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顾彬的这部文学史，自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即使与某些中国著名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相比，也并没有差到“相去十万八千里”的程度，彼此相去，顶多也就三四米远吧。就我的阅读印象，一个外国学者能把中国文学史写成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比较起来，有一点倒是顾彬的文学史独擅胜场的地方，那就是，它能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为我们提供中国学者无法提供的判断和信息。例如，瓦格纳对中国“调查小说”的命名（第197页），高利克对巴金小说的分析（第205页），莫宜佳对《围城》的研究（第206页），亨德里斯克对茹志鹃的研究（第319页），都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鲜的信息，而顾彬自己对冯至与德国文学关系的梳理（第213页）、对萧红小说的评价（第225页）、关于张爱玲的《秧歌》的研究信息（第269页），对张贤亮和高行健的“老一套”女性观的批评（第337页），对阿城小说主题的阐释（第343页），则包含着很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包含着很有意思的独到见解。
在这部文学史里，顾彬援引了德国学者危令敦对莫言小说的质疑，同时陈述了自己对莫言的理解和批评：“自然，这种忽而正面、忽而负面的对于党员的看法，可以看成作者为了自我保护使的巧妙招数，可是作者为什么在描述暴乱者时，不管他们是男还是女，都极其夸张地偏爱以粗俗污秽（skatologisch）为手段呢？粪便、尿和臭屁似乎就构成了中国农民。中国总是批判欧洲对她的错误呈现，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时髦批判掉转过来，则中国当代文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中国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是否就被‘如此’地正确呈现了出来？”（第350页）针对莫言的创作，顾彬准确而尖锐地发出了自己的质疑：巧妙的平衡术，严重的恋污癖，对农民生活的并非“如此”的叙述，——如此尖锐而切中要害的判断和批评，你在那些处于“十万八千里”的另一端的中国学者的文学史里，能读到吗？
为了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花了很大的精力，涉猎了很多的资料，从那份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认真不苟的治学态度。也就是说，顾彬绝不是随随便便写了这么一部文学史出来，也绝不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刘再复在《驳顾彬》里说：“西方的真学者（不是伪学者）有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品格：一是尊重事实，不妄言妄说；二是只进入问题，不作问题之外的人身攻击和琐事炒作。”这应该是世界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所有学者的学术品格。那么，根据这样的学术品格，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个“尊重事实”的判断，就应该是：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并不那么差。我们要为顾彬说句公道话，要为他辩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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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作家，准确地说，为两位获了“诺奖”的曾经的中国作家和现在的中国作家辩护，是刘再复《驳顾彬》的主旨。刘再复是为这两位作家获得“诺奖”费过不少心思、出过很大力气、做过不少工作的人。
刘再复说：“我曾推荐过巴金，但没有被接受，后来我推荐高行健就被接受了。我是竭力推荐我们国家的作家，我们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愿意当中国作家的‘神瑛侍者’，服务员而已。”“爱国”的热情不可谓不高，“服务”的姿态不可谓不低，但给人的感觉，却并不怎么好，因为，这不仅唐突了多情宝玉，而且慢待了文学批评，——对学者和批评家来讲，重要的不是廉价的热情和周到，而是冷静的分析态度和敢于质疑的勇气。
刘再复还告诉记者说：“马悦然说，高行健的确是他很喜爱的的一位作家。他开始阅读长达40万字长篇小说《灵山》时，拿着的是高行健的一大叠手稿，后来刘再复知道了，觉得他会读得很费力，于是把稿子带回中国，打印校对好了之后，再请人转交给他翻译。”（张曦娜：《马悦然与陈文芬 结缘传统布袋戏》，联合早报网，zaobao.com，2008年11月28日）刘再复也是莫言获得“诺奖”的重要推手。他曾经将莫言的《酒国》送给“诺奖”评委马悦然：“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给马悦然送了一部《酒国》的复印本。我只有一本舍不得给他，就复印了。好几百页，在复印机旁腿都站酸了。”既然“与有力焉”，当然就“与有荣焉”；既然曾经“同甘共苦”，当然就会“休戚相关”。然而，如此奉“诺奖”若神明，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讲，实在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会极大地助长中国作家心浮气躁的虚荣心，会使人们把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建立在并不具有资质的他者的评价上。“诺奖”评委的无视鲁迅，不接受巴金，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然而，在刘再复的观念里，似乎一个作家只要获了“诺奖”，就是绝对伟大的，他的文学成就便是辉煌的，不容置疑的。他容不得两位“诺奖获得者”受到哪怕一点点质疑性的批评。他对高行健和莫言的回护，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高行健获“诺奖”了，他写了一本《论高行健状态》（******************，2000年）；莫言获“诺奖”了，他写了一本《莫言了不起》。好听话说了八箩筐，评价高得实在有些离谱。
能力即品质，成功即德性，刘再复将“贡献卓著”的人当做“贤者”，进而将他们当做高尚的值得尊敬的人。因此，一个“贡献卓著”的人，就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谁若不尊重“贡献卓著”的人，谁的人格就有问题；一个作家，只要获了一帮瑞典人颁发的“诺奖”，就是“贡献卓著”的人，就是“最值得尊重的作家”：“高尚人格一定要尊重有学问、有才华、有贡献的人。如果让我们引申一下，便是懂得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高尚，不知尊重贤者智者即人格卑劣。在当下的中国，高行健、莫言就是最值得尊重的作家。高行健被剥夺了前半生，但后半生却不屈不挠，竟然在小说、戏剧、绘画、理论、诗文诸多方面取得惊人成就，其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各种语言的译本已达三百多种。其水墨画在十几个国家作过七十多次展览。其思想又是如此清醒、透彻，正是他，提供了当代世界最清醒的文学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对这种贡献卓著的文学艺术家，不知敬重反而处处污辱、诬蔑、毁谤、攻击、中伤，这不是人格卑下是什么呢？还有莫言，这么一个从贫瘠的黄土地站立起来的穷孩子，最后自己长成参天大树，写出十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三十多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其艺术感觉，其‘想象’才华，其良心意蕴，其批判力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
刘再复此处立论的逻辑，显然是反逻辑的，是不能成立的。他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外在的成功与道德的高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未必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而批评一个人，尤其是批评一个“贡献卓著”的人，既是人们的正当权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被批评者致敬的方式。这世界上不存在不能批评的人。无论多么尖锐的批评，甚至，无论多么有问题的批评，都是批评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人格”的问题，所以，不能动辄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对批评者的“人格”进行怀疑和否定，——这种简单化的道德定性，不仅反映着对批评本质的严重误解，而且还反映着一种极为势利的价值观，即在我们这个社会颇为流行的“拜成功教”：只要成功了，就是善的，就是伟大的、光荣的，就是“最值得尊敬”的；只要失败了，就是恶的，就是渺小的、可鄙的，就是应该唾弃的。
一般来讲，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只能给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的价值图景，所以，通常是不可以用“最”来形容和评价的。然而，在刘再复看来，高行健却为我们“提供了当代世界最清醒的文学观”，并视之为一种“奇迹”，只要对它有所怀疑和批评，就是“不知敬重”，就是“污辱、诬蔑、毁谤、攻击、中伤”，就是“人格卑下”。唉！这是什么逻辑嘛？
正像顾彬总是以鲁迅作标准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一样，刘再复也同样把鲁迅当作自己立论的奥援。在《驳顾彬》里，刘再复极为随意地将鲁迅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一厢情愿地将鲁迅当做自己观点的支持者：“鲁迅不愧是伟大的文学家，他深知人性的黑暗，嫉妒心的阴冷与恶毒，所以他努力保护作家，捍卫天才，不能容忍只有口水没有墨水或只有牙齿而没有学问的各种婆婆们。我所以要在此多讲几句‘妇姑勃谿’，是因为目睹当下大陆与香港学术风气不好。在**********中出现史无前例的‘勃谿’之后，现在的文坛仍然有许多不学多术的语狂、夸大狂、自恋狂，甚至是泼皮、骗子、伪君子。”可是，别忘了，鲁迅也说过：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更是鼓励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真的天才，从来就不惧怕批评；只有假“天才”，才对人家的质疑和批评又怕又恨。无论如何，请别为了两个“天才”，而限制人们批评的权利。
刘再复在《驳顾彬》的结尾部分说：“今天我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不得不言，乃是顾彬太嚣张，他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竟无人吭声，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吹之捧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打破沉默，我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为了高、莫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我准备付出一些时间与笔墨。”动辄将一个人命名为“祖国之子”或“人类之子”，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老套修辞。孟子云：“且天地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父母生养一个孩子，提携捧负，很不容易，所以，不要随便就将他派给他者做儿子，——无论派给具体的组织，还是派给抽象的“人类”，都是有悖人伦天理的。
刘再复这次的“驳顾彬”，很有一些时无英雄、勉力而为的悲壮意味。然而，他实在是找错了对象。顾彬，一个势单力薄的汉学家而已，即便“太嚣张”，谅他单枪匹马，也很难“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刘再复倘若真有登车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那么，他应该将批评的目标，对准当代中国泛滥成灾的“消极写作”和“吹之捧之”的文学批评，对准无视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却钟情于中国文学的“黑铁时代”的势利的“诺奖”评委们，就像他当年勇敢地批评姚雪垠和《李自成》那样，对当代中国的消极写作者和拍马的批评家，对外国的恣意妄为的翻译家和傲慢势利的“评委”们，进行严格而切实的批评。总之，面对文学领域的堆积如山的问题，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家，“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基本上都“无人吭声”，基本上都“听之任之”，完全是一副不负责、不作为的样子，——批评家对作家尤其是对著名作家的吹捧，简直到了极其无聊甚至极度无耻的程度，无论多么差的作品，我们的批评家都敢吹捧——说“高峰”者有之，说“极品”者有之，说“地震”者有之，说“伟大”者有之，而有胆有识有良心的文学批评家，则寥若晨星，难得一觌。有志于匡救文学时弊的学者和批评家，此其时也，勉旃勉旃！
钱基博先生在批评晚年林纾的时候说：“按林纾论文不薄六朝，论诗不主江西，不持宗派之见，初意未尝不是。顾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然‘侈言宗派，收合徒党，流极未有不衰’，纾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亦盛名之下，民具尔瞻，人之藉重于我，与我之所以见重于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党徒不收而自合，召闹取怒，卒丛世诟。”
我希望，刘再复先生能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站在启蒙的立场，荡污化秽，正本清源，引领转型时代的文学风气；我希望，他能做一个敢对逃避的、乖戾的、自恋的、做作的、巧滑的、浮靡的、龌龊的、恣睢的、阴鸷的、狂悖的、粗制滥造的文学说“不”的批评家，尖锐地提出真问题，与作家进行积极意义上的对话甚至对抗，而不要像晚年林纾昵于马、姚、陈、郑那样，先昵于高行健，再昵于莫言，将自己降低为他们的护法善神，最终以“召闹取怒，卒丛世诟”收场。
2014年1月11日，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