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前第一次读《奔月》，打开书就见到马和夷羿“同时垂了头，一步一顿，像捣米一样”，觉得未免滑稽，接下去又有嫦娥的“乌鸦的炸酱面”之类，心里就直想笑了；但不知为什么，每每这种关节，又终于不能笑出声来，如此到了篇末，虽然笑料未减，却反而沉甸甸的让人难受，合上书，脑子里似懂非懂，又像是被掏空了一样，虚弱得很，想归纳一点什么也很难，磨蹭了半天，似乎只有四个字：诡谑峭拔。
多少年后的今天，早已踏进人生风雨的我重读这篇小说，自然该是有所共鸣了，但此时此刻，第一次那些似懂非懂中的体验却也格外鲜明地浮现了出来，昭示着审美直觉惊人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笑出来。在《奔月》中，鲁迅实在无意兜售给我们用以轻薄调侃的材料，我们能取笑羿这样一位射九日、斗文豹、屠长蛇的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英雄吗？显然不能。我们又能取笑艰辛地生活着的嫦娥吗？恐怕同样不能。
笼罩着全篇乃至贯穿每个细节的都绝不是一个令人捧腹的幽默故事。
或者不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倒是一出让人心事重重的英雄的悲剧。而且我相信，愈是经历了比较多的人生风雨的人，就愈能够比较多地感觉出其中的悲剧性来，也就愈能体味到讲述这个故事的鲁迅绝非轻松自如，他有着太深太深的无法排解的精神苦闷。
在鲁迅那些风格独特的历史小说中，历史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老子、庄子、墨子、伯夷、叔齐这样需要重新审视的文化圣贤，一类则是像羿、禹、眉间尺这样勇武朴质的人间英雄。羿战天斗地，驰骋荒原，以自己所向披靡的力量开辟着人类的新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也是一位鲁迅式的先驱者吗？“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在羿这位人类先驱英雄的形象中，鲁迅无疑渗透了自己深沉的人生悲欢。
在《奔月》中，羿的人生悲剧就是那样的层层叠叠，难以排解！
羿无能为力了，羿沮丧消沉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日复一日地灰溜溜地从野外归来，行囊空空，他竟然会一无所有，竟然会无力养家糊口！在昏暗的灯光中，“对面墙上挂着的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机，长剑，短剑”一次次触目惊心地凸现着，让人好生懊恼，好生自惭形秽……这还不是人生的困窘和悲哀吗？
而颇有意味的是这一人生困境并不是源于什么飞来的横祸，什么外来的狙击，酿成这一悲剧性结果的恰恰是羿自己。“我的箭法真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如果那时不去射杀它，留到现在，足可以吃半年，又何用天天愁饭菜。还有长蛇，也可以做羹喝……”
羿愁云满面、双眉深锁，他以无比的威力为千家万户剪除了灾星，世界从此风调雨顺，莺歌燕舞，而他自己呢？恰恰又是因为这国泰民安的结果而一蹶不振，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持！那一天好不容易遇上一只小麻雀，怎知利箭一着，尽皆粉碎！“我的弓太强，箭头太大了。”射杀过无数奇禽怪兽的无敌利箭，终于也成了羿的痛苦之源，多么辛酸而无可奈何的现实！
人生总会有许许多多的窘迫和矛盾，而归根结底地讲，造成这种境遇的根本就是人自身的窘迫和矛盾，是人自己有太多太多的永不干涸的欲望，又是人自己有太多太多的执拗的理性意识。恰如叔本华所说：“欲望和努力，是人类的全部本质，正如口干欲裂必须解渴一样，欲望又是基于困穷和需求——亦即痛苦，因之，人类在原来本质上，本就难免痛苦。”“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这二者就是人生的究极要素。”叔本华认为，人生由渴望中的痛苦和渴望满足之后的倦怠交替控制着。而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的羿实际上是处于这双重痛苦的共同挤压之下：既有一个屠龙英雄扫荡世界之后的无聊与倦怠，又有现实世界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持的痛苦。而每当我想象着夷羿跨上宝马良驹，手搭射日神弓走遍大江南北也找不到一只猎物的影子时，也不禁想起了科热夫的断言：“人类的先锋队实质上已经到达了终点和目的地，即达到了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结。”高度智能的人往往过分的“超前”，当他远远地超越了历史、超越了现实的时候，一种离尘弃世的无对象、无定着的悲凉感便会油然而生。
最鲜明最深邃地揭示着这一二律背反现实的当然是现代西方人。赋予了夷羿这种悲剧精神的鲁迅无疑是站在现代人类命运的高度思索着自己复杂的人生体验。几乎就在写作小说《奔月》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悲剧色彩相当浓郁的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在鲁迅的心灵独白《野草》中，这位现代思想的先驱英雄剖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种种困惑与矛盾。人生如走影，“黑暗”会将它“吞并”，“光明”又使它“消失”，它只好“彷徨于明暗之间”（《影的告别》），无所适从，落寞凄凉。人自身的矛盾性使得人很难信心十足地自我把握，从而也就根本无力把握命运的舵桨，“抉心自食，欲知本昧。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墓碣文》）人的生命或者“烧完”，或者“冻灭”，别无选择（《死火》）。从现代人类的根本命运的层次上体验人生的悲欢使鲁迅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先驱英雄，但正因为如此，他也就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抉心自食”的精神苦闷之中，陷入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无物之阵”的大泽中。哦，无物之阵，人类的先驱英雄“举起了投枪”却不见长蛇，不见封豕，踯躅辗转，这不就是羿吗？羿的痛苦就是鲁迅精神苦闷的外化，由此，《奔月》的悲剧意识也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了很高的文化品位。
然而，让人茫然失措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在山川湖泊彷徨无计的羿似乎还并不是我们主观分析的那样苦不堪言，萦绕在他心间的恐怕更多的还是一些现实主义的慨然长叹，他毕竟还有家，还有一群忠顺的家丁仆从，还有一个可爱的妻子。这都是他温馨迷人的最后归宿。中国人的家庭有着自身神奇的力量，可以消释融解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中国人最看重最珍视的是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千丝万缕的人伦关系。而笼罩着这层关系的那张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旦被撕下，露出赤裸裸的犬牙交错般的狰狞面目时，那才是最致命的打击。
羿更深重的悲剧性体验恰恰就是这一打击！
没有捕获到猎物似乎还好说一些，倒霉的夷羿又得罪了一位刁钻泼辣的“老婆子”，着实挨了一顿臭骂，末了还搭上了自己整整一天的口粮！这时候哪里还有人想得起这位英雄为民除害的伟绩呢？这也极易让我们想起《野草》中的老妇人和耶稣，为别人风餐露宿、含辛茹苦，到头来却落得个受人嫌怨乃至唾弃的下场！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这是羿最悲惨的日子，刚刚摆脱了“老婆子”的纠缠，又差点遭了冷箭的暗算，而出乎人意料的又在于，企图暗算他的竟然又是他昔日的学生，那曾毕恭毕敬的弟子！
羿的箭都用尽了；但他这时已经看清逢蒙得意地站在对面，却还有一枝箭搭在弦上正在瞄准他的咽喉。此时此刻的羿，与其说是惊恐不宁，不如说是充满了无限的伤感。鲁迅说：“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按照鲁迅的解释，逢蒙这个形象的言行是有意模拟高长虹，而我以为，这只是一种灵感的动因，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他完全不必特指某人，而是深刻地表现了鲁迅乃至现代中国人的全部精神苦闷。
也是在这样的苦闷中，羿第一次“在马上绝望地摇了摇头”。
但是，羿万万不曾料到的事还在后头：他一片痴情、一腔热血地爱恋着的妻子嫦娥竟然不顾一切地弃他而去了！
并不是羿待嫦娥不好，刚好相反，在家庭生活的重重困难面前，羿总是克勤克俭，自愧自责，尽最大的努力满足着她的生活需要。每当嫦娥还“兀自摊开了四肢沉睡”的时候，羿就得匆忙起身，远出狩猎；每当嫦娥满脸不悦，任性刁难时，羿却反而想到“她脸上仿佛比往常黄瘦些”。飞升极乐世界的金丹本也是羿的东西，但他“第一先得”替嫦娥打算……
糟就糟在这个克己忍让的“第一先得”！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第一先得”，特别是女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文明中，妇女特殊的依附、不独立的地位造就了一种源远流长的非个性心理特征：或者是做被动的奴隶，或者就是骄横跋扈、薄情寡义。对此，鲁迅是有自己深刻认识的。小说《伤逝》中的子君有前一类的许多特征，而《奔月》中的嫦娥又是后一类的典型。
问题又在于：家庭关系又是中国人一切人伦关系之中心。在家庭中求得安慰，求得一温暖的归宿是中国人最理想的生存原则。娇妻的离弃、家庭的崩溃对羿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他始终都不能也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现实世界却又非要他接受不可！
羿也曾狂怒，“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他甚至杀机陡生，手搭射日神弓，要直取仙景月宫。
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
“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多么的惊心动魄又多么的无可奈何！月亮以“和悦的更大的光辉”雍容平静地默视着羿，嘲弄着羿，撩拨着羿，多么富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呀！曾经一举击落熊熊九日的神弓在温文尔雅的月亮面前竟然会无能为力，在飞禽走兽的世界里气壮如牛的夷羿在人间情网里竞也如此的一筹莫展！
嫦娥去了，永远地去了，而人间的虚情还在继续表演，女乙、女辛肉麻般的谄媚让羿忍无可忍。这又让我想起鲁迅“这样的战士”，到处遇见对他“一式点头”、“同声立誓”的“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这样的战士》）。
慈善家、学者、文人、长者、青年、雅人、君子，这几乎概括尽了现实社会的各色人物，就是在所有这些人共同构成的“关系社会”中，鲁迅，这一现代思想先驱的敏锐心灵承受着几乎难以负载的巨大精神苦闷。这里随处可见“杀人不见血的武器”，温文尔雅的面罩后面是一双双狡黠的眼睛，让人感到冰封雪冻般的寒冷（《死火》）。“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他们也格外看重鲁迅这棵可供攀缘的参天大树，如鲁迅对许广平所说，周围的人“种种利用我”，一旦“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这些痛苦的生存感受在鲁迅儿时家道中落后“世人的真面目”里萌芽，又在他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上增添着丰富的内涵，最终伴随他度过了孤寂的一生。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羿和嫦娥、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灵魂隔膜的状态。这一隔膜由此而降长达数千年，如果说在“温情脉脉”的封建时代，伤感的英雄还可以“唤红巾翠袖”，一揾热泪，那么到了现代社会，当人更多的本来面目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时，英雄有泪，也再无那些矫情的慰藉了。
可以这样说，鲁迅对人生和世界的最本质意义的认识都发端于这一最切实的生存困惑。前面我们曾分析过作为现代思想先驱的鲁迅对人自我矛盾性的悲剧性体验。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援引着叔本华等西方现代哲人的思想，指出鲁迅在这一世界意义的问题上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探索，但是我又认为，也正是在这样的援引、这样的分析中，我们极易模糊了鲁迅人生体验的独立特征。
鲁迅与现代西方人有着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探索兴趣，但是，在这些相互通融的表层之下却也暗藏着更具本质意义的差别。以纯粹中国政治革命的纲领框架鲁迅小说会呈现“偏离角”，而以纯粹现代西方的人生观来比附鲁迅小说也同样会呈现“偏离角”。
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认为，这一自我解剖严格区别于现代西方人自我人性的探索。现代西方人探索人性，剖析自我，从中引发出林林总总的虚无、渺茫、忧患，其本质意义都是个体的人超越群体之后，直面宇宙洪荒、直面上帝灵光所产生的种种感慨叹息，如尼采伫立于“离苏莱不远一个巨大高耸而尖尖的岩石旁边”，幻想查拉图士特拉与神对话。在无始无终、无边无涯的宇宙面前，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个体的人深深地为自己生命的短暂、渺小而自怨自艾，而痛苦不堪。因为是站在这个层次上，现代西方人的人性探索带有一种恢宏阔大的特征，离尘直上；而鲁迅的自我解剖，则要现实、具体得多。在更多的时候，他都是深刻地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伪善和隔膜，正是它们扼杀了自身生命的完成，而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自觉不自觉地粘滞着这些令人齿冷的“鬼气”。鲁迅的体验，柔韧绵长而沉郁顿挫。反思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和现实人生都充满了等级的隔膜与虚伪、利用与欺骗。所以，从本质上讲，鲁迅自然非常渴望人间的温暖与友情、理解与爱。“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可以感觉到，鲁迅是多么希望大家能“心有相印”呀！所以他曾经说过：“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在《奔月》中，尽管嫦娥让羿肝肠寸断，但羿还是不能完全接受现实，还在自责，还要备马远征，以求有个重修旧好的机会。这恐怕也就与现代西方的人际关系不大一样了。西方伦理至上的时代早已结束，人与人的真诚的情感联系还是比较普遍的，他们的所谓“恶心”仍然与那种追求自我生命永恒的欲望有关。而任何所谓永恒的爱情、友谊在死亡面前都显得那么的单薄脆弱，不堪一击，根本无助于生命意义的增加。从这个角度讲，鲁迅、《奔月》是纯粹中国特色的，而萨特、《恶心》是纯粹西方特色的。
恐怕也只有建立在鲁迅这种独具特色的精神苦闷基础上的文艺才是真正的不盲从、不伪饰的现代文艺，只有建立在这一体验基础上的现代主义才是中国的现代主义。
《奔月》的艺术风格也可以从此得以说明。
“自嘲”是西方现代精神支持下的一种人生态度，西方式的自嘲是本体意义上的，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干净利落的。而现代中国式的自我解剖则是希望与绝望并存，光明与黑暗混杂，因而中国现代艺术中的自嘲是破碎和散落的，在鼓足生命勇气的同时体味颓丧失落，自觉渺小、无力，却又在颓丧失落中不断燃起生命的希冀。羿和马一样疲弱无力，“如捣米一样”，每每又在垃圾堆旁边下马，吃着古怪的“乌鸦的炸酱面”，鲁迅自命为“油滑”的这种自嘲是他精神苦闷异常沉重的表现，也是他在情绪色调上略略区别于《呐喊》、《彷徨》的地方。但尽管如此，《奔月》的主导情感也仍然是我们从《呐喊》、《彷徨》中感受到的那种诚挚、深情和执著。两种情绪的波澜起伏也让我在初读小说时欲笑不能、不知所措！
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充分重视《奔月》对于研究鲁迅思想感情转折的意义。“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被迫南下，厦门、广州之行的人生经历予鲁迅情绪影响极大。结合《野草》有的同志认为鲁迅是在实践西方现代艺术，思考死亡、虚无这样时髦的终极问题了。事实上这并不是鲁迅的切肤之痛，从《奔月》中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地见出，鲁迅痛苦最深的仍是这种人伦关系的深刻危机，而《野草》中的所有现代性思索都可以归结到这一中心轴线上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的境遇下，鲁迅的思想完成了从“青年必胜于老人”到“同界中排斥异己”的转折，他深深地体会到：“‘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而更具有启迪意义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精神苦闷与理性认识中，鲁迅开始了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嫦娥弃羿而去，羿耿耿难眠；红巾不揾英雄泪，但英雄就不需要红巾了么？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