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知县黄梅侵吞国库、勒索苛敛一案，被当时乾隆皇帝亲自过问，最后才得以真相大白。一个小小知县的贪污案竞惊动皇帝亲自过问，这在当时十分罕见，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这黄梅究竟等人物？
黄梅，浙江平阳县知县，生性好贪，为政庸碌无为。他生活的时代正值乾隆中叶以后，当时吏治腐败，官吏贪污索贿之风盛行，在社会表面繁荣的背后，已露出衰败的征兆。黄梅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走马上任平阳知县。他所管辖的平阳县位于浙江最南端，东临大海，属于鱼米之乡，山水风景俱佳，历来都是沿海富庶之地。由于平阳离省府杭州有一千里之遥，因而此地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黄梅赴任之初，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敛财，但后来他看到整个浙江上下官吏都不以侵吞钱粮为耻，反以为荣，邻近州县之间借兑钱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手续，仓储、账目也几乎没有什么人检查核实，即使亏空也无人问津，只要设法把亏空的钱粮加以弥补，就可以高枕无忧。于是，黄梅便打起侵吞钱粮的主意。在他就任伊始，平阳县的仓库钱粮基本上没有什么亏空，各项支出也比较宽裕，漕粮及田银赋税的征收、上交都能按时完成。可是，当黄梅把目光瞄准仓库钱粮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黄梅始则挪用，继之侵吞，使得平阳钱粮亏空从无到有，数额与日递增。对于黄梅的行径，他的土司温州知府有所觉察，但因自身行为不太检点，也不是什么清官，再者，侵吞钱之事早已是各州县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他对黄梅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一来，黄梅的贪污行为更加变本加厉起来，贪污数额扶摇直上。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浙江巡抚王亶望、陈祖辉贪黜之罪相继败露。乾隆皇帝十分震惊，他估计浙江全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的弊病，于是，下旨浙江通省全面清查核实仓库亏缺情况。结果，当年就查出浙江各府县仓库共亏空钱粮一百三十多万两。实际情况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这是因为一百三十多万两的数字只是根据各府县上报的数字所做的统计。当平阳县遭到清查时，黄梅十分狡猾，他一面给上司大肆送礼，一面编造各种理由说他在接任之初，平阳县亏空就十分严重。在上司的包庇下，黄梅安然无忧，逃过了一劫。
乾隆皇帝为了扭转浙江的亏空局面，提出了“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的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个割肉补疮的办法，不但没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反而为各地官员进一步贪污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弥补亏空的进程中，有的一边弥补，一边出现新的亏空；有的原来没有亏空，见到别人挪用贪污，自己也挪用贪污，便造成亏空；有的前任弥补完，继任者出现新的亏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黄梅贪污行为更加赤裸裸。他一面肆无忌惮地把仓库的钱粮据为己有，一面以弥补亏空为名，巧立名目，想出种种搜刮老百姓钱财的办法。比如，他打着弥补亏空的合法招牌，在农民原有田赋的基础上，再另按田亩派捐，规定每一亩田，捐大钱五十文。黄梅平时向农民采买仓谷时，常常借口没有现钱，只给农民出具一张盖官印的欠单。他还时常低价买进农民的仓谷，其间的差价自然落进黄梅自己的腰包。更有甚者，他把用来购买赈灾钱粮的银两也据为己有。黄梅通过各种途径，搜刮民脂民膏，到案发时，他所侵吞的钱粮不下二十万两。
更令人发指的是，黄梅不仅自己贪赃枉法，还纵容自己的儿子、爪牙胡作非为，鱼肉乡里。他的儿子黄嘉图为人奸猾无比，脾气暴躁，纠合地方无赖欺压百姓。人们给黄嘉图送了一个“石板炮”的绰号，意思是说像路面上的青石板那样平滑，像火炮那样的凶狠。在黄氏父子及其爪牙的盘剥下，平阳县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
上梁不正下梁歪。黄梅手下的胥吏纷纷效仿知县的行为。黄梅也给手下胥吏提供盘剥敲诈老百姓的机会。黄梅手下对农民进行盘剥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他手下的各色胥吏除对农民进行正常征收钱粮外，还巧立名目，让农民交纳种种杂贴。如收米豆私贴，名曰“开天窗、卖水次”；交兑白粮时，收取“例廒银”，每廒二至三四两不等；兑漕斛面时，留剩一半，名曰“留枕头”；运丁贿赂仓夫，每运一百石谷粮要收取一二石作为补贴，并收“纲司钱”三四百文；纲司在认领廒口时，又要通同折干，勒米四五斗。有时，黄梅将漕粮的征纳安排在农忙季节。此时，农民无从买米，又不敢耽误耕作的季节，只好借债变产，以银代米。衙役趁机勒索农民，每石折银一两六七钱不等，超过正常情况下的两倍价钱。有时，他们故意制造麻烦，强迫农民化整为零地多处交纳漕粮。仓夫开仓收米时，不是故意挑剔米色不好，就是让农民对米进行筛扬，直到农民塞给他们好处，他们才善罢甘休。有时，黄梅还利用漕米、南粮本米折钱的机会进行盘剥。因为米、谷、钱、银的比价不一样，官府本来有规定的比价进行折兑，但黄梅却指示属下隐瞒行情，私订折兑标准，有意抬高比价，使农民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多被黄梅等人侵夺。黄梅还利用平阳田亩丈量比较困难的特殊情况，通过编选田赋册籍对农民进行敲诈。胥吏们为了中饱私囊，有时胡乱编造田赋册籍，有时随意涂改田亩数量，以借机勒索农民。此外，黄梅等人还通过滥派差役等非法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除农民外，平阳商贩也是黄梅盘剥的重要对象。平阳物产丰富，历来为贸易重镇，商贾云集。黄梅常以筹集县衙官府或过路军队的后勤物资为由，向商贩索取摊派各种费用，各行各业均不能免。另外，商贩们在交纳商税及领取官照时，也要经受层层盘剥，真是怨声栽道。黄梅不但贪赃，而且枉法，他和其手下的胥吏们经常通过自己经手的各种案件为己牟利。平阳县衙明文规定，民间诉讼除人命盗窃重案可以随时控告外，其它如婚姻、田亩、斗殴等事件非不得已，则在规定的日期放告。但黄梅一伙，如果收了贿赂，不论什么案件，都一概受理，而且颠倒黑白，根本不管什么是非曲直。
迫于黄梅父子的高压政策，平阳老百姓对黄梅一伙的所作所为敢怒不敢言。于是，黄梅更加毫无顾忌，得意忘形，肆意挥霍剥削来的钱财，没想到却乐极生悲，最终因为母祝寿，引发“母丧演戏”的丑剧。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正月，黄梅老母九十大寿。以黄梅的秉性，岂肯放过这个发财的大好时机。他不但大摆筵席，还请来戏班子唱戏。为了巴结知县，平阳上下皆送厚礼前来祝寿。在酒宴上，黄梅老母因情绪过于激动亢奋，胸口突然被痰堵住，命丧黄泉。家人慌忙把这个消息报告给黄梅，黄梅正在兴头之际，闻此消息，竞不慌不忙，不可思议地随口答道：“暂不发丧。”依然和客人一道谈笑风生。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谁走漏了黄梅“母丧演戏”的消息，引发平阳全县舆论哗然。老百姓本来就痛恨黄梅父子，闻此消息，更加痛骂黄梅这位父母官猪狗不如，伤风败俗。这件事情传到浙江学政窦光鼐耳中，引起他极大愤怒。他认为，作为朝廷命官，黄梅居然做出“母死不欲发丧，特令演剧”之事，实在有伤礼教。再加上平时风闻黄梅“亏空钱粮已逾十万”，窦光鼐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事态严重，于是，两次上疏乾隆皇帝，弹劾“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平阳知县黄梅假弥亏苛敛，且于母死日演剧”，以及浙东八府仓库空虚等，建议皇帝对这些情况进行彻底查处。为整顿浙江吏治腐败和亏空情况，乾隆皇帝命窦光鼐与朝廷委派的钦差大臣一道将有关情况核查清楚。由于官官相护，举报人窦光鼐差点身陷囹圄，当事人黄梅也差点成漏网之鱼。由于窦光鼐死盯不放，收集了黄梅大量贪赃枉法的证据，才使自己免于被诬陷入狱的灾难。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二十七日，黄梅罪行全部查清，黄梅父子受到严办，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此案并不复杂，如果不是皇帝亲自过问，黄梅这个贪官很可能逍遥法外。一个小小的知县竞能贪污钱粮二十余万两，那么比他职位更高的官员贪污情况可想而知。考察黄梅一案的前前后后，不难发现乾隆中后期的官吏腐败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黄梅能走到这一步，不仅有其个人的原因，更有整个社会制度深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