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既被“长流岭南，终于广州”，其妻李氏也受到牵连，被“籍没”入官。她和丈夫一样，是坚决反对武则天的。在其丈夫被酷吏陷害而死于广州以后，她携幼子亲赴岭南，扶榇北归。《刘墓志铭》：“及公枉殁南荒，夫人携幼度岭，行哭徒跣，扶榇还乡。寒暑四年，江山万里，一朝至止，谁不嗟伏。”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不只是迎回丈夫的灵柩，而是要继承丈夫的遗愿。下面的事实证明这不是想当然的推理。
《刘墓志铭》继续说：“太后自永昌之后，宽典行焉。如公数家，例还资荫。”这就是说，像刘一样的数家，都可以恢复因先世的功勋而被推恩受赐官爵。反之，也可以说，刘等数家因反对武则天做皇帝而被剥夺了因先世的功勋而被推恩受赐官爵的政治待遇又重新恢复了。由此看来，拒绝对武则天做皇帝进行劝进的官员，决不是个别的。
刘的夫人李氏，为了继承丈夫的遗愿，毫不珍惜这种政治待遇。她告诫其子曰：“用荫足免征役，不可辄趁身名。汝祖父忠贞，亡身殉国。吾今食周粟，已愧明灵。汝傥事伪朝，如何拜扫。二子亲承训诲，甘守乡园。神龙之初，中宗监国，诏书夜过，夫人夙兴，因率二子入都，修词诣阙。”《刘墓志铭》。非常明显，李氏根本不愿接受武则天所赐的官爵。同时，她还明确表示：她为武周的臣民，已经感到惭愧；后代若奉事伪朝（武则天的周），怎样拜谒亡灵呢！于是，她的两个儿子“亲承训诲，甘守乡园”。但是，武则天退位，中宗执政以后，她立即改变态度，晚上看到诏书，次日早上就“因率二子入都，修词诣阙。”显而易见，她认为武则天是“伪朝”，根本不是皇帝。做“伪朝”的臣民，受武则天的官爵，都有辱于“忠贞”的先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她临终时说：“古有失行者，耻见亡灵，所以用物覆面。”《刘墓志铭》。她借古喻今，所谓“失行”，就是“食周粟”，也就是为武周的臣民。既然以为武周臣民是奇耻大辱，无疑与其丈夫刘拒绝对武则天劝进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了。由此看来，李氏赴岭南迎回丈夫的灵柩，既是夫妻感情的流露，也是妻承夫志，不赞成武则天称帝，封建正统思想的一脉相承。
三反对武则天称帝评说
早在武则天称帝之前，曾有“睦州女子陈硕真以妖言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四年十月。陈硕真虽然是女子称皇帝，但由于时间很短，影响不大，也鲜为人知，所以，后人多认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正因为她是女皇帝，故而反对的人特别多。
如前所述，反对武则天者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反对她为皇后。这可视为是宫廷内部后妃之间争权夺位的斗争。这种斗争，历史上并不罕见，勿须多加论述。
第二步是反对她架空皇帝，自己专权，从而引出外戚干政。在这方面，西汉吕后开了先例，所以，刘仁轨、裴炎都以吕后为例，提醒武则天，不要重蹈吕后的覆辙。结果她仍然重用刘仁轨，杀死裴炎，关键在于裴炎要她把取得的皇帝权力再交还皇帝，阻止她走向直接做皇帝的最后一步。所以，她对裴炎的意见不能容忍。在这方面，武则天超过了吕后，也许是吕后死得太早了，阴谋未能得逞，武则天则走向了直接做皇帝的最后一步。由此看来，反对武则天把皇帝当做傀儡，实际上是反对武则天进一步取皇帝而代之。因此，可以这样说，如果认为夺取皇后地位是她实现自己的愿望所走的第一步，那么，把皇帝变成傀儡，就是她实现自己的愿望所走的第二步了。
武则天以女人做皇帝，这是前无古人的。按照儒家的传统思想，妇女绝对不能摆脱“三从四德”的束缚。做皇帝，远远超出了“三从四德”的范围。也可以说，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因此，文献中尽管有明确记载，有“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人，俱上表”，要求她做皇帝，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反对她做皇帝的大有人在。刘夫妇就是反对她做皇帝的代表人物。刘反对武则天而“被密奏，长流岭南”，被酷吏害死。其妻视武周为“伪朝”，她耻“食周粟”，不许二子做“伪朝”的官。从事实看来，刘夫妇未能阻止武则天做皇帝，武则天是胜利者，刘等人是失败者。但是，如果从整个历史的进程看来，武则天最终失败了，刘等人是以传统观念战胜了“欲禅篡”的“邪谋”，武周只是整个历史进程的一个插曲，很快就又恢复男皇帝君临天下，暂短的圣神皇帝又变成了则天大圣皇后，妇女从属于男子的地位全部又恢复起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古代社会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武则天虽然能爬上皇帝的宝座，但她不能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是李氏之妇，其子是李氏之后。尽管她可以赐中宗、睿宗姓武，但谁也不会视中宗、睿宗为武氏之后，甚至突厥也不承认中宗、睿宗姓武。圣历元年（698），武则天为了对突厥和亲，特派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去纳突厥女为妃。突厥默啜可汗大为不满，公开对同去的武周使臣阎知微拒绝说：“我女欲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我突厥积代已来，降服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未总尽，惟有两儿在，我今将兵助之。”《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上》。非常明显，突厥可汗认为，武延秀根本不是皇族，中宗、睿宗才是天子的儿子。至于唐宗室成员，更不可能视中宗、睿宗为武姓之后。否则，不可能有中宗、睿宗复辟的事件发生。
武则天既不能把亲生儿子当做武姓之后，当然不能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武则天自己的武姓，也是父姓，同样是根据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而来。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她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所以，当有人建议立武承嗣为太子，武承嗣、武三思也要求为太子的时候，她都没轻易地作出决定。反之，她却非常重视反对者的意见。凤阁侍郎李昭德说：“臣闻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高宗）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顾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旧唐书》卷八十七《李昭德传》。通俗一点说，武则天是李家的媳妇，所生之子，是李家的后代，把帝位传给李家后代是天经地义的。不可一世的武则天，拿不出批驳这种观点的理论，也就是说，她没有能力冲断夫权思想的绳索，不得不承认儿子是她帝位的合法继承人。最后，她把帝位归还儿子，正是她对夫权统治无能为力的表现。从这种意义上说，武则天是一个失败者。正因为武则天的失败，女皇帝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了。
有关白敏中的几个问题
——读《白敏中墓志铭》
白敏中在唐穆宗时登进士第，到唐武宗时得到重用，历任殿中侍御史、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学士承旨，直至宰相。后来，更为唐宣宗所器重。唐懿宗时死于凤翔节度使任上。他是晚唐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两《唐书》均有其传。近读《白敏中墓志铭》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发现其中有些内容，在两《唐书》的《白敏中传》中记载有误，或者不甚具体，难以理解。今根据其《墓志铭》，结合有关的历史文献，对与白敏中有关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以便深入全面地认识这一重要历史人物。
白敏中的生卒年代及其妻
白敏中，字用晦，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从父弟。《旧唐书》卷一六六《白敏中传》这样记载。《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认为他是白居易的“从祖弟”，二者基本相同，都视他与白居易同辈。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白敏中》辞条却认为他是“白居易族叔”，不知写这辞条的根据何在。另外，当唐武宗欲以白居易为相时，李德裕反对道：“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二年九月。于是，白敏中被命为翰林学士。这又说明，白敏中是白居易的从父弟无可置疑。
至于白敏中的籍贯，也需要进一步证实。《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认为他是“太原人”，《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白敏中》辞条认为他是“唐华州下（今陕西渭南东北）人”，二者所载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基本上说清了二者的不同：“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家焉。又徙下。”这就是说，白居易家族是从太原迁居下的。然而，其中“其先盖太原人”，好像有不十分肯定的意思。如果再看《白敏中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就毋庸置疑了。《墓志铭》载：“白氏受姓于楚，本公子胜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怀之，推为白公。其后徙居秦。实生武安君，太史公有传，遂为望族。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由此可见，白居易、白敏中的原籍确是太原，后来迁到了下。白敏中在“大和七年，丁母忧，退居下”《旧唐书》卷一六六《白敏中传》。正说明他在唐文宗时是家居下的。
关于白敏中的生卒年代，各种史籍记载不一。《旧唐书·白敏中传》记他死于咸通三年（862），《新唐书·白敏中传》记他死于咸通二年（861），至于他享年若干，生于何时，均不见记载。《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卷》中《白敏中》辞条，不肯定地认为他的生卒年代是（？—约863）。如果看其《墓志铭》，这一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墓志铭》明确记载：“以咸通二年七月十五日，薨于凤翔府公馆，享年七十。”应当肯定，这一记载是确切的。咸通元年（860）二月，“白敏中入朝，坠陛，伤腰，肩舆以归”《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咸通元年二月。四月，“白敏中三表辞位，上不许”。右补阙王谱建议道：“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未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之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咸通元年四月。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辞位”《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咸通元年九月。不难看出，白敏中于正月患病，二月坠陛伤腰，于是，接二连三地五次上表辞位，都未得到允可。到了咸通二年（861）二月，白敏中又被任命为中书令凤翔节度使。《墓志铭》载，他到了凤翔，“未数月，以疾乞骸骨”。在这种情况下，白敏中于七月死于凤翔公馆，显然是事实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咸通二年（861）他是七十岁，无疑，他应是生于贞元八年（792）。这样一来，白敏中的生卒年代是792—861也就毋庸置疑了。
关于白敏中之妻，《太平广记》卷一八四《白敏中》云：“白敏中为相，尝欲以前进士侯温为子婿，且有日矣。其妻卢氏曰：‘身为宰相，愿为我婿者多矣，己既姓白，又以侯氏儿为婿，必为人呼作白侯（谐音白猴）尔。’敏中为之止焉。”《唐语林》卷七中也有类同的记载。其他有关文献都没有提到白敏中的妻子是卢氏。按照以上内容，卢氏为白敏中妻应在白敏中为宰相时，但根据《墓志铭》所载，白敏中为宰相时的妻子并非卢氏。
据《墓志铭》载，白敏中先后两次娶妻，“前娶博陵崔夫人，解县令宽第五女。有女三人，二人早殁，一人适今主客员外郎皇甫炜，亦殁。后娶今卫国夫人韦氏，秘书少监同靖之女。”显而易见，白敏中的前妻是崔氏，继室是韦氏，根本没有卢氏之妻。同时，在韦氏为其妻时，白敏中“已承天旨，方振国勋。夫人整将相之风，建闺闱之教。勤雍和理，凡十八年。洎于营奉襄事，咸遵古典。呜呼！荣贵辉赫，严明修检，无以加矣”。既然显贵辉赫，“无以加矣”，必然是在白敏中为宰相之时。白敏中于会昌（841—846）末年为相，到他于咸通二年（861）死去，总共也不足十八年。实际上白敏中为相不足五年。由此可见，白敏中为宰相时只能有韦氏一个妻子，不可能再有卢氏之妻。
根据以上情况，《太平广记》所载白敏中之妻是卢氏，很可能是误传。正是这种原因。两《唐书》的《白敏中传》及《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都没有记载卢氏与白敏中商讨招侯温为婿的事实。
白敏中与李德裕
李德裕是从宪宗时起，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直到宣宗时的重要人物。由于他与李宗闵、牛僧孺之间的朋党之争，故而其政治地位时起时落。总而言之，李德裕在唐朝后期的历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影响，如会昌年间，他曾积极支持唐武宗灭佛，在社会上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白敏中就是在这时候由于他的支持走上政治舞台的。
本来，唐武宗并不知道白敏中，是由于李德裕的推荐，白敏中才被武宗重用的。由于白居易的社会影响较大，所以，“武宗皇帝素闻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征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因言从弟敏中辞艺类居易，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迁中书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学士承旨。会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书、集贤史馆大学士”《旧唐书》卷一六六《白敏中传》。非常明显，白敏中在政治上显露头角，一是靠白居易的社会影响，二是由于李德裕的推荐。
按理说，白敏中应该对李德裕感恩戴德。但事实却相反，白敏中对李德裕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去世，宣宗即位，李德裕的地位发生动摇。白敏中利用政局的变化，“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元年二月。大中元年（847）十二月，李德裕又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九月，李德裕再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大中三年（849）闰十一月，李德裕去世。不难看出，李德裕失势后，是在白敏中的排斥打击之下，地位每况愈下直到最后死去的。
白敏中对李德裕的态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唐书·白敏中传》：“德裕贬，敏中抵之甚力，议者訾恶。德裕著书亦言‘惟以怨报德为不可测’，盖斥敏中云。”《旧唐书·白敏中传》：“及李德裕再贬岭南，敏中居四辅之首，雷同毁誉，无一言伸理，物论罪之。”由此看来，当时指责白敏中对李德裕“以怨报德”者，大有人在。这样一来，就促使人们提出白敏中为什么要排斥打击李德裕的问题。
白敏中排斥打击李德裕决不是偶然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怨报德”。本来，李德裕推荐白敏中并非自愿，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唐武宗知道白居易的名声，欲以其为宰相时，曾征求李德裕的意见。由于李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资治通鉴》卷二四六，会昌二年九月。于是，白敏中才被命为翰林学士的。这就是说，李德裕是为了抵制白居易为相才起用白敏中的。本来，武宗欲以白居易为宰相，李德裕推荐白敏中只是当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原名翰林贡奉，是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文人，没有什么实权。所以，虽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但和宰相还有很大差别。如果说这是身居相位的李德裕不愿白敏中与他平起平坐，相提并论，并非没有道理。再者，白居易与白敏中是堂兄弟，而且，“与弟行简、从祖弟敏中友爱。”《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既然白居易与白敏中兄弟“友爱”，当然，白敏中对李德裕“素恶居易”是难以容忍的。换言之，白敏中虽然为李德裕所推荐，但白敏中不可能对李德裕感恩戴德。
李德裕受武宗重用，颇有权势。正因为如此，他不能为宣宗所容纳。宣宗名李怡，后改名李忱，是宪宗第十三子。敬宗、文宗、武宗都是穆宗（宪宗第三子）子，是宣宗的侄子。叔父继承侄子的帝位，鲜有所闻，其中必有缘故。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干预政事，而且还可废立皇帝。在武宗病危期间，“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私自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光王李怡（忱）就是后来的宣宗，宦官以“皇子冲幼”为由，不立武宗之后，而立“皇太叔”，显然不符合武宗的意愿。这不是主观臆断，因为武宗和宣宗的利害冲突是有其渊源的。
李怡在幼年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六年三月。《旧唐书》卷十八《宣宗纪》：“帝外晦而内朗，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为礼。”这就是说，宣宗在幼年时是个沉默寡言，善于隐晦内心世界，决不锋芒毕露的人。文宗、武宗这两个侄子都曾戏弄于他，诱使其发言，都未如愿，故而武宗“尤不为礼”。这样一来，“外晦而内朗”又长于武宗四岁的叔父宣宗，当然难以容忍。
关于宣宗和武宗的关系，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摘录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录》道：“宣宗即宪皇第四子。自宪皇崩，便合绍位，乃与侄文宗。文宗崩，武皇虑有他谋，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于永巷，幽之数日，沉于宫厕。宦者仇公武悯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于宫厕。诛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于车中以粪土杂物覆之，将别路归家，密养之。三年后，武皇宫车晏驾，百官奉迎于玉宸殿立之。”司马光还摘录了尉迟的《中朝故事》中的一段，大意也是武宗要害宣宗，宣宗被仇士良救出为僧，游行江表间。这些内容，司马光并不相信，故而未曾写进《通鉴》。但这些内容和以上所列《通鉴》与《旧唐书·宣宗纪》的有关记载，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认为武宗和宣宗根本没有叔侄情谊，甚至是互相敌视的。
既然武宗敌视宣宗，甚至极力迫害宣宗，宣宗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宣宗即位后，必然要有所表示。清除李德裕等武宗的亲信，就是宣宗的重要举措。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武宗死，三月二十六日宣宗即位。由于“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所以，他在即位大典上就对李德裕大为不满。“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罢，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指李德裕）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六年三月。言外之意，宣宗根本不愿看到李德裕。于是，宣宗四月一日开始听政，四月二日就以宰相李德裕为荆南节度使了。
李德裕地位的快速变化，使许多官员始料不及。因为“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其实还不仅如此，随着李德裕地位的变化，其同党也都倒运了。四月四日，“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皆德裕之党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八，会昌六年四月。正当李德裕及其同党遭到贬逐的时候，白敏中于五月由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进而为宰相。非常明显，白敏中根本不是李德裕的同党。这又进一步说明，当年李德裕推荐白敏中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是为了抵制白居易。否则，宣宗为什么不把他列入排斥清除的对象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在宣宗排斥清除李德裕的势力时，白敏中推波助澜，争取更为有利的升迁途径，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白敏中与李德裕的关系，在《墓志铭》中虽然记载不够详细，但也略有涉及。其中有这样一段：“时权臣有乘时得君，谓天下可以喜怒制而人皆销死泥下者。公横身守正，有不合理，即欲呵叱。”所谓“权臣”，无疑是指李德裕。由此看来，白敏中对李德裕的专权甚为不满。正因为如此，“先皇帝（指宣宗）藉会昌语兵后，思得贞观理平时，补报庙社。首命公入相，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就是说，白敏中对李德裕的专权不满，导致宣宗首先命白敏中为相。这种因果关系，进一步说明白敏中对李德裕的态度是正常现象，不是“以怨报德”，而是事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白敏中与唐宣宗
宣宗即位，立即以白敏中为宰相。宣宗为了清除武宗的影响，竭力排斥李德裕的势力。白敏中执政，尽量实现宣宗的愿望，“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元年二月。在这方面，宣宗与白敏中完全一致。
在宣宗即位的最初几年里，白敏中很受信任。重要政事，宣宗多听白敏中的意见。例如，大中元年（847）六月，宣宗问白敏中道：“朕昔从宪宗之丧，道遇风雨，百官、六宫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白敏中回答是令狐楚。宣宗问白敏中令狐楚是否有子，能不能为相？白敏中回答道：其长子虽为随州刺史，但健康状况欠佳；其次子令狐，曾为湖州刺史，“有才器”。于是，宣宗“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入谢，上问以元和故事，条对甚悉，上悦，遂有大用之意。”《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元年六月。大中二年（848）二月，令狐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为兵部侍郎，到大中四年（850）十月就进而为宰相了。
大中二年（848）十一月，宣宗为其爱女万寿公主选婿。其婿郑颢也是由白敏中推荐的。本来，郑颢已和卢氏先有婚约，后为白敏中推荐，被迫与万寿公主成婚。因此，郑颢多次向宣宗诋毁白敏中。大中五年（851），白敏中要出任宁节度使，离京时十分担心郑颢对他进行报复，故而特向宣宗说明此事。宣宗道：“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遂命左右取出郑颢屡次告状的表文，然后对白敏中说：“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四月。由此可见，宣宗极其信任白敏中，连驸马告状也无济于事。
宣宗对白敏中的信任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在某些方面能够步调一致。这些一致的方面，首先是他们在对待李德裕的态度上殊途同归，其次是白敏中为了有利于自己的仕途，极力对宣宗投其所好。正因为如此，宣宗与白敏中不能长期合作。
宣宗为什么不能长期重用白敏中呢？主要是白敏中不能从政治上满足宣宗的需要。
宣宗是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三年八月。这样奋发有为、颇具进取精神的皇帝，当然需要在政治上强而有力的宰相。他每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可见，宣宗始终保持着勤政的精神状态。宰相奏事，他认真听取。然后告诫说：“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宰相令狐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十月。当了十年宰相的令狐，每向宣宗奏事，都紧张得浑身出汗，湿透衣服，可见，宣宗对宰相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宣宗对政府官员是惟才是用，不问亲疏。例如，其舅父郑光，曾任平卢、河中节度使，当宣宗当面与他议论政事时，郑光应对非常浅薄，宣宗甚为不满。其母郑太后虽然屡次为弟求情，但宣宗只是厚赐金帛，不再任以民官。
根据宣宗的用人原则，白敏中在政治上没有显出重要政绩，当然难以久居相位。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宦官专政，文宗、武宗、宣宗都是宦官所立，这一点，宣宗自然耿耿于怀。所以，宣宗无时不在想解决这一问题。但宣宗始终没有和白敏中商讨过此事。
白敏中离京两年后，宣宗以论诗的名义召翰林学士韦澳、宰相令狐议论打击宦官的问题。韦澳认为：“若与外廷议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宣宗认为此为“末策”，不可采取。令狐建议：“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八年十月。由于走漏风声，宰相和宦官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宣宗和韦澳等秘密议论而没有和白敏中商讨，正说明宣宗不相信白敏中能够和他共同打击宦官。
另外，宣宗“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一年正月。这就是说，宣宗为了政治的需要，迫切希望群臣多有建议。在这方面，白敏中也不能满足宣宗的需要。他为万寿公主选婿，隐瞒了郑颢已与卢氏先有婚约的事实。大中三年（849）十二月，因为对吐蕃战争的胜利，收复河、湟一带地方，百官要求上尊号，宣宗道：“河、湟收复，继承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随声附和道：“非臣愚昧所能及。”《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以上事实说明，白敏中对宣宗只是阿谀逢迎，投其所好，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议。
由于以上原因，白敏中于大中五年（851）三月被任命为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宁节度使。宣宗为什么要白敏中出任宁节度使，去对付党项呢？主要是他在解决吐蕃的问题上显示了一定的才能。
关于白敏中解决吐蕃的问题，两《唐书》《白敏中传》以及《资治通鉴》等重要文献都没有记载，但在《墓志铭》中却有比较明确的阐述：“属吐蕃有大丧，大臣争废立事，纪律四坏。有兵众者，相起为盗，蔓延波泊，亭障失措。”这些内容，符合事实。根据《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下》，会昌二年（842），吐蕃赞普死，其内部为新立赞普的问题，发生战乱，最有实力的论恐热与尚婢婢互相攻伐，战争影响到了唐的边防。例如，“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所过捕戮，积尸狼藉，麾下内怨，皆欲图之。”面对这种威胁，《墓志铭》：“论者以朝廷久无边患，缘镇因循，不事粮甲。若一日问罪，必取笑奴虏。”这就是说，唐朝廷群臣都认为没有力量解决吐蕃为患的问题。
与朝廷群臣相反，“公（白敏中）奉神算，征天下兵，捉险徼利，纳七关与秦、武、渭三州，度陇山还为内地，降男女羊马无多少。理囗州，立天雄军，置威州。先是，故老望西郡县，皆冤痛泣血。及是，谓开元风日，可屈指取。”不难看出，白敏中对吐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收复了失地。然而，他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在《墓志铭》中则缺乏明确的记载。在这方面，《太平广记》卷一七《李德裕》却记载甚为详细：“大中初，边鄙不宁，吐蕃尤恣屈强，宣宗皇帝决于致讨。延英先问宰臣，公（白敏中）首奏兴师，遂为统帅，率沿边藩镇兵士数万，鼓行而前。时犬戎（吐蕃）列阵于川，以生骑马数千匹伏藏山谷。既而得于谍者，遂设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帅，衣绯茸裘，系宝装带，所乘白马，骏异无比，锋镝未交，扬鞭出于阵面者数四，频召汉军斗将。白公诫兵士无得而应之。俄而驻军指挥背我师百余步而立，有潞州小将，骁勇善射，弛马弯弧而出，连发两箭，皆中项，跃马而前，抽短剑踣于鞍上，以手扶挟，如斗殴之状。蕃军但呼噪助之，于鞍脱绯裘，解金带，夺马而还。师旅无不奋勇，既而大战沙漠，虏阵瓦解，乘胜追奔，几至黑山之下，所获驼马辎重，不可胜计，束手而降四三万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为唐土。宣宗初览捷书云，我知敏中必殄凶丑。”这些内容，正是把《墓志铭》中的笼统记载具体化了。也可以说，未见于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重要文献的记载，而仅见于《太平广记》的有关内容，也是可信的。
由于白敏中对吐蕃作战的胜利，同时，白敏中为相数年，也没有为解决宦官专政等重大问题有任何积极建议，所以，宣宗就顺水推舟，命他为守边大吏了。《墓志铭》：“上（宣宗）果忆公威惠韬略，可整顿穷寇，遂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充招讨都统、宁节度使，治宁州。”临行时，宣宗隆重地为其送行，看来是白敏中颇为受宠，但实际上是宣宗另有打算，欲使白敏中名正言顺、光荣体面地离开长安，勿再思回京的手段。
白敏中于大中五年（851）三月出任宁节度使，驻守宁州（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当年十月，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宁节度使。罢其都统的理由是党项已平。这种立功削官的举措，显然是有意降低白敏中的地位。大中六年（852）四月，白敏中又被调任西川节度使，驻守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大中十一年（857）正月，宣宗命白敏中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今湖北江陵）。一直到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死，白敏中未能再回长安。由此看来，白敏中和唐宣宗之间，只有在对付李德裕的问题上，两人殊途同归，走在一起；在治理国家方面，白敏中只是见风转舵，对宣宗投其所好，没有任何积极建议；所以，宣宗很快就把他贬出京师了。幸而他在解决吐蕃和党项的问题上还有贡献，故而能够长期留在节度使的任上。否则，他的政治生涯是很难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