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4章，作者又这样写道：
过了汤河的独木桥，两个女生踏上有沙粒的青草堤岸。她们又往前走了一截，透过清明节前刚发芽的榆、柳的柔软技条，看见郭振山和他兄弟振海在翻身渠西面平地，就是把田地高处的土移到低处，使旱地变成稻地。她们用手齐眉毛遮住夕阳耀眼的红光，看见代表主任撅起******挖土，他兄弟振海推土车。弟兄俩，上身脱得精光，强壮得发亮的肩肠、脊背和厚敦敦的胸脯，汗涔涔地反射着从平原西边地平线上照过来的夕阳。
柳青对郭振山劳动形象的描写，显然带有揶揄甚至丑化的色彩。在第四章的描写里，他通过对动物尤其是一大群鸡刨食的描写，来隐喻郭振山的劳动的低级性质；在第十四章，从两个姑娘的视角来展开“撅起******”、“脱得精光”之类的描写，则显然有讽刺的意味在里头。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此诚实地对待劳动，如此辛苦地受累、流汗，难道不是很庄严、很值得人们尊敬吗？这种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难道就一定比梁生宝的买稻种和进山割竹子要低吗？
如果说，郭振山受到的是误解和歪曲，那么，姚士杰受到的就是敌视和丑化。评价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状况，不是根据他的行为，而是根据他的财富：越是贫穷的人，品质便越好，道德境界便越高尚，而越是富有的人，品质便越坏，道德境界便越低，——这种流行一时的道德偏见，决定性地影响着柳青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富农姚士杰便是带着深深的原罪进入《创业史》的叙事世界的。他的原罪来自他的财富，来自他的“富农”身份。富有便意味着道德上的堕落和行为上的反动，便意味着他必然要对一切新的、美好的事物充满敌意。一位《创业史》的研究者，在“阶级斗争”的烈焰正炽的1963年，著文指出：“在蛤蟆滩这个具体环境里，没有地主，富农姚士杰就成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因此，互助组和姚士杰的矛盾，渗进了这一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从这个角度看，姚士杰这个人物是很有意义的。”《创业史》对姚士杰的态度和描写，就服从于时代对这种“意义”的需要。穷人需要一个像姚士杰这样的人来做被“仇恨”和斗争的对象：穷庄稼人高增福就是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来监督姚士杰的：“他对邻居的仇视是刻骨的，不可调和的。在他看来，富农剥削人这一点和地主是一样可恶。”
中国的富农和地主，大多是劳动的直接参与者，其中很多人，就是像王二直杠一样，是“做起活来拼命，恨不得爬下去用脑袋犁地的庄稼人”。姚士杰对高增福说：“哥知道哥不够地主，哥满年四季劳动哩嘛！只不过，唉，旧社会嘛，人的思想都不开化，贪财爱利，哥地比一般庄稼人多，粮食打的吃不了，常有人借，还时给一点点利。这就是罪过，真正是罪过。这阵哥的思想大变化……”姚士杰自己“满年四季劳动”，他的财富，虽然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出借粮食获得的利息，但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然而，在柳青的叙事中，他们的财富的来路，几乎全都是不正当的。郭世富的第一桶金，是租种“国民党骑兵第二师师长韩占奎”的土地时淘到的：“于是乎，不几年，郭世富就买下马、拴起车，成了大庄稼院了。”好像他的财富无须流一滴汗，便可以自己从土地里冒出来一样。另外，从对富农和地主的诸如“杨大剥皮”和“吕二细鬼”的妖魔化命名中，也不难发现柳青的叙事伦理中潜含的偏见：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财富中必然包含着道德上的堕落和原罪。
在土改运动中，那些富裕农民的财产，一夜之间就被“公有化”了。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大变局。富裕阶层的农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郭世富因为害怕斗争，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白日吃不下饭，黑夜睡不着觉。黑间外头有点动静，他就叫家人去看看，是不是民兵监视他家”，就这样，他被吓得“脸孔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眼球子从两个深坑里朝外探望，如同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一样，把郭振山吓了一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既没有莎士比亚对弑君者麦克白和悭吝鬼夏洛克的那种同情，更没有托尔斯泰对庄园主列文和聂赫留朵夫内心世界的那种理解，而是显示出一种极其冷漠、狭隘的叙事态度，对人物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
与郭世富比起来，富农姚士杰感受到的孤立感和焦虑感，就更加强烈：“唉唉！解放前，全蛤蟆滩的公事，都从他姚士杰口里出。他从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两旁稻地里干活的穷庄家人，都停住活儿，向他招呼。土改把他翻到全村人的最底层，整个蛤蟆滩是一家，姚士杰独独是另一家。这种对待使他满肚子气。他心中不光恨共产党，而且恨蛤蟆滩的每一个拥护共产党的庄稼人。”事实上，这种带着感叹语气的、由叙述人转述的话语，并不能将人物自己的焦虑和愿望，准确地表达出来，也说明，柳青对富裕农民心理的描写，并不准确，说明他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农民的基本性格和生活哲学。姚士杰的牢骚或许是有的，但是，他想得更多的，恐怕还是如何与现实及周围的人们和解，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他对“毛主席”也许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但他还是在自己家里挂了一张“毛主席像”，因为，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家庭都必须显示的姿态。他对高增荣说：“……我这个富农不反对人民政府。……我常给屋里人说：毛主席比咱爷强。”这样的话里，无疑有不近情理的夸张成分，跟“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样，是逆乎天理而悖乎人性的。但是，他对贫农高增福的表白，却没有半句假话：“哥受不了孤立。哥喜愿进步。天下农民一家人嘛！全渠岸一家人，哥独独另一家人，哥受不了。……”他还这样对高增福说：“哥这阵思想大变化。哥思量来：‘咱这阵已经是毛主席的民了嘛，咱就要和贫雇往一块活哩嘛。咱住在官渠岸，不是独门独户住在稻地里嘛，咱总不能和乡党们不来往。’哥心里就是这样思量。有一句假话，哥就是四条腿。哥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兄弟看看。”他用不着发誓赌咒。他说的都是心里话。因为，一个识时务的农民，都会明白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面对这样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克己隐忍，迅速适应。
就民族性格来看，中国人通常是很能隐忍的，元人吴亮的《忍经》和许名奎的《劝忍百箴》，就是对中国人忍辱哲学和忍辱功夫的总结：骂如不闻，唾面自干；人情最苦，可不忍欤！他们都是老子的“怕死哲学”的忠实信徒：“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强梁者不得其死”。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自我压缩”，乃是中国人生存哲学的重要原则。而“后退一步天地宽”的妥协与调和，则是中国人处理冲突的妙策良方，正像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彼此遇有问题，即互相让步，调和折衷以为解决，殆成中国人的不二法门。‘一争两丑，一让两有’为我南北流行谚语。”说穿了，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的最高哲学，就是“活命哲学”，就是“活人哲学”，——就前者说，做谁的“民”，不是什么问题，横竖不过是种地纳粮罢了，至于以个人的微弱之力，与强大的社会对抗，“恨”罢这个，又“恨”那个，一个中国农民，无论喝醉酒，还是在梦里，都不会干这样的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蠢事；就后者说，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一个身处乡村社会的农民，最看重的，就是“人缘”和“人气”，最害怕的，就是被“独门独户”地孤立，就是不能与“乡亲们”正常往来。一个作家若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地写出中国农民的心理和性格。
然而，柳青却不是根据中国农民性格的真实情况，而是根据抽象的“理念”，一下子将姚士杰打入“反动分子”的“另册”，赋予他许多恶的德性，把他塑造成一个人面兽心的怪物，甚至让他说出如此“丧心病狂”的话：“活在共产党手底下，咱要钱做什么？”不仅如此，据柳青1961年同大学生谈话时所提供的信息，姚士杰还要干出更离奇的事呢：“姚士杰感到孤立后，是要找同情者的。终于找到了国民党地下组织，后来闹事了。这一方面，不需要过多的告诉大家。”幸亏《创业史》没有写完，否则，要让姚士杰在经过大规模的杀无赦的“镇反运动”之后，在已经“解放”多年的中国腹地“关中”地区，找到潜伏多年的“国民党地下组织”，恐怕还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呢。
为了将姚士杰的坏德性写出来，柳青甚至要在那些最日常的生活情景里，设置“重大的”矛盾冲突。本来，陷入困境的姚士杰请高增福吃饭，最真实的动机，不过是为了化解内心被孤立的焦虑感，但是，作家却一定要把它写成包藏祸心的“鸿门宴”：“高增福心里真着急：他绝不能坐下！富农的酒菜是喂狗的，他是堂堂正正的雇农，正准备在全下堡乡的大会上诉封建压迫和剥削的苦，怎么能给富农当狗喂呢。他鄙视地看也不看桌上摆好的洒菜，他看见就发呕。他虽然有一个消化玉米糊糊、窝窝头的胃，他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比这个富农要高贵百倍。但是不坐下来吧，他却没揭开富农阴谋的底细；只知道姚士杰企图收买，却不知道他的全部阴谋。”贫富的差异，不仅从道德上把人区别为两类人，一类近乎“狗”，是应该“鄙视”的，一类则觉得自己在精神上“要高贵百倍”，而且，还改变了人的味觉系统，竟然会使穷人面对富人的饭菜，有了生理上的不适反应，以至于“看见就发呕”，——这样的描写，简直太离谱了。更为离谱的是，当高增福得知哥哥高增荣向姚士杰借了粮食，便以“立场”为由大加责备。高增荣反驳说：“好兄弟哩！站稳立场不吃饭，肚也不饿吗？”高增福一听他哥这“没骨气的话”，“急得肠肚炸，气呼呼地说，‘你朝富农低头，对不住墓坑里咱爹的骨头！老实告诉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咱就是这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阶级”的新皮囊里，装着“封建”的旧意识，形成了一种似新实旧的意识形态，显示出一种滑稽怪异的文化心理。然而，作者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样写有什么问题，依然毫无保留地赞美这种“失节事大”的意识和行为。
地主和富农不用说，即使对富裕中农阶级，柳青的态度也是严厉的。他曾在小说的一段议论文字中，对富裕中农做了这样的道德定性和道德批评：“富裕中农啊！富裕中农啊！原来是中国农村中最势利的一个阶层啊！……他们拼命地劳动，狠着心俭省节约，动物一般自私，比泥鳅还滑哩！”在这样的评价里，更多的是傲慢的偏见和任性的贬损，而缺乏公正的态度和基本的事实感。更为严重的偏见是，在柳青的叙事中，阶级本性和道德品质甚至具有无法避免的代际传承性。例如，富裕中农子弟永茂，在县城读中学，本该是一个可爱的、受尊敬的青年，但是，就因为他是富裕中农的后代，所以，必然是“落后”的，必然要被作者塑造成一个俗气的、令人讨厌的家伙。他对改霞说：“目前社会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祖国大规模建设开始了。党的政策是首先发展工业，所以乡村的现状怕要维持几十年，才会变化。我家生活比较富裕，只要你答复我的要求，我父亲同意供你上中学……”他的这番表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雷雨》中的周冲对四凤说过的话。曹禺说周冲是“烦躁多事的夏天里一个春梦”，那么，永茂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有可能藏着一个温暖而美好的“春梦”？然而，曹禺能在周府里看到周冲的纯洁，能同情地理解他那颗善良的心，柳青却看不见蛤蟆滩里这个也许同样单纯、可爱的青年，更别说同情地理解他的情感和愿望。在曹禺的笔下，四凤不能爱周冲，是因为她已经爱上了周萍；在柳青的叙述中，改霞不爱永茂，是因为“阶级”的阻隔使她不能爱，——她只能喜欢没什么文化的梁生宝，爱这个属于时代的“英雄人物”：“她瞥见永茂调皮地把偏分头的发梢露出黑制帽，轻蔑地扁一扁嘴。这个中学生平日表现出的富裕中农子弟的优越感，他对于假期回乡学生宣传活动的消极应付态度，和他对村里的各种运动的冷淡，在改霞心中堆积了足够的反感。他有足够的理由轻视他。”面对一个异性，喜欢或不喜欢，属于个人微妙的内心感受，本来是没有那么多“大道理”好讲的，但改霞不仅不喜欢甚至“轻视”永茂，甚至还讲出了许多“大道理”：
她觉得水茂侮辱了她。他把她当做庸俗的势利眼了。她早从代表主任嘴里知道永茂信里所说的国家大势。她只不过想听郭振山的话，去西安当工人阶级，而又对生宝恋恋不舍，矛盾着；她根本没有一点意思，在土改的暴风雨时代过去以后，就背离党所指引的道路，为了个人的企图投进富有子弟的怀抱。一九四九年还是一个十七岁的黄毛丫头，改霞是在社会改革的风浪中长成大姑娘的。她感到：娘只生了她肉体的生命，她精神上的生命是党给她的。她恨富裕中农轻薄的儿子有眼无珠，只看见她的外貌却看不见她的内心。她细密的牙齿咬住红润的嘴唇。她要把这封不要脸的信撕碎，投到汤河的绿水里去。突然间，她改变了主意。她对秀兰说：
“我把它交给代表主任！怎样？这个家伙污辱村干部，还挑拨我脱离团的生活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