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其言直”，指的是刚正不阿的秉笔直书，而不是先意承志、为尊者讳的“曲写”。“直”是儒家伦理中重要的规范。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所认同和赞美的人，就是为人正直、直道而行的人，就是具有“直”的修养和品行的人。对于历史叙事来讲，“直”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原则，没有这一规范和原则，就不可能立真言，也不可能著信史。而“其事核”一语中的“核”，意即“切实、准确、可信”，指的是对纷繁的历史资料的芟夷榛楛的汰择意识和直抵本质的叙事能力。“核”是“直”的补充，因为，仅有态度的“直”，而没有事实材料的“核”，那么，所谓“直”便容易流为任意附会和主观臆断。郭嵩焘说：“案诸侯起微贱，一时遗文轶事，传闻必多，史公身历其地而知其遭际风云，未有异于人者也。史公于萧、曹、樊哙、滕公等传，盖得于民间传说为多，此所谓记实也。”司马迁为了获得准确可靠的资料，为了“其事核”，是下了很大的田野调查的功夫的。
与真实密切相关的是公正。真实是准确认知和正确判断的结果，也是公正选择和公正评价的结果。如果说，“其文直，其事核”寻求的是真实，那么，“不虚美，不隐恶”则强调的是公正。不能坚持公正的原则，也就不可能获致真正意义上的真实，也不能很好地实现“美刺”的诗学目的。“不虚美，不隐恶”是对“其文直，其事核”的延伸和升华，是展开叙事的伦理原则和人物描写的美学原则。作为历史叙事的重要的原则，“不虚美，不隐恶”的根本精神就是强调这样一点：美刺、褒贬都要有忠于事实的公正而严肃的态度。庄子说：“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朱熹则说：“称人之善，不可有心于溢美，称人之恶，不可溢恶，皆不为已甚之事也。”无论历史叙事，还是文学叙事，最难做到的，就是不激不矫、不偏不倚，最容易出现的偏失，不是“溢美”和“溢恶”，就是“隐美”和“隐恶”。如果说，“溢美”是无原则的抬高和肯定，而“溢恶”是罔顾事实的贬低和否定，那么，“隐美”和“隐恶”则意味着对事实的歪曲、对真相的遮蔽。无论“溢”还是“隐”，其性质都是消极的，都会给人们认知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提供错谬的信息，造成巨大的障碍。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的官方历史叙事，就是为权力服务的“官学”，一旦涉及最高权力，就颇多“忌讳”，便为之“溢美”和“隐恶”。这就是《春秋公羊传》所说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董仲舒对此加以引申：“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讳，畏与义兼，则世愈近而言愈谨。”对这种避讳的态度，司马迁大不以为然。在《匈奴列传》的篇末，他对孔子历史叙事的“讳饰”伦理，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隐恶”和避讳的结果，必然是言过其实的“虚美”和“溢美”。
胡适说：“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生动的传记了。”作为一个勇敢而正直的良史，司马迁的内心没有太多忌讳和顾虑。他彻底克服了内心的“恐惧感”和“势利倾向”，绝不满足于仅仅为帝王将相们的“丰功伟绩”而树碑立传，而是要真实地写出他们的恶德与恶行。吴见思说：“太史公写闺房事，往往大雅”，但在《吕不韦列传》里，“独嫪毐、太后事，极其不堪，使人不欲卒读。盖太后老淫，纵欲不堪，不能为之讳也”。至于《史记》对帝王们的“上层反讽”，更是正气凛然，千古不磨，业已成为中国古典史传文学最伟大的叙事成就。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对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来讲，还需要有基于同情的“不隐美”的公正态度。对那些人格残缺、人品不佳的人，司马迁绝不因其恶而隐其善，不因其丑而隐其美。司马迁对极恶的暴君和酷吏，也能看到其正面的亮点，也要写出他一团污黑中的哪怕一星点儿的洁白来。例如，他不让苏秦“独蒙恶声”；对好杀人行威的酷吏，他则一边尖锐批评，一边不忘替他们说公道话，在赞语中“表著酷吏之长”，“正所谓‘不隐恶，不没善’”。“儒家大猾”叔孙通的德行，大为司马迁所不齿，但是，在叙写此人的时候，他也能抑制自己的厌恶之情，做到“婉而成章，尽而不污”。
如果说，“不隐恶”和“不溢美”主要指的是针对权臣和帝王的叙事姿态，那么，“不隐美”和“不溢恶”则主要指是对弱者和失败者的同情态度、正义原则和公正尺度。司马迁内心的正义原则，就是“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公正的尺度，就是“公听并观”，就是吴景星所说的“不但叙事极工，并且持论极正”。他抛弃了历史叙事中常见的“成王败寇”的庸俗而势利的叙事模式，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打通，对那些躬耕陇亩却又能揭竿而起的农夫，对那些满面灰尘却又能挺身而出的贩夫驺卒，都无偏见，同样为他立传。他为那些“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乡曲之侠”辩护，认为“功见言信”的“侠客”是社会所需要的：“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他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伦理标准（“德”），一个是作用标准（“功”）；根据前者，应该为那些道德高尚的伟大的人物立传，例如吴太伯和伯夷，根据后者，那些曾经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便应该受到充分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即便是“失败的英雄”，也要为他树碑立传，要写出他们身上闪光的一面——反抗****的激情、挺身而斗的勇气、敢于赴死的精神。他将项羽列入“本纪”，将陈胜归入“世家”，将吴太伯排在“世家”第一，将伯夷排在“列传”第一，为被官方视为异类的刺客和游侠立传，都是含着正义感的公正的叙事安排。对此，后来的学者给予很高的评价。钟惺说：“司马迁以项羽置本纪，为《史记》入汉第一篇文字，俨然列汉诸帝之前，而无所忌，盖深惜项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可见汉世命人谋亦多矣。”谭正璧说：“《史记》一书，不但在史学上是空前杰作，就在文学上也有极大的价值。……书中《项羽本纪》、《游侠列传》虽为儒家所深斥，然而却为文学上不朽的作品。因为一则与他的性情和环境有关，一则大胆破了以成败论英雄的习惯，所以言之深切而有声色。吾以为作者自己所满意的，也当以此二篇为主，因为他作此书的目的，或就在这里，也不可知。”
总之，司马迁的“实录”，固然意味着对事实的尊重，意味着叙写真相的能力，但是，说到底，其中最闪光、最了不起的，还是他在写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抗极权和****的正义感，以及直面罪恶和黑暗的反讽精神。正是这一点，使司马迁的伟大人格至今依然让人高山仰止，使他的作品所包含的写作精神和修辞策略，至今仍然历久弥新，成为反讽性叙事和启蒙性写作的伟大的经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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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小说同体共生，互为奥援。人是历史和小说共同的对象主体，共同的叙事核心。第一流的小说家并不放任自己的虚构，而是有着历史家的修养和抱负，——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要写出像历史人物一样可信的小说人物；同样，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也要有小说家的抱负，——要像小说家那样具有捕捉细节、还原场景的能力，要能赋予人物以生命，要引人入胜地讲述故事。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第一流的小说家，而《史记》则像李长之所说的那样，“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期中的写实的人情小说”。作为历史学家，他正气凛然，秉笔直书，从来不折腰媚上，奠定了中国历史叙事中正不倚、亢直不挠的精神传统；作为小说家，他是叙事的天才和讲故事的大师，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斫轮老手。司马迁笔下的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千古以下，犹凛凛如生。从精神资源和叙事经验的角度看，《史记》不仅是中国小说的沃土和武库，而且，还是我们认知和评价自己时代文学的重要尺度，是我们选择和确认小说写作路向的可靠座标。
从主体精神的角度看，人格的委顿和性格的雌化，是现当小说叙事的严重问题。对照司马迁，我们会发现，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由于外部力量的摧折，中国文学的精神之树，枝断叶残，花果飘零，汉代以来的刚健有力、龙腾虎骧的文学，逐渐异化为俯仰随人、柔靡无力的文学。著名的思想家型的作家刘亚洲将军，在其气势磅礴、视野开阔、击断精警、材料新鲜的“史传性”作品《广场》里说：“水主阴柔。实际上，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个女性化的社会，阴气特重，而且一代比一代重。观世音菩萨本来在印度是个男人，侨居中国后被国人实施了变性手术。她的老师释迦牟尼也不断向她靠拢，愈来愈显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还翘起了兰花指。京剧中最好的女主角是男人扮演的，而越剧里最好的男角恰恰又是女人扮演的。阴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越来越是。政治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