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鲁国贵族季氏的家臣阳虎，又名阳货，在鲁定公六年取得“陪臣执国命”的合法地位。孔子对这一事件评论说：“天下太平，制礼作乐以及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天下昏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便决定于诸侯。决定于诸侯，大概传到十代，很少还能继续下去；决定于大夫，传到五代，很少还能继续下去；若是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传到三代，很少还能继续下去。天下太平，国家的最高权力就不会掌握在大夫之手，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季氏》）这段评论反映了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的集中统一，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孔子在自己的一生中评论过很多人和事。反映了他通过实例教育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六、教学相长。孔子在学术问题上，是允许学生与自己辩论的，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以收到教学相长的效果。《论语·学而》记载子贡听了孔子的教导后，领会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有一次，颜渊和子路各自说了自己的志趣，子路要孔子也说说，孔子也很和善诚恳地满足了学生的要求，谈了自己的志趣：“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使朋友们相互信任，使年轻人得到关注。”（《公冶长》）他以此让颜渊和子路与各自的志趣作比较，可说是一种正面教育的最好方法。孔子还真心诚意地欢迎学生对他提意见。子路性格直率，有时提意见不免有些鲁莽，但孔子并不介意。例如，有一次鲁国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派人请孔子，孔子准备去，子路很不客气地批评说：“难道走投无路了吗？何必要到闹叛乱的公山弗扰那里去呢？”孔子回答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召我吗？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阳货》）嘴上虽然这么说，但他还是接受了子路的意见没有去。又有一次，晋国范氏家臣佛肸邀请孔子，孔子也想去，子路又提出批评说：“我曾听老师说过，君子是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的。现在佛肸在中牟地方叛乱，老师却要去，这怎么解释呢？”孔子只得承认：“对，我是说过这话。”接着作了一番解释，最后说：“我不是地瓜，那能挂在那里不出仕食禄呢？”（《阳货》）他老实承认急于出仕食禄的心情，结果还是接受了子路的批评，打消了要去的念头。孔子是乐于接受来自学生的批评的。对不肯提意见的学生反而要责怪。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对孔子的话句句顺从，从来不提意见。孔子责怪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先进》）孔子还鼓励学生要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不要迁就谬误，应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即在仁德面前对老师也不退让。这种讨论与辩论的方法，是孔子师徒教学相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孔子常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这种后来者居上的认识论正是孔子教学相长的思想基础。七、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孔门的师生关系，是平等民主的。孔子对学生坦率真诚，一视同仁；弟子对老师尊重敬爱，亲密无间。孔子19岁那年娶了宋国的亓官氏为妻，婚后年余生了个儿子。因当时孔子已有些名气，所以连鲁国国君鲁昭公也派人送来一条鲤鱼作为贺礼。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的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伯鱼长大后，也与其学生一样，在孔子所办的私学里学习。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悄悄问伯鱼：“先生单独给你教了些课程吧？”伯鱼坦率地回答说：“没有。我跟大家一起听课，父亲从来不单独教我。他曾经一个人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过后，我就用功地和大家一起学诗。过了几天，他又一个人站在庭中，见了我又问，学礼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立身社会。过后，我就用功地和大家一起学礼。我从父亲那里只单独地听到这么多。”陈亢听后，很受感动，自言自语说：“我问的只是一个问题，而从伯鱼的回答中却得了三方面的教益，一是明白了学诗的重要性，二是明白了学礼的重要性，三是明白了正人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偏私。”（见《论语·季氏》）这件事说明了孔子在处理师生关系上，完全是平等的，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偏爱，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
孔子以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学生们的崇敬和爱戴。孔子在教学上与弟子虽然是师生关系，但在许多情况下，孔子总是把他们当成朋友和亲人看待的。孔子有一次对颜渊说：“有用我的，将行道于世，不用我则将藏道于身，这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啊。”（《述而》）这已不像师生间的谈话，而完全是平等的朋友之间的谈心了。孔子弟子中有一位叫冉伯牛的，因为生了恶疾不能起床，孔子亲自去问病，将要永诀时，说：“此人丧亡，这是命呀！这样好的人，为什么偏会生这样的病啊！这样好的人，为什么偏会生这样的病啊！”（《雍也》）这是真挚感情的流露，是孔子平等对待学生的真实记录。由于孔子对学生深沉真挚的爱，学生对孔子更是倍加尊敬。有人把孔子比作“太和元气”，把他的学生比作“四时之春”，充分说明了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仅比孔子小9岁的子路就对老师十分尊敬与佩服。尽管孔子多次批评子路好勇无谋，甚至说他“不得其死然”（《先进》），但子路却一直愿跟随孔子学习，实际上充当了孔子的卫士的角色。孔子在其兴办的私学里，毕其一生，用了长达四五十年的不懈努力，“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而且在办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治学态度，以及师生关系诸方面都做出了创造性的建树，并作为丰富的文化遗产传给后世，造福于人类。
春秋后期，鲁国的三桓（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即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的势力膨胀，通过“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掌握了鲁国的实权。公元前562年，三桓“三分公室”，把公室的军队改编成三军，由一家统辖一军。过了25年，三家又进一步瓜分国君的权力，把三军改为两军，分成四股，实行“四分公室”，由季孙氏分得两股，并掌握鲁国的大权；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这样，国君的主要权力就被瓜分了，经济上也只能靠三家的进贡来维持。由来已久的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削弱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的权力。
“斗鸡之变”当年的曲阜城里，有斗鸡的习俗。鲁昭公二十五年夏天，执政的季平子与另一贵族郈昭伯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鸡大赛。季氏给鸡穿上护甲，郈氏给鸡装上锋利的金属爪子。两鸡相斗，各不相让。时间一长，季氏的鸡渐渐不支，而邱氏的鸡仗着利爪，越斗越勇，将季氏的鸡打得狼狈逃窜。季平子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并仗势强占了郈氏的房子。郈昭伯是鲁惠公的后裔，同季平子一样，也是鲁国公室贵胄，只不过权势不及季氏。鲁昭公早想除掉季平子这个权臣。得知斗鸡的事情，喜出望外，便召郈昭伯密谋铲除季孙，邱氏欣然赞同。联系了一些季平子的政敌，经过周密的策划后，在同年秋天出兵围困季平子。兵至季府门前，当即捉住并杀死了季平子的弟弟季竖。季平子已有准备，闭门坚守。季平子登上观台，遥拜鲁侯请求说：“君王没有调查下臣的罪过，就派官吏用武力讨伐下臣，下臣请求待在沂水边上让君王调查。”昭公不许。请求囚禁在费地，也不答应。又请求带着5辆车子逃亡池。左右劝昭公准季平子所请。昭公还是不听，郈昭伯火上加油说：“一定要杀了季平子！”孟孙氏、叔孙氏得到兵围季府的消息，深知除了一家，其余二家也难保，便一齐起兵来救季氏，昭公兵少难敌，只好带了少数亲随，出奔齐国。（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后来又逃到晋国，过了7年流亡生活，最后死于晋国乾侯。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斗鸡之变”。
“斗鸡之变”这年，孔子35岁，他耳闻目睹了这场鲁国君臣之间、各当权贵族之间的激烈争斗，感到鲁国政局的混乱，做国君的不像国君，为人臣的不像人臣，完全背弃了礼的尊尊、亲亲之义和互敬互让原则，传统的贵族共政体制所要求的君臣协调关系破坏殆尽。在孔子看来，礼徒具玉帛钟鼓的形式，甚至被僭越者所利用。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祭祀祖先的万舞人数：天子用八佾（一佾为一列八人），诸侯用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身为大夫的季平子在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时，竟把从公室调来的乐队和自家的乐队合在一起，组成八佾，演出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舞于庭”的场面（见《论语·八佾》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而且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在祭祀撤奠时，还唱起天子用的《雍》歌（《八佾》），声势十分气派。而公室的祭祀活动，不仅规格低于三家，由于舞队被季氏调走2／3，连万舞也不能举行，显得十分冷落。以维护周礼为己任的孔子哪里能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僭越行为，他针对季平子八佾舞于庭的做法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又针对三家祭祀以《雍》的行为评论说：“《雍》诗里有这样两句话：‘相辟维公，天子穆穆（诸侯助祭，天子庄严主祭）。’这样的语句怎么可以出现在三家大夫的庙堂里呢？”（《八佾》）孔子再也不忍目睹这种大夫违礼僭越的行为，决定留下妻儿，自己便和追随他的一班弟子驾车赴齐避乱。
“苛政猛于虎”孔子这次赴齐是在鲁昭公逃亡国外后不久，即公元前517年的深秋。车出城关，渡过泗水，便进入了西北郊遂，映入眼帘的是广袤无垠的田野，孔子师徒久日压在心头的烦闷情绪为之一扫，秋高气爽，心情也就宽松多了。又走了几天，只见峰峦重叠，山势渐高，遥望一峰，拔地耸天，弟子高兴得手舞足蹈，说是可以清楚地望见泰山山脉的主峰岱岳了。车子在山路上辚辚前行，越走山愈深，境愈幽，山限水曲的地方，林木掩映着一两椽茅舍，炊烟袅袅，正是一个避世隐居的好去处。正当孔子师徒沉寂在遐想中，饱览着这美景如画的泰山风光时，忽然不远处传来一女子的嘤嘤哭声，抽抽搭搭，时断时续，打破了山林中的幽静和谐的气氛。孔子急忙命子路停车，自己恭敬地站起身来，扶住车前横木，说：“快去寻找这位失声痛苦的女子，看看能不能帮她点忙。”子路循着哭声走去，发现在山坳一旁有一中年妇人在墓前哭祭，样子十分悲痛。子路问道：“这位大嫂，听你的哭声，好像有几层忧伤，不知为何？”妇人强抑泪水，悲切切地说：“山里猛虎为患，以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听说后，同情地问道：“山里虎患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早点搬到山外去住呢？”妇人回答说：“这深山老林中没有苛捐杂税呀”孔子的心为之一震，如梦初醒，悲愤地对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这件事，苛政猛于虎啊！”（《礼记·檀弓下》）
“齐景公问政”
孔子一行怀着阴郁的心情过了泰山，又走了两天，就来到了迫临淄水而为城的齐都临淄，住宿在齐卿高昭子府上，做了他的家臣。高氏自齐襄公时起，与国氏并为国卿，是齐国最有影响的贵族。孔子希望通过他的关系，能尽早见到齐景公，陈说自己对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达到出仕干政的目的。
齐景公听高昭子说他慕名已久的孔子已经来到齐国，当然十分高兴。前次在鲁国见面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次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向他请教，所以很快就接见了孔子。当时的齐国，陈氏（齐桓公时逃到齐国的陈公子完的后代）强大，为了收买人心，与公室争夺民众，采取了以大斗贷出、小斗收入的广施小惠的方法救济穷苦百姓，提高声誉，扩大社会影响；而齐国景公却耽于游乐，疏于朝政，使大权已经旁落的公室更加衰弱，民众背离公室而倒向陈氏，“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所以当齐景公第一次问政时，孔子回答了8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君臣父子应该各尽其职，各行其道，做国君的要像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等等。齐景公似懂非懂，连忙按自己的领会称赞说：“你说得多么好啊！如果各自不守名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是有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颜渊》）
齐景公又过了些日子，再次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节财，就是节俭财用，也是针对齐国存在的问题讲的。齐国人一向崇尚奢侈，相传齐桓公给自己的700名宫妃修建700所住房，开设7个宫内市场供其消费。齐景公则过着“宫室日更，淫乐不违”的腐朽糜烂生活，而且他的“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左传》昭公二十年），巧取豪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三老冻馁”；“国之请市履贱踊贵（因为受刑的人多，脚被砍掉，所以市集上的草鞋践而假脚贵）”（《左传》昭公三年）。出现了“民人苦病，夫妇皆诅”（《左传》昭公二十年）的危机局面。孔子提出“节财”，就是希望齐景公能带头去掉奢侈，提倡节俭，减轻税收，施惠于民。齐景公是不会听从孔子劝告的，但他对孔子的印象还不错，打算把尼谿这个地方封赐给他，并留孔子在齐国做官。
“会见晏婴”
齐相晏婴得悉齐侯要重用孔子的消息后，便急忙去宫中晋见景公，陈说利害，谏阻说：不能把尼谿封给孔子，也不要他在齐国做官。儒家都是些倔傲自大的人，他们特别看重丧葬之事，以至于破产厚葬，这不可成为民俗；他们靠奔走游说过日子，嘴上说得好听，并没有治国的真实本领。自从圣贤死后，周王朝已经衰落了，周朝的礼乐制度也废缺多年了。现在孔子想考订周朝的礼乐制度，企图重新恢复它们，把升降揖让之礼搞得十分繁琐，让人一辈子也学不尽。国君打算留用仲尼，用他那套过了时的办法治理齐国，这怎么能行呢？（见《史记·孔子世家》和《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是齐国有影响的老臣，他对孔子的批评引起一些人的响应，对孔子留在齐国仕进的想法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却不拜见晏子。子贡怀疑晏子在景公面前说的那席话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于是对他的老师说：“拜见国君不拜见执政的人，行吗？”孔子说：“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个国君而且都服服帖帖，我怀疑他的为人。”这话传到晏婴的耳朵里，他解释说：“我是齐国世代平民出身，如果不考虑自己的品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不能立身在世。我听说得宠被钟爱，不得宠被厌恶，诽谤赞誉是一回事，声音和回声相应和，看见怎么行事就听任它算了。我听说，用一颗忠心侍奉三个君王，所以得顺应；用三个心眼侍奉一个君王，得不到顺应。如今孔丘没看到我的品行，就讥讽我。我听说，有道德的人独立在影子前不羞愧，独自躺下心里也不惭愧。”孔子听到这话，说：“有句俗话：在近处说的话，不能传到远方；自身做的事，不能瞒住众人。我私下议论晏子，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我的过错危险啊！我听说君子超过别人就把别人当作朋友，赶不上别人就把别人当作老师。现在我对晏子说错了话，晏子谴责我，这个人是我的老师。”然后孔子才拜会晏子，以释前嫌。
“闻韶不知肉味”
孔子赴齐的结果很不理想，有一件事却使他终生难忘，这就是在齐国逗留期间，有幸亲身观赏了古典乐舞《韶》的演出。《韶》，相传为虞舜时期的乐舞，历传夏、商、周三代。周平王东迁时，乐师流散。据《论语·微子》载：“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二饭乐师干逃到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磐的襄入居海边。”这些流散的乐师自然就把周代的礼乐制度带到了各诸侯国，因此，孔子在齐国能观赏到《韶》舞，就不奇怪了。
孔子对《韶》乐推崇备至，他曾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卫灵公》）“乐则韶舞”就是主张演奏舜时的《韶》乐和周武王时的“武（舞）”乐。对于这两种乐，他也有过评论，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即舜时的《韶》乐比周武王时的《武》乐更好一些。这倒不是因为前者更古，而是因为《韶》乐既优美动人，又无战争肃杀之气，符合孔子“仁”的思想。《韶》乐的感染力是十分强烈的。当他在齐国观赏《韶》的演出时，竟然如醉如痴。《论语·述而》记载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连吃肉都觉得没有滋味，可见他对《韶》乐入迷到何等的程度！从中得知，孔子是一位音乐素养十分高和艺术感受力非常强的人。
“接浙而行”
孔子在齐的好景不长，先是景公对他逐渐冷淡，好不容易求见一次，即不再问政事，也不提封赐尼谿的事，而是不冷不热地说：“待您像贵国待季氏那样，我做不到。”（见《史记·孔子世家》）后来，渐有传闻，说齐国大夫中有人要加害孔子，他又去见景公。景公对他说：“我老了，不能用您了。”（见《史记·孔子世家》）那语气就等于下逐客令。看来，要待在齐国已是不可能了。孔子便让弟子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到鲁国去。这年是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孔子37岁在齐稽留约为一年半光景。孔子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孔门弟子号称3000人。在这3000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孔子3000弟子中有姓名可考者就有95人，孔子生前弟子已有多人，仕于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及至世界教育史上像孔子这样教授学生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的人并不多见。孔子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也是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已超越时空界限，绵延至今、遍及世界，以研究《论语》着称的美国克里尔教授和日本江哲郎博士、着名作家井上靖先生都把孔子称为”人类的导师。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这位给中国历史文化及至世界文化以深刻影响的文化巨匠，历代被称为“至圣”是世界上最早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