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他认为自己能主宰一切，而不承认自己生命的“偶然性和依赖性”，而意识不到“自己生存之有限和被决定的性质”，那么，他就将始终生活在征服别人的冲动中，就将始终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中，就将“力图把自己弄成上帝”。他不可能理解爱，因为，爱产生于对“偶然性和依赖性”的意识，产生于对自我的“有限性”和“被决定性质”的认识。做为一种温柔而伟大的情感，爱与强迫和征服毫不相干。“爱包含着屈服”，真正的爱就是一种“非凡的屈服”。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铁生揭示了“爱”的这样一种伟大的品质，那就是它的“软弱性”与“屈服性”。爱是表现着“忧哀与盼念”的“夜的戏剧”，它的屈服是有明确的方向和绝对的原则的：“不是屈服于白昼，不是屈服于征服。是屈服于黑夜的召唤，屈服于无限的远方与近前的残缺，因而是屈服于软弱，屈服于向爱并且能爱的心魂……”长期以来，我们完全不理解爱的本质。我们常常把征服当做荣耀，把战胜和消灭他者当做巨大的成就。那种“战无不胜”的征服一切的自大，像里奥帕第所说的“臭气冲天的傲慢”（stinking pride）一样，是“能力之贼”（thief of energies），是“虚弱的强者”，所以，它只能造成精神的“硬化”，只能造成“仇恨”的合法化和普遍化，只能使人们离爱越来越远，从而，只能最终将世界搅成一个“周天寒彻”的无爱的世界，就像史铁生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的时所说的那样：“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怨恨的蔓延，这是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危急的背景上，显示出了呼唤“爱的心魂”的重要性，显示出了“非凡的屈服”的思想价值，也凸显出了史铁生的爱的思想，对于克服无爱的“征服”意识和庸俗的“胜利”想象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过度地、不切实际地强调了“征服”的意义，从而在人们的心中培养起一种好斗成性的心理定势和行为方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紧张的缺乏爱和宽容的关系模式和交往方式。
那么，残疾与爱又是什么关系？残疾仅仅只是残疾人的一种境遇吗？或者，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残缺和限制吗？人类的精神是否也存在残疾的问题呢？残疾与爱之间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
关于这些问题，史铁生的回答，极为独特，极有深度，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味和深刻的情感内容。史铁生认为，残疾是人类的普遍处境；人类生而“残疾”，因而需要爱。他说：“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之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而孤单。……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显然，残疾就是一种包含着“神示”的“隐喻”，其中含藏着与人类的命运及救赎之路有关的信息。
在史铁生的理解里，真正意义上的爱，只能是一种超功利的情感。它是一种善的愿望和行为，是一个指向“彼岸”的“永动的过程”：“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因而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不要求酬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治他人和捆绑自己的‘地狱’。地藏菩萨的大愿（即“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李注），大约就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爱，至少是始于这样的爱。”因此，爱必须具有理想主义的甚至宗教的性质，否则，爱就会变得很脆弱，就很难成为一种持久的超越性的力量。1998年12月11日，他在给李健鸣的信中说：“我还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但是，“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多说装修，少说爱情，多言性。……理想的本质，注定它或者在现实的前面奔跑，或者在现实的上空飘动，绝难把它捉来放在床上。”1999年2月18日，他在给李健鸣的信中，谈到了爱与宗教精神的关系：“宗教精神（未必是某一种特定的宗教——有些宗教已经被敌视与歧视搞糟了）的根本，正是爱的理想。”他对人们普遍沦为“经济动物”的现实，忧心烈烈，在他看来，只有“爱的理想”能拯救我们：“爱是一种理想或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实际，这样，当爱的实际并不美满之时，喜欢实际的中国人才不至于全面地倒向实际，而放弃飘缭于心魂的爱的梦想。”所以，正像他在《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所说的那样：“当然‘爱’也是一个动词，处于永动之中，永远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彻底圆满的一天。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
在《好运设计》里，史铁生“设计”了理想的母亲。她几乎就是爱的化身。她教育孩子的方法“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与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他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史铁生的作品，就是这样一个“母亲”——它培养我们爱的情感，教会我们爱的能力，带领我们沿着爱的方向，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一个充满爱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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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尝尽了苦难的滋味，如果懂得了爱的真谛，如果具有“屈服于向爱并且能爱的心魂”，那么，他就已经站在了信仰之国的边界，就可以眺望到来自天界的照亮大地的灿烂光芒，就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持念”和信仰。
汤因比说：“没有一个人类灵魂能够度过此生而不遭逢宇宙神秘。即使人类特有的好奇冲动未能引导我们体会到这一点，经验，尤其是痛苦的经验，也会迫使我们体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宇宙神秘”问题，其实就是与生的意义、死的恐惧以及终极关怀有关的问题，就是建构信仰的必要性的问题。
由于承受了太多痛苦的经验，史铁生很早就“遭逢”了“宇宙神秘”。病痛的煎熬，死亡的恐惧，解脱的办法，救赎的道路，这些问题，经常性地折磨着史铁生敏感的灵魂。史铁生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就备尝病魔带来的痛苦。对一个刚刚开始青春之旅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被“死”的问题死死地缠住了。关于“生还是死”这一哈姆雷特之问，他经常紧张地与自己对话：“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想活。”信仰产生于人的不幸和无助，所以，史铁生才这样说：“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他起先祈求上帝，继而想跟他较量，最后，终于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于是他开始调整心态，“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消沉和悲观只能是一时的心情，因为，再往后退就是绝路，就是无边的黑暗。他别无选择。他只能选择向前和向上的方向。他必须摆脱日日压迫着自己的悲观情绪，不能让自己沦为自恋而可笑的悲观主义者。光明的太阳，是从夜的深处升起来的，而信仰和爱愿之路，则是从苦难和绝望的深处伸展出来的。
通过向上的精神努力，史铁生成了对宗教和信仰有深刻理解的人，成了有信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个找到了自己的“神”的“信者”。但他的这个“神”，不是一个超验的唯一而绝对的主宰者，而是精神意义上的，是来源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他自己建构起来的“精神”宗教，不是一种僵硬的学说，也不是冰冷的教条，而是一种情怀，一种信念，一种关于爱的哲学，——它意味着充满诗意感的伦理精神，意味着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史铁生从佛教那里理解了“慈悲”，从基督教那里理解了“爱”。“爱愿”加“慈悲”，就是他的情怀，就是他的宗教。
史铁生毕竟是东方人。他对佛有着更为亲切的感觉，对佛的精神，也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在写于1994年2月2日的《神位 官位 心位》一文中，他说：“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在《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中，史铁生这样阐释了佛的伟大：“佛的伟大，恰在于他面对这差别与矛盾以及由之而生的人间苦难，苦心孤诣沉思默想；在于他了悟之后并不放弃这个人间，依然心系众生，执著而艰难地行愿；在于有一人未度他便不能安枕的博爱胸怀。”佛意味着同情和悲悯，接近佛即意味着把无情之心，变成有情之心：“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常所谓‘我佛慈悲’，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我不信佛能灭一切苦难，佛困苦难而产生，佛困苦难而成立，佛是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佛便不在了。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可还成立么？还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的心态和思路。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条路程之外，并不给我们任何结果。”史铁生对佛是的“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的理解，对由此“信心”而来的对“慈爱的理想”的阐释，都是得道之语，具有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
乌纳穆诺说：“怜悯是人类精神爱的本质，是爱自觉其所以为爱的本质，并且使之脱离动物的、而成为理性人的本质。爱就是怜悯，并且，爱越深，怜悯也越深。”史铁生无疑也是这样理解爱的本质的，只不过，他更喜欢用“慈悲”来表达。其实，怜悯与慈悲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多地属于基督教的话语谱系，而后者则更多地属于佛教的话语谱系。在《我与地坛》里，他就将慈悲当做“信者”必须信奉的“持念”：“丑弱的人和圆满的神之间，是信者永远的路。这样我听见，那犹豫的音乐是提醒着一件事：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这大约就是佛之慈悲的那一个‘悲’字吧。慈呢，便是在这一条无尽无休的路上行走，所要有的持念。”他曾反复强调“悲”的意义。在致学者杨晓敏的信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他把佛的心系众生的“慈悲”深化为“忧悲”。“忧”比“慈”更沉重，但也更深沉；“忧悲”更能体现佛的温柔的博爱情怀。对“忧悲”的深刻体悟和阐发，无疑是他的一大贡献。
在史铁生的理解中，充满爱愿的精神之旅，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而神和佛也意味着无休止的行动，也是没有完成时态的。所以，他对“人人皆可成佛”的阐释，就像他对“爱愿”的诠释一样：“佛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这样，‘人人皆可成佛’就可以理解了，‘成’不再是一个终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状态与人有着永恒的距离，人皆可朝向神圣无止步地开步了。谁要是把自己挂起来，摆出一副伟大的完成态，则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淡泊逍遥，都像是搔首弄姿。‘烦恼即菩提’，我信，那是关心，也是拯救。‘一切佛法唯在行愿’，我信，那是无终的理想之路。”在一个对“伟大的完成态”无限迷恋的时代来讲，对那些过度自大和自信的“拯救者”来讲，史铁生的思想，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
史铁生对宗教精神和爱的理想，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任何时代都不能没有理想主义之光的照亮，都不能没有梦想：“有那样的梦想，现实就不再那么绝望，不至于一味地实际成经济动物。”而理想主义的本质就是爱，正像爱的本质就是理想主义一样：“爱是一种理想或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实际，这样，当爱的实际并不美满之时，喜欢实际的中国人才不至于全面地倒向实际，而放弃缭绕于心魂的爱的梦想。”没有这种理想主义的爱，就什么都谈不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管是人间还是天堂，都必经由万苦不辞的爱的理想，这才是上帝或佛祖或一切宗教精神的要求。”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没有一个人像史铁生那样，因为看到了表象之下的危机，因为看到了繁华背后的困境，所以特别强调“爱的理想”，特别强调“梦想”和“理想”对于“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
许纪霖在《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中，这样评价史铁生的理想主义：这是“一种个人的、开放的、宽容的、注重过程的、充满爱心的理想主义。它以虚无为背景，又超越了虚无，它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荒谬命运中的浪漫，俗世社会中的精神乌托邦。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史铁生将会被更多至今仍在虚无中探索的人们所了解和接受，并日益显现出其跨时代的思想魅力。”做为一个拥有坚定信仰的人，史铁生是镇定而慈悲的乐观主义者。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信心和力量，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在精神追求上所达到的高度。在已故的当代作家中，他与路遥和王小波一样优秀，一样让人喜爱和信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会越来越凸显，就像早晨的太阳会越升越高一样，就像奔赴大海的江河会越流越宽一样。
尽管对“伟大”这个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失去兴趣，甚至心存怀疑，但时间会慢慢地告诉人们，这个叫史铁生的人，这个在苦难面前镇定、乐观、坚强的人，怎样丰富了“伟大”的内涵，怎样赋予了“伟大”以朴实而亲切的性质，——历史终将证明，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一个有着伟大的“心魂”和持念的人，而他的那些包含着苦难、忧悲和爱愿的作品，也将成为中国读者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成为他们获得勇气、对抗绝望的力量之源。
2012年1月4日再改于平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