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是唐朝初年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究竟有哪些人参加，各种文献记载不同。《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建成、元吉。《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平之。”《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所载与《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相同。在两种记载中，只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三人都在其中，另外还有十六人只见于一种记载。只见于一种记载的十六人，是否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呢？这就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
近来，笔者看到了一些有关的碑石文，下面根据已知的文献，结合新看到的碑文和《墓志铭》，对一些有关的人是否参加玄武门之变，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三人在两种记载中都有其名，可以肯定都是参加者，本文不再赘述。
房玄龄与杜如晦
房玄龄、杜如晦都是李世民的亲信，各种史书都把房、杜合称为“良相”或“贤相”。这主要是他们能够和李世民很好地合作。正因为如此，在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矛盾激化的时候，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于是，他们向唐高祖告状，诋毁房、杜，致使房、杜同被驱出秦王府。
李世民则针锋相对，当他下定决心要发动事变的时候，立即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和杜如晦。为了掩人耳目，房、杜都穿上道士服，暗暗潜入秦王府中，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文德皇后临死时曾对李世民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旧唐书》卷五十一《文德皇后传》。这里只提房玄龄，是因为杜如晦已经死了。既然“奇谋秘计，皆所预闻”，无疑是包括玄武门之变在内。同时，在李世民的一生中，除了杀兄夺嫡这样大的阴谋诡计以外，还可能有什么更大的奇谋秘计呢！颇受李世民信任的褚遂良说：“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既然房、杜与文德皇后共同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无庸置疑，文德皇后对房、杜也十分了解。文德皇后所谓的“奇谋秘计”，必然是指对玄武门之变的出谋策划。另外，《旧唐书》卷六十六《杜如晦传》中也说：由于李建成的告状，杜如晦“乃与玄龄同被斥逐。后又潜入画策，及事捷，与房玄龄功等”。
在《房玄龄碑文》中，由于缺字，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甚清楚，但根据“俄然内难廓清，英威纂统，引公（房玄龄）为右庶子”。《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123页。这和房玄龄、杜如晦奉召“引入阁计事。及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无疑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说在玄武门之变以后房玄龄与李世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由此看来，房玄龄、杜如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是无可置疑的。至于他们是否亲自到玄武门战场，则只能作否定的回答了。
《旧唐书·太宗纪上》记载他们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而且，《旧唐书·房玄龄传》也载：“论功行赏，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两处记载，都把房玄龄、杜如晦和直接到玄武门战场拼杀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相提并论，是否可证他们五人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呢？事实并非如此。
在李世民宣布以上五人为一等功后，淮安王李神通立即表示反对。他说：“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李世民解释道：“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推毂，故得功居第一。”《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非常明显，李神通说房、杜是“刀笔之吏”，自然指他们是文官；李世民说他们“虽无汗马”，自然是指他们没有战功。这就决定他们不可能是玄武门战场的拼杀者。他们和三位在玄武门战场的拼杀者都受一等功，主要是他们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也就是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助其夺得太子地位，进而做了皇帝。
程知节
“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旧唐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新唐书》卷九十《程知节传》同。在《程知节碑》中也说他是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但《程知节墓志铭》《程知节碑文》、《程知节墓志铭》均见《昭陵碑石》。则记载他是东平（治所在今山东郓城）人。根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济州即隋的济北郡，武德四年（621）改为济州，东阿是其所辖六县之一。这就是说，程知节是武德四年以后的济州东阿人。隋的东平郡，武德四年改为郓州。这就是说，程知节是武德四年以前的东平人。由此看来，程知节的籍贯虽有两种记载，但只有先后之别，没有正误之分。否则，不可能在当时出现的碑文和《墓志铭》中有不同的记载。换言之，程知节是由东平迁居东阿的。
至于他的名字，两《唐书》《程知节传》都记他“本名咬金”，其碑文和《墓志铭》都记他名知节、字义贞。这也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本名咬金，可能是他参加瓦岗军以前的名；知节和义贞，可能是他成为唐朝官员以后的名和字。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将咬金改为知节，又加上义贞为字，是顺理成章的。“咬金后更名知节”《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的记载，正符合这种逻辑。
程知节最初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归降洛阳的王世充。武德二年（619）二月，他与秦叔宝等投降唐军，后随李世民打败宋金刚，俘虏窦建德，平定王世充，多立战功，颇得李世民信任。正因为如此，李建成曾向高祖告状，欲削弱李世民的力量，使程知节出为康州（治所在今广东德庆）刺史。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各种记载不同，两《唐书》《程知节传》均记载为武德七年（624），《程知节碑文》记载为武德四年（621），《资治通鉴》则记载为武德九年（626）六月。从事实情况看来，发生在武德四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正在进行，李世民、李建成先后对刘黑闼作战，没有同时在京，双方的矛盾还没有激化。至于是否发生在武德七年，也缺乏有力证据。这一年，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虽然不断发生冲突，但都是互相诋毁，目的都是想假高祖之手打倒对方，还看不到刀兵相见的迹象，故而不可能有所举措，直接削弱对方。
武德九年的形势就不同了，“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于是，打算收买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由于这些人都拒绝收买，故而遭到太子集团的打击。这时，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是很自然的。根据程知节对李世民的建议，也正可得出这种结论。在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时，他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程知节说这话的背景，是尉迟敬德几乎被杀，房玄龄、杜如晦就要被赶出秦王府，所以他建议“愿早决计”，也就是要李世民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在两大集团的斗争进入剑拔弩张阶段时，程知节说这些话合情合理。如果是在武德七年，双方还没有刀兵相见的准备，都还希望通过高祖取得胜利的时候，程知节是不可能说这些话的。再者，“知节以死不去”，也只能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因为高祖的帝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都已朝不保夕；若在武德七年，高祖的帝位相当巩固，李世民也寄希望于高祖的时候，程知节敢抗拒旨意，“以死不去”吗？显然不能。
程知节既是李世民的“股肱羽翼”，又愿以死效忠李世民，无疑是李世民实现夺嫡野心的理想打手。《旧唐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卫率，迁右武卫大将军，赐实封七百户。”《程知节墓志铭》：“九年夏末，二凶作乱，太宗受诏，宣罚禁中，公（程知节）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宁之后，颁乎大赍，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寻拜右武卫大将军。”《程知节碑文》：“九年六月四日纵兵宫戾，太宗奉（下缺）其月，授右卫 （率），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封实户七百。”这三种记载，大同小异，都肯定程知节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总而言之，从道理上说，程知节应该而且可能参加玄武门之变，从多种记载看来，事实上他也参加了。由此可见，《旧唐书·太宗纪上》的记载是可信的。
段志玄
两《唐书》《段志玄传》都记载段志玄是齐州临淄人，《段志玄碑》见《昭陵碑石》。则记载他是齐州邹平人。看来，他是齐州人不会有错。但他是齐州哪一县人，是值得考虑的。如果说他是临淄人，但临淄属于青州；如果认为他是邹平人，虽然邹平属于齐州，但怎样解释两《唐书》《段志玄传》记载他是临淄人呢？
根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载，隋朝的临济县，武德元年（618）于此设置邹州，邹州领临济、蒲台、高怨、长山、邹平五县。武德八年（625），废邹州，县归谭州，后来又废谭州，归齐州。由此看来，如果说段志玄是齐州临济人或齐州邹平人，都是可以的。不管怎样说，不能认为他是临淄人，因为临淄根本不属于齐州。这样一来，两《唐书》《段志玄传》关于他是临淄人的记载肯定是临济之误了。
段志玄在隋末从其父在太原，参加了李渊从太原的起兵。由于作战勇敢，多立战功，被授以乐游府骠骑将军。后随李世民打败窦建德、王世充，又立战功，迁秦王府右二护军，赏物二千段。显而易见，段志玄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关于段志玄是否参加玄武门之变的问题，有三处记载基本相同。《旧唐书》卷六十八《段志玄传》：“隐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竞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太宗即位，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食实封九百户。”《新唐书》卷八十九《段志玄传》：“隐太子尝以金帛诱之，拒不纳。秦王即位，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实封九百户。”另外，还有“又以金帛诱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的记载。
以上三处记载，共同认为太子集团对段志玄进行物质诱惑，段志玄拒而不纳。其中只有一处记载他“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尽管只有一处记载此事，但应当可信。因为，他既然坚决拒绝太子集团的物质诱惑，说明他要死心塌地地效忠于李世民，所以，他“密以白太宗”也是必然的。他对李世民如此赤胆忠心，在关键时刻李世民怎能不重用他呢！况且，有两处记载共同认为：在事变之后他“累迁左骁卫大将军，封樊国公，实封九百户”。显然，这与参加事变是因果关系。从这种因果关系看来，段志玄参加玄武门之变也无可置疑。
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隋朝末年，初为隋将来护儿部下，后为隋将张须陀部下。因张须陀与瓦岗军作战失败，秦叔宝又归降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他又为王世充所得，最后投靠唐军。他曾随李世民进击刘武周，大破宋金刚；打败窦建德，平定王世充，多立战功。“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炫耀人马，出入来去者，太宗颇怒之，辄命叔宝往取。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人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宝亦以此颇自矜尚。”《旧唐书》卷六十八《秦叔宝传》。不难看出，秦叔宝也是秦王集团的重要成员。
秦叔宝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太子集团是把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同样看待，把他们都视为李世民的骨干力量。当李建成推荐李元吉取代李世民北征突厥时，李元吉要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显然这是釜底抽薪，借出征突厥之名，削弱秦王集团的力量。由于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识破了太子集团的阴谋，所以，他们极力煽动李世民立即采取行动。
在两大集团剑拔弩张、箭已在弦的时候，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这些秦王集团的忠实干将，既不愿为太子所利用，必然为秦王卖命。所以，秦叔宝参加玄武门之变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旧唐书》卷六十八《秦叔宝传》：“六月四日，从诛建成、元吉。事宁，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新唐书》卷八十九《秦琼传》：“及平隐（李建成）、巢（李元吉），功拜左武卫大将军，实封七百户。”根据这两处记载，秦叔宝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总而言之，既有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有他参加事变的记载，可见《旧唐书·太宗纪上》所载有关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中，有秦叔宝之名是可信的。
高士廉
高士廉名俭，字士廉，渤海（今河北景县）人。隋大业年间为治礼郎，其妹是隋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妻。长孙晟去世后，高士廉迎其妹带领子（长孙无忌）、女（文德皇后）住其家中。不言而喻，高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甥女（文德皇后）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隋末战乱期间，高士廉被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太守丘和命为司法书佐。武德五年（622），丘和与高士廉共同归唐。由于高士廉是文德皇后的舅父，而且有恩于长孙无忌和文德皇后，故而李世民对其十分亲敬。由此看来，高士廉也必然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高士廉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回答也是肯定的。
高士廉、长孙无忌、文德皇后和李世民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李世民做了皇帝，皇后的地位自然无疑，高士廉、长孙无忌既是内亲，又是功臣。这就决定他们必然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支持李世民发动政变。
《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芳林门在玄武门西，位于掖庭宫和外郭城之间。由此看来，高士廉与长孙无忌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密谋策划，同时，他还亲自释放囚犯，授以甲兵，到芳林门，准备和李世民会合。《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隐太子与王隙已炽，乃与长孙无忌密计讨定，是日率吏卒释囚授甲，趋芳林门助战。”以上两种记载完全一致，同时，玄武门之变结束，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以后，他被授以太子右庶子的记载也完全相同。另外，和有关人员相比，也可看出问题，例如，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后，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把高士廉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相提并论，也说明他和长孙无忌等人一样，都是有功于李世民夺取太子地位的。从实际情况看，他没有到达玄武门战场，而是到了距玄武门不远的芳林门，发挥了对主战场的策应作用。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是隋右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在扬州缢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率众北返，宇文士及也在其中。在魏县（今河北魏县东南）作战中，宇文化及被窦建德起义军打败被俘，宇文士及向唐投降。
宇文士及降唐后，先后随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打败窦建德、王世充，曾为秦王府骠骑将军，又迁中书侍郎。既然宇文士及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无疑他也是秦王府的成员。
在秦王集团中，宇文士及不像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那样，是战场上的英雄，而是政治活动家。从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武德三年（620）四月，李世民率军进击刘武周时，曾派宇文士及前往介休（今山西介休）劝说尉迟敬德降唐，结果，尉迟敬德举城归降李世民。武德三年八月，李世民奉命进攻洛阳的王世充，双方接触后，王世充质问李世民道：“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李世民没有直接回答王世充的质问，却使宇文士及代其回答道：“四海皆仰皇风，惟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王世充要求道：“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于文士及又回答道：“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三年八月。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又在前线派宇文士及回长安“奏请进围东都，上谓士及曰：‘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四年二月。不难看出，宇文士及所从事的都是战争中的政治活动。劝说尉迟敬德降唐，除了要有勇气外，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上打动对方，说明背叛刘武周降唐的意义与后果；在前线与王世充舌战，必须能够随机应变，迫使对方理竭词穷；又奔走于高祖与李世民之间，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又受命收集“非私家所须者”。显然都是与战争相辅相成的政治活动。由此看来，宇文士及如果参与玄武门之变，也必然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六月四日，李建成、李元吉刚在玄武门被杀，双方的战斗还在进行中，李世民就使尉迟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这样手持兵器，直到高祖身旁，当然是对高祖的很大威胁，所以，高祖大为吃惊。在这种情况下，“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门出宣敕，众然后定。”《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正当尉迟敬德要求高祖降手敕的时候，宇文士及就从东上门（在太极殿东侧）应时而出宣敕，显然这是预先安排好的。宣敕的内容必然是“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否则，为什么会收到“众然后定”的效果呢！由此看来，李世民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取得基本胜利后，由尉迟敬德迫使高祖降手敕，逼太子集团全部投降；宇文士及乘机而出，宣读已准备好的手敕，命令太子集团所有成员俯首听命。纵观全部过程，宇文士及在最后一个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李世民做了太子，他就成为太子詹事了。
张士贵
张士贵，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人。两《唐书》均有其传，由于该传对张士贵的事迹记载极其简略，故而1972年发现的《张士贵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出版。就显得非常重要。
《旧唐书》卷八十三《张士贵传》：张士贵“本名忽，善骑射，膂力过人。大业末，聚众为盗，攻剽城邑，远近患之，号为忽贼。”《新唐书》卷九十二《张士贵传》所载基本相同。这些内容，说明他在隋末发动起义，但没有说明他于何处起义，影响如何？《张士贵墓志铭》的记载就很清楚了。
《墓志铭》首先叙述了张士贵的家世，从北魏到隋，历代都是官宦人家。不知什么原因，张士贵没有继承祖业，再做什么官，但他却“游道日广，缔交无沫”。也就是他善于结交朋友，深孚众望。所以，他“率闾左而完聚，候霸上之祯祥，乃于之间，崤陵之地，因称大总管、怀义公。于是负波属，接淅云归。”他聚“闾左”之众，当然意味着他于家乡卢氏一带发动起义，参加的人很多。所谓“崤陵之地”，应为崤山附近，即今河南三门峡到渑池一带。非常明显，张士贵是在今豫西一带起义的。
至于张士贵势力多大，影响如何，各种文献均无记载，其《墓志铭》却提供了线索。就是从王世充、李密对他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问题。“于时王充窃号晋京，李密称师巩、洛。闻公（张士贵）威武，将恃为援。”这就是说，王世充和李密都想争取他以壮大自己。如果他的力量无足轻重，长期对峙于洛阳的王世充与李密是不会去争取他的。
当时，正当李渊从太原举兵南下，向长安进军途中，李渊碰到的各种力量，能利用的就利用，能招降的就招降，从而使其队伍不断壮大，张士贵就在这时归降了李渊。
据其《墓志铭》载，张士贵对唐朝的建立与统一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肃清崤渑，赖攸归。因统所部，镇于陕服，受相府司马刘文静节度”。这说明在张士贵周围还有其他反隋力量，后来都被他“肃清”了。同时，他还“每陈东略之计，益见嗟赏”。接着，又“进击伪熊州（今河南宜阳）刺史郑仲达，大败之”。李渊大加称赞，对其奖励“缯彩千有余段，名马五匹并金装鞍勒”。显而易见，张士贵为唐扩大了潼关以东的势力范围，为唐统一中原提供了方便。
其《墓志铭》还载，张士贵又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还在李世民进攻东都、打败窦建德的战役中立了战功。后来，又随李世民征讨刘黑闼，接着，又与李神通打败徐圆朗。他多次随李世民征战，自然与李世民的关系非同一般。
张士贵是怎样加入秦王集团的呢？其《墓志铭》载：“太宗征公（张士贵）于曹州奉见，深用嘉止。太宗居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府僚之选，允归时杰。以公素啖威名，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曹州治所在今山东定陶西南，张士贵与李神通战胜徐圆朗后驻军于此。李世民什么时候召他还京，《墓志铭》未记日期，但应该是在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因为李神通奉命进击徐圆朗是武德五年（622）六月，徐圆朗彻底失败是武德六年（623）二月。这时，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的斗争已日益激化。为了压倒对方，双方都在扩充势力，加强力量。张士贵奉召，肯定与这种形势有关。
其《墓志铭》在为张士贵歌功颂德的同时，又大肆吹捧李世民有“帝子之尊，极天人之望”，当然是想说明张士贵和李世民有关。由于李世民要选择堪称“时杰”的秦王“府僚”，故而以素有“威名”的张士贵为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过去的新野县开国公、虢州刺史，都是高祖赐予的爵位或官职，这次是李世民授予的秦王府将军。张士贵就这样成为秦王集团的成员了。
与上文紧接着的是，李世民做了太子以后，又命张士贵为太子内率。还“遣公与将军刘师立召募壮士，曾未旬，归公者万有余计”。李世民夺得太子地位，张士贵就做了太子内率，进而又奉命召募壮士，得万有余人，这都说明张士贵与李世民的关系日益密切。更为甚者，李世民刚做了皇帝，“贞观元年，诏公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玄武门是宫城的北门，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杀害了建成、元吉，夺取了太子地位的。可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北军，是保卫宫城的军队。张士贵奉命屯兵玄武门并负责北军的重任，他必然是李世民的亲信。由此看来，张士贵加入秦王集团以后，从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到太子内率，进而为玄武门的保卫者，统帅北军。正是沿着李世民由秦王到太子，进而为皇帝的道路发展的。张士贵能够成为李世民这样重要的亲信，肯定是经过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考验。由此可见，《旧唐书·太宗纪上》所载，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是可信的。
张公谨
张公谨，字弘慎，魏州繁水（今河南南乐）人。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武德元年（618）归唐。由于李、尉迟敬德的推荐，加入了秦王集团。在两大集团的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候，李世民曾“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渐见亲遇”。不难看出，在对待太子集团态度上，李世民与张公谨是完全一致的。
在李世民决定要对李建成采取行动的时候，“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李世民欲通过“灼龟占之”知道杀李建成是吉还是凶，这自然是保密的活动。张公谨能碰上这种秘密活动，说明张公谨必然是李世民的亲信。张公谨批评了李世民的举措，李世民又“深然其言”，说明张公谨的批评更加坚定了李世民的决心。
张公谨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旧唐书》卷六十八《张公谨传》。《新唐书》卷八十九《张公谨传》与《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所载基本相同。非常明显，张公谨不仅极力促使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而且也亲自参加了这一事变。
刘师立
刘师立，宋州虞城（今河南虞城东北）人。初为洛阳王世充的将军，与王世充关系甚为密切。李世民攻取洛阳后，因“惜其才，特免之，为左亲卫”。刘师立就是这样加入秦王集团的。
刘师立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太宗之谋建成、元吉也，尝引师立密筹其事，或自宵达曙。其后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寻迁左骁卫将军，封襄武郡公，赐绢五千匹。”《新唐书》卷八十八《刘师立传》所载与此相同。不难看出，刘师立确实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另外，《张士贵墓志铭》也载，李世民夺得太子地位以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曾“遣公（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召募壮士，曾未旬，归公者万有余计”。这就是说，在玄武门之变以后，张士贵与刘师立同样受到李世民的重视。再者，武德九年（626）十月，李世民刚做皇帝两个月，就“始定功臣实封差第”。这时所定功臣自然与玄武门之变有关，“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不管把刘师立和张士贵同日而语，还是把刘师立和侯君集、张公谨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正说明刘师立也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屈突通
屈突通，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隋文帝时曾为亲卫大都督，隋炀帝时为左骁卫大将军。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为关内讨捕大使。隋炀帝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后，他奉命镇守长安。李渊从太原起兵，向长安进军时，代王侑命他进驻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大业十三年（617）十二月，与唐军作战失败投降。李渊命其为秦王行军元帅长史，他随李世民平薛仁杲，征讨王世充，“论功第一，拜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东都”。《新唐书》卷八十九《屈突通传》。这些事实，说明屈突通也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屈突通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有关文献与《屈突通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一辑。都没明确记载；但从有关文献的语气中看来，他是参加了的。《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新唐书·屈突通传》所载相同。从行文的语气看，“隐太子之诛”与“通复检校行台仆射，驰镇洛阳”是因果关系。如果这样理解不错，屈突通无疑是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
公孙武达李孟尝
公孙武达，雍州栎阳（今陕西高陵东北）人。《旧唐书》卷五十七《公孙武达传》：他“少有膂力，称为豪侠。在隋为骁果。武德初，至长春宫请谒太宗，从讨刘武周，力战，功居最。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累迁秦王府右三军骠骑，封清水县公。”《新唐书》卷八十八《公孙武达传》所载基本相同。勿庸置疑，公孙武达是秦王集团的成员。但是，他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和《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中，有关参加玄武门之变的成员都有他的名字。不过，其他文献中再看不到旁证资料，更看不到他参加事变的有关情节。因此我们认为，他是玄武门之变的可能参加者。
李孟尝，在《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载，他是“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官至右威卫大将军、汉东郡公”。《新唐书》卷八十八所载也大体相同。其他各种文献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简单的记载，根本无法说明李孟尝在唐初历史上发挥过什么作用，更不能说明他和玄武门之变有什么关系。由此看来，他和公孙武达一样，除了两《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他参加了玄武门之变以外，别无旁证。不过，根据他陪葬昭陵看来《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肯定他是秦王集团的成员。因此我们认为，他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可能参加者。
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
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三人，两《唐书》均没有为其立传，对其事迹难以系统叙述，只能根据所见资料略加分析。
独孤彦云，是太宗女安康公主的驸马，死后陪葬昭陵。《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他曾任幽州都督，被封历阳郡公。《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传上》。这些内容，说明他是秦王集团的成员，有参加玄武门之变的可能。
杜君绰，昭陵（在今陕西礼泉）虽存有杜君绰碑，但因该碑缺字太多，对其内容难以理出头绪。根据《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传上》，他曾任荆州都督，被封为怀宁郡公。死后陪葬昭陵。《唐会要》二十一《陪陵名位》，他被称谓“将军杜君绰”。看来他也是秦王集团的成员，有可能参加玄武门之变。
郑仁泰，因其《墓志铭》于1971年在陕西礼泉被发现，故而仅根据其《墓志铭》见《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出版。简述其事迹。郑仁泰名广，字仁泰，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他的曾祖郑景，是北齐金紫光禄大夫、阳平太守、荥阳郡公。其祖郑继叔，是北齐 阳王记室参军。其父郑德通，是隋眉州录事参 ，唐初赠使持节、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郑仁泰于隋末战乱之际归附于唐，后为李世民“腹心左右”。武德二年（619），“从（李世民）往长春宫留守。是岁，从平刘武周、宋金刚于汾晋之野。三年，从讨王（世）充、窦建德于洛之郊。莫不贾勇推锋，先鸣衄锐。”由此看来，他必然是秦王集团的成员。
郑仁泰是否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呢？其《墓志铭》云：“于时储闱阶乱，祸极戾园……公（郑仁泰）奉睿略于小堂，肃严诛于大义。二凶式殄，谅有力焉。”“储闱”，自然是指东宫；“奉睿略于小堂”，无疑是受命于李世民；“二凶”，当然是指李建成、李元吉。显而易见，他奉李世民之命参加了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事变。由此看来，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中郑仁泰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旧唐书·太宗纪上》和两《唐书》《长孙无忌传》所载，参加玄武门之变的成员除李世民外还有十九人，其中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三人，在《太宗纪上》和《长孙无忌传》中相同，其他十六人都各自见于一种记载。这十六人，经过以上论述，房玄龄、杜如晦、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宇文士及、高士廉、张士贵、屈突通、张公谨、刘师立、郑仁泰等十二人是肯定参加了的；公孙武达、李孟尝、独孤彦云、杜君绰等四人，肯定是秦王集团成员，但因只见于一种记载，没有其他旁证，故而暂时认为他们是可能参加者。
另外，还有一个庞卿恽，《旧唐书·太宗纪上》和两《唐书》《长孙无忌传》都没有提到他。但是，《旧唐书》卷五十七《庞卿恽传》载：“庞卿恽者，并州太原人。从太宗讨隐太子有功，累拜右骁卫将军，封邾国公。”《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尝等九人同诛建成有功，超拜左卫率。”《新唐书》卷八十八《庞卿恽传》和《刘师立传》所载相同。看来，庞卿恽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
未见文献记载的安元寿、吴广
安元寿，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两《唐书》均无其传，只有在《唐会要》卷七十二《马》中提到他曾为夏州群牧使，其他文献都未涉及，故而对其生平事迹少有所闻。1972年，《安元寿墓志铭》于陕西礼泉出土后，始对与他有关的问题有所了解，他也是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现据其《墓志铭》的有关内容，结合必要的文献，对其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略加论述。
凉州安氏，原为西域胡人，东汉末年入居内地，先后居于洛阳、辽东，最后迁居武威。武德二年（619）归附唐朝。后来，他加入了秦王集团。
其《墓志铭》云：“武德五年，奉秦王教，追入幕府，即受右库真。”看来，安元寿是于武德五年（622）加入了秦王集团的。安元寿在这时加入秦王集团不是孤立的，而是李世民积极发展势力的必然结果。随着李建成、李世民两大集团矛盾的日益激化，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势力，安元寿、张士贵先后加入秦王集团，正反映这种形势的需要。这和李建成主动要求东讨刘黑闼，借机发展势力，起了交相辉映的作用。
关于安元寿是否参加玄武门之变的问题，其《墓志铭》云：“于时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安元寿）特蒙驱役，委以腹心，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嘉猷门，是太极宫西门之一，位于西面宫墙偏北处，西与掖庭宫相通。这是与玄武门距离较近的宫城门。安元寿奉命于此门宿卫，当然包括在发动玄武门之变的计划之内。其《墓志铭》又载：“既而内难克除，太宗践极。爵禄攸设，先酬擐甲之劳，赏命所加，用答披荆之绩。特拜公右千牛备身。”所谓“答披荆之绩”，实际上是指太宗肯定了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贡献。由此可见，安元寿在玄武门之变中为太宗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一个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是吴广。吴广，字黑闼，两《唐书》均未为其立传。《旧唐书》卷六十八《秦叔宝传》中提到，他与秦叔宝、程知节、牛进达等，同时在九曲（今河南宜阳西）脱离王世充降唐。《新唐书》卷二二《东夷·高丽》中提到，唐太宗命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进攻高丽时，吴黑闼与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等人同为行军总管。另外，《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中，昭陵陪葬名氏部分，也有“洪州刺史吴黑闼”的记载。其他文献尚未发现有关记载。由此看来，吴黑闼在唐初的历史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仅凭文献资料，是很难说清楚的。
三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昭陵碑石》，有吴黑闼的碑文。碑文对吴黑闼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记载。吴黑闼是东郡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他的曾祖吴宝，曾任北齐开封郡丞、南郑令，祖吴罗，曾任北齐洛阳县丞，其父吴伯仁，曾为隋濮阳郡主簿。隋朝末年，他于当地聚众起事，在反隋浪潮中发展力量。不久，投靠翟让、李密先后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又归附洛阳的王世充，最后，“遂与卢公程知节、翼公秦叔宝等同时归国”。这与《旧唐书·秦叔宝传》所载：秦叔宝“至于九曲，与程咬金、吴黑闼、牛进达等数十骑西驰百许步”，辞别王世充，“于是来降”，是完全一致的。
吴广投唐后，颇受唐高祖的青睐。后随李世民东西征战，从事唐的统一战争，先后“从征刘武周，破宋金刚，抄窦建（德）、王（世）充等”，因战功显著，“乃赐金银、缯帛、骏马、宫人等，蒙授泉陵县开国子。”由于“公（吴广）忠勇兼弘，诚寄斯重。志陵铁石，节贯冰霜”，故而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吴广在李世民的安排下，“与段志玄等立功于玄武门，事宁，授右勋卫中郎将，进封新乡县开国公，寻迁左卫中郎将。”既然他“立功于玄武门”，说明他是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参加者。
唐太宗即位后，吴广又屡受重用。贞观二年（628），他被授持节宕州诸军事、宕州刺史。贞观十年（636），加授云麾将军。贞观十八年（644），又被授辽东道右一军总管。看来，《新唐书·东夷传》所载，吴广与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等人同为行军总管，隶属于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是有根据的。永徽二年（651），他又为使持节、八州诸军事、洪州都督。总章元年（668）去世，陪葬昭陵。由此可见，吴广和太宗、高宗，特别是太宗的关系十分密切；能够享受陪葬昭陵的殊荣，更是非同一般。这一切说明，吴广参加玄武门之变不是偶然的。
总而言之，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很多。由于李世民发动事变的全面部署非常周密，参加者各自负责一个方面，彼此之间不一定十分了解。这种阴谋暗算之计，后人自然很难知其详细安排，故而各种文献记载不一，不难理解。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所有参加玄武门之变的成员，都从不同方面发挥了作用，有的是事先的密谋策划者，有的是主战场的直接拼杀者，有的是玄武门周围的策应者或预备队，有的是对高祖执行控制，有的是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由此看来，玄武门之变决非偶然事件，而是有预谋、有准备、有安排、目的明确的政治事变。李世民的胜利，李建成、李元吉的败亡，是这次事变的必然结果。
程知节与唐太宗
——读《程知节墓志铭》
程知节原名程咬金，他在唐初的统一战争和玄武门之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唐书》中均有其传。近读《程知节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始发现两《唐书·程知节传》所载有许多不足之处，故而本文欲把各种文献资料和其《墓志铭》结合起来，对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进行全面论述。
程知节其人
两《唐书》的《程知节传》均载：“程知节本名咬金，济州东阿人也。”在《程知节碑文》《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中也说他是济州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人。但《程知节墓志铭》则记载他是东平（治所在今山东郓城）人。这两种记载有无区别呢？根据隋唐之际行政区域的变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按照《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的记载，唐的济州即隋的济北郡，武德四年（621）改为济州，东阿是济州所辖六县之一。这就是说，程知节只能是武德四年以后的济州东阿人。另外，隋的东平郡，武德四年改为郓州。这就是说，程知节只能是武德四年以前的东平人。由此看来，程知节的籍贯虽有两种记载，但只有先后之别，没有正误之分。否则，不可能在当时出现的碑文和《墓志铭》中有不同的记载。也可以说，程知节是由东平迁居东阿的。
至于他的名字，各种记载也有差别。两《唐书》的《程知节传》都记载他“本名咬金”，其碑文和《墓志铭》都记载他名知节，字义贞。这也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本名咬金，可能是他参加瓦岗军以前的名；知节和义贞，可能是他成为唐朝官员以后的名和字。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将咬金改为知节，又加上义贞为字，是顺理成章的。“咬金后更名知节”《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卷一八三）的记载，正符合这种逻辑。
关于程知节的家世，两《唐书》《程知节传》都没有记载，据其《墓志铭》所载，其曾祖名程兴，是北齐兖州司马，其祖名程哲，是北齐晋州司马，其父名程娄，是北齐济州大中正，唐又赠使持节瀛州诸军事、瀛州刺史。看来，程知节是世家大族之后。因为其父是北朝的大中正，“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程娄既是济州大中正，程氏自然也是高门著姓。况且，程知节的后夫人还是清河崔氏之女。清河崔氏更是山东大姓，这又说明程知节决非寒门出身。
隋朝末年，程知节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成为朝廷官员，而是“聚徒数百，共保乡里，以备他盗”。不难看出，程知节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人物，否则，不可能有数百人聚集在他的周围。由于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发展较快，势力较大，他“后依李密，署为内军骠骑。时密于军中简勇士尤异者八千人，隶四骠骑，分为左右以自卫，号为内军。自云：‘此八千人可当百万。’知节既领其一，甚被恩遇。”《旧唐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这就是说，程知节归附李密后，颇受重视，从而成为李密左右的重要人物。
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与洛阳王世充统帅的隋军在偃师进行决战。李密布阵于偃师（今河南偃师）城北的邙山上，程知节率内马军与李密共同扎营在邙山上，单雄信率外马军扎营于偃师城北。王世充首先进攻单雄信部，李密派遣裴行俨和程知节援助单雄信，裴行俨出阵中箭落马，程知节奋勇杀退敌人，救回裴行俨。这一次，充分显示了程知节勇敢善战的精神。
由于王世充事先索得一个貌似李密的人，他把此人推向阵前，声言已捉得李密，瓦岗军误以为李密真的被俘，遂军心动摇，阵势混乱，结果大败。瓦岗军失败，程知节投靠了王世充。与程知节同时投靠王世充的还有秦叔宝（秦琼）。
王世充对程知节、秦叔宝虽然“待之皆厚”，但这二人则认为王世充缺乏远见，没有发展前途。于是程知节暗中与秦叔宝议论道：“王公（指王世充）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显然他们对王世充极为不满。
武德二年（619）二月，王世充与唐军战于九曲（今河南宜阳西），程知节、秦叔宝乘机在阵前倒戈。他们向王世充辞别道：“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请从此辞”《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闰二月。就这样，程知节、秦叔宝等数十人，在战场上投靠唐军了。
在《程知节墓志铭》中，没有记载程知节参加瓦岗军，投靠王世充。这当然不难理解，瓦岗军是农民起义队伍，李密被唐人视为与翟让同类的“贼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王世充被唐人认为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隋书》卷八十五《史臣曰》。的叛逆，为程知节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当然不宜再提他和“贼帅”、叛逆为伍的历史。因此，《墓志铭》虽未记载其这段历史，但并不是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
程知节与唐太宗
程知节投唐后，“太宗之在秦邸，专征是任。以公（程知节）骁杰，引居幕府，授左三统军”。《程知节墓志铭》。这就是说，程知节投唐后，立即受到秦王李世民的重用。随李世民平定过刘武周，大败宋金刚，又随李世民进攻洛阳。武德三年（620）七月，李世民进至新安（今河南新安）。经过多次交战，王世充屡次受挫，“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四年正月。在围洛打援、击败窦建德的战斗中，“世民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阵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资治通鉴》卷一八九，武德四年四月。非常明显，在唐军夺取洛阳、大败窦建德的中原战役中，程知节已经是李世民部下的骨干将领了。
随着建唐成功与统一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的战功日益显著，他为争夺太子地位，不断和李建成发生利害冲突。于是，双方都尽力扩充势力，逐步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两大集团一方面极力扩充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削弱对方的力量。李建成向高祖告状，使程知节为康州（治所在今广东德庆）刺史，就是太子集团欲削弱李世民势力的重要举措。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各种记载不同，两《唐书》的《程知节传》均记载为武德七年（624），《程知节碑》记载为武德四年（621），《资治通鉴》则记载为武德九年（626）六月。
从实际情况看来，发生在武德四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正在进行，李世民上半年主要是对王世充、窦建德作战，十二月又奉命进攻刘黑闼，多半时间不在京城。再者，与李建成的矛盾还没有激化，不至于发生此举。关于发生在武德七年的记载，也缺乏有力的证据。这一年，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虽然不断发生冲突，但都是互相诋毁，目的都是想通过高祖的权力打倒对方，还看不到刀兵相见的迹象，故而不可能有所举措，直接削弱对方的力量。
武德九年的形势就不同了，“建成、元吉以秦府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于是，打算收买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人。由于这些人都拒绝收买，故而遭到太子集团的打击。这时，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是很自然的了。因为尉迟敬德公开拒绝收买，李元吉先派壮士夜刺敬德，不能得逞时又向高祖告状，将敬德下狱治罪，由于李世民极力相救，才得免死。同时，李建成、李元吉又大力煽动高祖，将房玄龄、杜如晦赶出秦王府。在这种形势下，程知节被出为康州刺史无疑是在所难免。所以，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程知节建议“愿早决计”，也就是要李世民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在两大集团的斗争进入剑拔弩张阶段时，程知节说这些话合情合理。如果是在武德七年，双方还没有刀兵相见的准备，都还希望通过高祖的权力取得胜利的时候，程知节是不可能说这些话的。再者，“知节以死不去”，也只能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因为这时高祖的帝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都已朝不保夕；若在武德七年，高祖的帝位相当巩固，李世民也寄希望于高祖的时候，程知节敢抗旨不遵，“以死不去”吗？显然不能。
根据以上情况，就程知节来说，已经从秦王集团的骨干成员发展到以死效忠李世民了。真正以死效忠李世民的行动，是他积极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程知节等李世民的得力干将都是直接参加者，《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有明确记载，但两《唐书》《尉迟敬德传》所载参加玄武门之变的人员名单中，却没有程知节的名字。那么，程知节究竟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没有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程知节既然是李世民的“股肱羽翼”，又愿以死效忠李世民，无疑是李世民实现夺嫡野心的理想打手。看来，他参加玄武门之变是理所当然的。《旧唐书》卷六十八《程知节传》：“六月四日，从太宗讨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卫率，迁右武卫大将军，赐实封七百户。”《程知节墓志铭》：“九年夏末，二凶作乱，太宗受诏，宣罚禁中，公（程知节）任切爪牙，效勤心膂。事宁之后，颁乎大赍，赏绢六千匹，骏马二匹，并金装鞍辔，及金胡瓶、金刀、金碗等物，加上柱国，授东宫左卫率，寻拜右武卫大将军。”《程知节碑文》：“九年六月四日纵兵宫戾，太宗奉（下缺）其月，授右卫 （率），寻转右武卫大将军，封实户七百。”这三种记载，大同小异，都肯定程知节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又肯定他在参加玄武门之变以后受到奖励，进而为太子东宫的官员。
总而言之，从道理上说，程知节应当而且可能参加玄武门之变，从多种记载看来，事实上他参加了。正因为如此，程知节与唐太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贞观十七年（643），他是被太宗命图画于凌烟阁的功臣之一。
其他有关问题
关于程知节的年龄问题，也可从其《墓志铭》中得到回答。《旧唐书·程知节传》只记载他于麟德二年（665）卒，未记其生年，当然难知其终年多少。《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卷》中《程知节》词条记其生卒年代是（？—655），不知根据何在？公元655年是永徽六年。这一年，程知节肯定健在。因为第二年也就是显庆元年（656）八月，“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资治通鉴》卷二，显庆元年八月至十二月这些事实证明，程知节不可能是永徽六年（655）死的。
《程知节墓志铭》云：程知节“以麟德二年二月七日，遘疾薨于怀德里第，春秋七十有七。”这和《旧唐书·程知节传》所载其卒年一致。既然有其终年的时间和年龄，其生年无疑应该是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这就是说，程知节的生卒年代应是公元593—665年。如果《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有关部分有机会修改，应该参考《程知节墓志铭》。
还有个问题值得注意。《程知节墓志铭》曰：“（贞观）廿三年，自翠微宫奉敕统飞骑，从今上先还。即于左延明门外宿卫。”这一记载，意义深远，既能说明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也可说明程知节和唐高宗的关系。
贞观二十三年（649）四月一日，唐太宗到翠微宫（长安城南五十里太和峪），五月十八日，太宗病情加重，“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太宗很受感动地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又一次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向他们托付后事道：“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说罢不久，太宗就与世长辞了。
太宗去世后，最迫切的问题当然是新皇帝即位之事。所以，当太子“号恸将绝”、“哀号不已”时，长孙无忌果断地说：“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惟哭泣乎！”于是，他们“秘不发丧”。五月二十七日，“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五月二十八日，太子回到长安，宣太宗遗诏，即皇位。所谓程知节“自翠微宫奉敕统飞骑，从今上先还”，就是针对以上情况而言的。
文献中只记载“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程知节墓志铭》记载程知节“统飞骑，从今上（指当时的太子即后来的高宗）先还。”显而易见，程知节是随太宗到了翠微宫，又随太子先回长安，是太宗和太子的亲信人物。贞观十七年（643），程知节为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加镇北大将军。飞骑，是左、右屯营中的精锐部分，其任务是守卫玄武门。玄武门是宫城重地，太宗在这里发动政变，夺取太子地位，他自然知道玄武门的地位十分重要。程知节统领飞骑，正说明程知节和唐太宗的关系非同一般。
太宗死后，长孙无忌等为什么“秘不发丧”，要太子先行还京呢？这主要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
太宗即位后，先以其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来，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泰颇受太宗宠爱，从而渐有夺嫡之意。“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竟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旧唐书》卷七十六，《濮王泰传》。这就是说，李承乾和李泰兄弟为了争夺太子地位，把很多朝廷官员都卷进了是非的漩涡。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太宗采用“两弃之”的办法，废李承乾为庶人，徙居黔州（今重庆彭水）；把李泰徙居均州之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太宗第九子李治被长孙无忌等人扶上太子的宝座。由此可见，李治是在偶然的机会中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太子地位的。
太宗去世时，李承乾虽然已死，但李泰还在。李泰的朋党是否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值得考虑；太宗其他诸子是否对李治为帝心悦诚服，也难断定。正因为如此，长孙无忌等极力促使李治先行还京。五月二十九日，在李治即位的同时，发丧太极殿，“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平常细务，委之有司。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李泰先为魏王后为濮王）不在来限。”《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事实证明，李治秘不发丧、先回长安的目的，是为了早日登上皇帝的宝座，名正言顺地成为至高无上者，谁敢有所不服，就是大逆不道的叛臣。在这种情况下，程知节执行保卫李治的任务，既说明太宗的重臣长孙无忌等对程知节无限信任，也说明高宗李治对程知节情意深厚。毫无疑问，在关键时候的要害岗位，必然是任人惟亲的。
程知节死后，唐高宗使其陪葬昭陵，既反映了他和唐太宗的关系密切，也是唐高宗对其非常尊重的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