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后一任大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由一介平民走入仕途后，利用权势，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贪污纳贿，卖官鬻爵，横征暴敛，积累起大量财富，并以其为代表，发展成为权、势、财倾天下的豪门贵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盛极一时，富贵一世。
一
曹锟，字仲珊，清同治元年(186年)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直隶天津大沽口。其父曹本生以排船(即修建木船)为业，木工手艺精湛。虽育有五男两女，然而依靠手艺养家，终可勉强糊口，并尽可能让孩子们读书识字。曹锟排行老三，幼年被父送人家乡私塾读书，练得一手好字，粗通经史，终因家道贫寒四年后辍学，但这点学识却为其以后发迹打下了基础。失学后的曹锟，一时无事可做，以自己膀大腰圆、体格强壮的天资，开始练习武术。在此过程中逐渐染上了一些恶习，与一些社会无赖纠合在一起，整日游手好闲，滋事生非。待长到十六岁时，父母让其学习造船修船技术，但曹锟死活不肯，执意要去贩卖洋布。开始时肩挑手提，走街串巷叫卖，后买了辆独轮手推车，往返于天津与塘沽之间，生意尚可。因是小本经营，加之随挣随花，无法扩大经营，最终蚀本歇业，曹锟遂流浪街头。
光绪八年(1882年)，曹锟二十岁时，正赶上淮军在天津招募新兵。走投无路的他依仗体格魁梧，走上了吃粮当兵的行伍之路。入伍后，因粗通文墨，且憨厚老成，被淮军管带郑谦所赏识并收为“义子”。三年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事学校，曾为清政府训练新式陆军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淮军带有私人武装集团的性质，选拔下属军官的主要标准，依据其对首领个人的效忠程度，层层类推，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等级集团。武备学堂第一期仅招生百人，曹锟凭借为管带郑谦“义子”的关系，成为该学堂首届学生。他善于钻研，学习刻苦，光绪十六年(1890年)毕业时列为优等生，被分配到淮军提督宋庆的毅军中担任哨官职位。曹锟经由普通的副兵而入武备学堂，再入军官行列，迈出了其军事政治生涯的重要一步。
二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曹锟随毅军赴朝鲜作战。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进行新式陆军的编练。光绪二十一年(189年)十月，袁世凯受命在天津小站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开始组建新式陆军。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颇为投入，事必躬亲，着意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使北洋新建陆军成为继淮军而起的又一个封建军事集团。曹锟看准机会，便去投奔袁世凯，不久便被委任为步军左翼第一营帮带，旋即又升至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在社会上混迹多年的曹锟，深得钻营之道。当他得知天津宜兴埠退职清军提督曹克忠与袁有世交后，即备厚礼，以同宗族孙名义拜访，经过曹的姨太太向袁疏通，曹锟立即受到袁的知遇，从此官阶步步高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升为武卫右军学兵监督。此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山东，清政府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率兵前往，曹随之进驻义和团活动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曹州府，任镇守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曹又升为武卫右军步队帮统。不久，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常备军，曹被委任为步军第十一营管带，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大将。三十一年(1905年)，曹锟升至京旗常备军第一镇第一混成协协统(旅长)，他由管带(营长)越过协标统(副团长)、标统(团长)、协协统(副旅长)三级官阶，跻身于北洋新军高级将领行列，可谓官运亨通。三十三年(1907年)，曹锟又成为北洋新军六镇中第三镇统制，时年四十五岁。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迫再次重用袁世凯。此时已升为总兵的曹锟奉命率第三镇由东北入关，继续为袁效力，参加镇压革命运动。山西革命军得势，震动京畿，袁遂命曹锟率第三镇全力进攻山西。经数十天激战，北洋军攻占娘子关、太原、忻州、平阴府等地，沿途大肆抢劫、奸淫、烧杀，各地民众惨遭横祸。次年(1912年)一月，曹锟率部又镇压了滦州起义，为袁世凯稳定北方局势和登上权力顶峰再次立下汗马功劳，由此他被称为袁身边的“赵子龙”。二月，清帝发表退位诏书，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为避免到南京就职被革命势力包围，袁精心指使曹锟率北洋军第三镇发动北京兵变。当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团抵京四天后，第三镇官兵在北京城内放枪放炮，肆意洗劫，并称袁走了没人管了，以造成“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的假象，袁借机达到了在北京就职的目的。当上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为实现专断独裁的目的，将矛头指向南方革命势力，曹锟等一批北洋部属便成为其所依赖的股肱大将。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孙中山决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党力量，遂命曹锟所部北洋陆军第三师(由第三镇改称)进兵岳州，攻击湖南。翌年四月，袁任命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七月又赐“将军”称号，令其继续驻兵岳州，防止南方各省势力再起波澜。此时曹锟长驻武汉，大力搜刮民财，用于招兵练军，发展武力，以免在群雄纷起的年代任人宰割。曹锟聚敛财富，实际从当上陆军第三镇统制驻兵关外即已开始，其方式是克扣军饷，滥报军费。这也是当时中央权力旁落，导致军人权力和威望不断增长，军队将领依靠武运亨通谋取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实现个人发迹的惯常手段之一。
三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时，曹饷等人以直隶代表名义于九月上书袁，请求改变国体，为袁推行帝制推波助澜。十月初，曹锟被袁授予“虎威将军”称号。十二月袁接受帝制后又授曹锟等人为一等伯爵。次年(1916年)一月，曹受命督师入川，镇压护国军讨袁运动。六月袁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集团操纵北京政府实权，段出任“责任内阁”国务总理，并形成了与北洋军阀另一实力派冯国璋直系集团互相争雄的局面。握有重兵的曹锟便成为双方极力拉拢的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九月，段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北洋第三师遂由南方撤回北方，驻扎保定。在此群雄并起、群龙无首之际，曹锟接受心腹悍将吴佩孚的建议，采取左右逢源，从各方予取予夺，“扩大基本武力”的策略，以图发展，纵横捭阖，伺机争霸。曹升任直隶督军，占据一方，从此有了敛财的基地。为扩军增兵，曹大肆招募兵丁，使第三师迅速扩展为九个混成旅，总兵力达六万余人。民国初期的大小军阀们都深知，有兵便有权、有财，便有抗衡的实力，有向权力顶峰冲击的资本洞时也深知，军队扩张和稳定需要有雄厚的经济支撑，有兵有地盘便需不失时机地谋求财富，扩充资本。于是便出现了北洋军阀为一己私利而巧取豪夺、肆意妄为的社会现实。民国六年(1917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之时，段祺瑞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率第三师进击北京，虽然沿途并无战事，时间不过一周，曹则借机报销军费六十万元。段为安抚笼络曹锟，命财政部如数照发。此后，为对付南方护法军政府，曹兼任两湖宣抚使，南下攻取湖南时，又如法炮制，要求发给讨伐军费二百万元，如此滥报军费，大发横财。曹锟作为北洋军阀上层人物，在中国处于分裂混战之时，成为顺势而变、借机渔利的典型。他本属直系却不与直系亲密，不属皖系却同皖系互通款曲，两头捞利，获益甚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