有云：“淳化二年，上谓侍臣，诸州牧监马多瘦死，盖养饲失时，枉致病毙。近令取十数槽置殿庭下，视其刍秣，教之养疗，庶革此弊。”臣因进言马所以病，盖将吏不职，致圉人盗减刍粟，且不恤其饥饱劳逸故也。马不能言，无由申诉，故太宗至仁，深哀怜之，置之殿庭，亲加督视。民之于马，轻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马之饥瘦劳苦，则有毙踣奔逸之忧；民之困穷无聊，则有沟壑盗贼之患。然而四海之众，非如养马，可以置之殿庭，惟当广任忠贤，以为耳目，若忠贤疏远，谄佞在傍，则民之疾苦，无由上达。
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屠三川，杀李由，而二世不知。陈后主时，隋兵已渡江，而后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亲致太平，可谓明主，而张九龄死，李林甫、杨国忠用事，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没于云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问，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乱，兵已过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虽无此事，然臣闻去岁夏贼犯镇戎，所杀掠不可胜数，或云“至万余人”。而边将乃奏云“野无所掠”。其后朝廷访闻，委提刑司体量，而提刑孙路止奏十余人，乞朝廷先赐放罪，然后体量实数。至今迁延二年，终未结绝闻奏。凡死事之家，官所当恤，若隐而不奏，则生死衔冤，何以使人？此岂小事，而路为耳目之司，既不随事奏闻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迁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谓此风渐不可长，驯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忧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取进止。
“荐何宗元十议状”
元三年闰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右臣伏见朝廷近制，川峡四路员缺，并归吏部注拟。臣窃原圣意，盖为蜀道险远，人材众多，若就本路差除，则士皆怀土重迁，老死乡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虽在远，亦识此意，闻命忻然，皆有不远千里观光求用之心。然法行数年，未见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如臣等辈不举所闻之过也。伏见蜀人朝奉郎新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详明，士行修饰，学古著文，颇适于用。近以所著《十议》示臣，文词雅健，议论审当。臣愚不肖，谓可试之以事，观其所至。谨缮写《十议》上进。伏望圣慈降付三省详看，如有可采，乞随才录用，非独以广育材之道，亦以慰答远方多士求用之意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举何去非换文资状”
元四年正月某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右臣伏见左侍禁何去非，本以进士六举到省，元丰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见其所对策词理优赡，长于论兵。因问去非：“愿与不愿武臣官？”去非不敢违圣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后迁博士。今已八年。尝见其所著述，材力有余，识度高远，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欲望圣慈特与换一文资，仍令充太学博士，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庶几近古。若后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行遣蔡确札子”
元四年四月十一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苏轼札子奏。臣近蒙圣恩，哀臣疾病，特许补外。臣窃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众人，有所闻见而不尽言。窃闻臣寮有缴进蔡确诗言谤ゥ者。臣与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今来非敢为确开说，但以所系国体至重，天下观望二圣所为，若行遣失当，所损不小。臣为侍从，合具奏论。若朝廷薄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毁谤圣母，不加忿疾，其于孝治，所害不浅。若深罪之，则议者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谤怨之言，亦于仁政不为无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吾之不德，常欲闻谤以自儆。今若罪确，何以来天下异同之言。矧确尝为辅臣，当知臣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榜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臣不胜爱君忧国之心，出位僭言，谨伏诛殛。取进止。
“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
元四年四月十七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苏轼札子奏。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皆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外补。臣本畏满盈，力求闲退，既获所欲，岂更区区自辨，但窃不平。数年以来，亲见陛下以至公无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议圣明，以谓抑塞台官，私庇近侍，其于君父，所损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辩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近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童，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则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暧昧之谤也？人主之职，在于察毁誉，辨邪正。夫毁誉既难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虚心而听其言，显然公行而考其实，则真妄自见，谗构不行。若隐受其言，不考其实，献言者既不蒙听用，而被谤者亦不为辨明，则小人习知其然，利在阴中，浸润肤受，日进日深，则公卿百官，谁敢自保，惧者甚众，岂惟小臣。此又臣非独为一身而言也。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臣虽死无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敝屣也。人臣知此，然后可与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台官章疏，不过为爱惜臣子，恐其万一实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无一事，空受诬蔑，圣明在上，喑呜无告，重坏臣爵位，而轻坏臣名节，臣窃痛之。意切言尽，伏候诛殛。取进止。
贴黄。臣所闻台官论臣罪状，亦未知虚实，但以议及圣明，故不得不辨。若台官元无此疏，则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贴黄。臣今方远去阙庭，欲望圣慈察臣孤立，今后有言臣罪状者，必乞付外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