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主席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香港。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40多年风霜雪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得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奧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义。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进学校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如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50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文化大革命”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作座右铭来读”、 “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讲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作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
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义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活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改用我们赞同的办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映。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召回讲习所集体解毒。有的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12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纪念。
祝你
身健笔健
邓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几个月，北京文坛飘起一缕不大不小的温馨之风，吹得银发一族泪眼含笑。连中青年也跟着激动感慨。风源来自两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写了一篇2万多字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发表在今年初文学刊物《长城》上。写的是1957年那场风暴中，他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身经历。写了他从青年作家落进右派分子泥潭的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被视为“丁玲小集团”的成员，光耀写了他奉命违心地揭发丁玲“罪恶”，却仍没逃出自己也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的经过。
文章写到了许多人和事，有一段写的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刘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会多是由刘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写他奉命参加大会，会前有人用劝告口气指点他：“你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又嘱咐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审阅。
徐光耀并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实”，而不发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协调查写的信中不利于丁玲的“事实”单挑出来列为罪状，重点放在对丁玲的“批判”上。最后(对丁玲)写道“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
发言稿开会前就交给了刘白羽，会上却没叫他发言。接着徐光耀写道：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抓住，到听清“你还‘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到圆柱后边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轰动，尤其是我们有共同遭遇的同学，读来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时，我在阅读中也产生点疑问：像刘白羽先生这样被真名实姓写到的当年领导过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应？会下会把已经淡漠了对立情绪又提升起来7
过了不久，河北省召开《昨夜西风……》的研讨会，我们几个同学赶去参加。除了向光耀热烈祝贺并称赞他的杰作外，我也悄悄问他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可曾还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见恭恭正正签着三个字：刘白羽！
我急忙从头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要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们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1期《长城》(即发表徐文的一期)，因为手上一本还要还。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刘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泪水模糊起来。我说我很感动。光耀说：“我也很感动。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信是否出于真心。”
我说：“怀疑什么？白羽同志是80多岁的人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对名利皆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惧，而且没人逼他，劝他表态，出自良心写下这自责自疚的文字，我们敬重还来下及，怎么可以怀疑？有几个人做到这一步！怀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万步讲，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认账的人强，至少是承认当初错了。你没见有些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至今还花言巧语粉饰他们当年的行径呢！”
光耀点头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经给白羽同志写了回信。准备得到白羽同意后，两封信一块公开发表。
果然，不久报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刘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动——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一下子使我对你的思想品德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
但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镨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換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在战争年代，我读过您不少小说，那个在马背上飘着一只空袖筒驰骋疆场的政委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的心贴得有多么紧！可惜，后来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分裂”了。造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总结的，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谢谢您的来信，它不仅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也使我对您更加敬重了。以超过八十的高龄，能睁眼面对以往的过失，勇敢而彻底地否定它，这比起那些以发表假日记，假书信来美化自己的人来，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证语的。衷心祝愿您抚平创痛，保重身体，健康愉快。
致
敬礼
徐光耀
2001.4.3
我逐字逐句把两封信都抄下，交大公报转载，因为觉得这是一字千金，将传于后世的大块文章。比那些半尺厚的假话废话要有价值得多。从这里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文人的品格，气量和信念。
写到此我这文抄公的任务本已完成。忽在当日中国作协出版的文艺报上看到《第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在《1997．2000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获奖作品》一栏，赫然印着《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篇名。我感到又一股和暖之风迎面扑来。这样的人，这样的文，得到中国最高级的文学奖项。令我想起一首歌：爱我中华，爱我中华，爱我中华！
心香祭故人——送别端木
端木同志谢世，我等候讣告，准备告别，始终没有消息。后来才知道，他留得有话：不举行仪式，不通知亲友。耀群同志忠实于他的嘱托，悄悄把后事办完了。
我该早想到这做法，这才符合他的秉性。只得呈心香一 ，送别故人。
建国之初，端木刚从香港回到北京，还没安排工作就参加“北京市大众文艺创研会”的活动，我在会上和他相识。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任创作部长，我是他的“部下”。我俩同时入党，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台下举手宣誓。近半个世纪里，不论顺境和逆境，都没断了联系。这该算作缘分！多年来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实不论按自然年龄还是按文学辈份，我都应尊他为长辈。我在文工团唱过《嘉陵江上》，初学写作就读他的小说。想像中他是个才华出众，倜傥不群的样子。所以那天看到一个30多岁，谦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赵树理走进“创研会”客厅，压根没想到是端木！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装笔挺，头戴礼帽，手持司提克，标准的英国绅士；赵树理穿粗呢制服，脚蹬家做千层底布鞋，典型才进城的“科以上干部”。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买乍做的干部服；脚上却蹬着质高色亮，尖头刻花港式皮鞋。不洋不土又洋又土。赵树理一说他的名字，大家惊叫着站起来欢迎，他有点手足无措。开会时他还有点拘束，坐在一边点头，捡笑，却不发言。有人请他发言，他说：“刚回来，听什么都新鲜，很兴奋。先听吧，熟悉了才有话说。”
我觉得他够慎重的。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时候。过了不久，报上批判电影“武训传”他不甘寂寞，热心写了篇文章。发表后却被认为“明批暗保”。文联开座谈会他检讨过失。文章内容我已忘记，但他作检讨时样子忘不了。据说是头一次当众检讨，他声音压得很低，充满自责却说不清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有人问他：“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他瞠目结舌，摊开两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责问自己：“除了想做点工作，还能有别的动机吗？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只是困惑，自责，并没有反感和气恼。我第一次发现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
此事过后，他到大红门，鹿圈一带参加农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强改造去了。在下边时不断写信来，把工作感受与思想变化向党组织汇报。这哪像刚从外边回来的专家？解放区来的干部也未必都能做到。同志们很赞佩。不久之后，他成为新回来的人中最早入党的一位。反没人感到意外了。
入党后端木自律颇严。他没想好新的写作路数，暂停写他擅长的小说，散文。但并没停笔。他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改编成评剧“罗汉线”，为“反对武装日本”与人合编京剧“戚继光斩子”。 “罗汉钱”发表了但没演出，“戚”剧演出后效果平平。他都处之泰然，他思想有准备：只要完成政治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无能力评判这样做对文学运动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责任感才这般行事。
那以后端木没再因为发表作品惹麻烦。但从胡风事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过去的人与事，文坛旧案，士群传闻之类仍使他没得到几天安宁。
写作停顿，端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热爱，只能从读书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赵树理是我们宿舍藏书最多的两人。他俩希望我把小说写好，都主动借书给我。树理拿给我的是“七杀碑”；端木则借给我选了“宋人话本七种”。一位劝我“参考其写法”。一位叫我“领会其神韵”。两位的忠告我都听了，对我的写作风格都起了作用。我还随他两人逛过街。端木爱去琉璃厂，树理去钻和平门破烂市。端木买小瓶小罐，寿山石、山核；树理则买生锈的钢笔架，日本三弦琴。端木没事拿着放大镜看他的小古董，赏心悦目；树理闲来弹日本弦子，有板有眼。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为后来写“烟壶”种下了远因。
端木还曾经喜欢过临帖写字和种花养草。种花成绩不佳。养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种的兰草。也没见开花。临帖却大有成绩。文联开会曾请他为会场写过篆字楹联。但写字也给他添过麻烦。有位朋友初学国画，却自视过高，以专家自居，听不得批评。有天画了幅写意“红牡丹”。坚请端木为之题词。端木碍于情面，不好拒绝。思忖再三，题了数行。大意是“人说洛阳有白牡丹，色如何纯洁，形怎样完美，堪称盖世绝伦。”完全是夸好。我看到后问端木：“这是您题的？”他说：“人家要我题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犹疑着说：“这画有这么好吗？”端木笑着说：”‘你没看明白，我夸的洛阳白牡丹。他这画的是红牡丹……”
瞧他这机敏劲！既表达意见又不伤感情。可见在创作上施展才情的机会如果更多些，他为人们留下的佳作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