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的回声》（写于1963年4月－1965年4月）里的周冰留给梅雁的印象，是“诚实而又坦率”。然而，在1957年，他就因为“几句话”被打成了“****”，被当做“废品”处理到了青海。在青海劳动改造的整整三年零两个月里，他经历了“******”狂热的浪潮和漫长的饥饿岁月：“******留给我的印象，不过是无休无止的加班。没完没了的苦战。有一次，苦战七昼夜。我记得，在第三天下午，我在车间推着小车运输毛坯，半路上，因挡道而稍停。我靠在车床上，就睡着了。”另一种难熬的痛苦，是让人痛苦难耐的饥饿。就在他难以支持的时候，梅雁同情他，怜悯他，给了他四两粮票，把他从饥饿的折磨中和死亡的阴影中，解救了出来：“在没有一个人可怜我的时候，她可怜了我。试问，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人们往往褒扬同情，而贬斥怜悯，实际上排除了怜悯这个先导，同情又从何而来？那些蔑视怜悯的骄傲的人们，可能是幸运儿，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生活中还有甚至连怜悯都求之而不可得的时候。”后来，他虽然凭着自己过人的才华，回到了内地的大城市，但是，心灵上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老是忧郁地微笑！朱芬说得不错，他不爱说话。非但不爱说话，简直是沉默寡言！他完全不象虚岁二十八的人，看上去至少三十开外。”杨芸问他：“你的微笑老是那么忧郁。”他说：“这是命运给我的礼物。”同样被流放到青海的梅雁，也受到了同样的伤害。“反右”运动来了，组织上动员她揭发一个犯了错误的朋友。她拒绝了：“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何况揭发不揭发是我的自由，不应该逼我——毛病就出在这句话上。”她没有拒绝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权利保持沉默，于是，她被开除了团籍，被赶出了北京，被发配到了青海。
“反右”和“****”不仅给受害者的身体带来巨大的伤害，而且还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信任和憧憬，甚至使他们丧失了想象幸福的热情和追求幸福的信心。对那些受害者来讲，被打碎的生活，都将不再是完整的，都将不再值得期待。周冰在写给梅雁的信中说：“我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遭遇已使我失去了对明天的孩子般的信任，从而我怀疑自己能否给你带来你所期待的幸福”他之所以放弃与梅雁的爱情，并力促她回到内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把握生活，没有能力让所爱的人幸福。正像他后来在梅雁死后对杨芸所说的那样：“如果当时我肯定知道会有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松开梅雁的手。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生活的遭遇早已使我失去了对未来的孩子般的信任。事实上，即便今天，我坐在这里，明天，我又将如何，同样是一个疑问。我总感到，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这样，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如此无能为力。”同样的无奈和感叹，我们在余易木的中篇小说《精神病患者或老光棍》中也可以看到。同周冰一样，这部小说中的江明，也是一个“****”，也因为感觉到了青春岁月残酷的流失，而发出了如此沉痛的感慨：“我还来不及爱，就老了，而且，老的几乎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叙述人接着感叹道：“是的，他老了，虽然昨天他还是个孩子。”这种感伤和绝望，日常性地折磨着江明的心。他经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好像没有过青春。我不是孩子，就是老人。”作者随即通过叙述语言，进一步揭示了他的痛苦和绝望心理：“一闭上眼，他又觉得自己依然只是个孩子！……当他睁开眼帘，再次面对自己苍老的影子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了他从来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被剥夺了青春的全部悲哀……”他对珊玲说：“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我一无所有，除了脖子上的锁链！”《荒谬的故事》中的牧之，也对邓菡说过同样的话：“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成年以后，几乎没有快活的日子。我20周岁，刚成年，就老了。回忆起来，我只有童年与老年，没有青春，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青春。成年以后，我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笑过，从来没有，即便在我最高兴的时候，我也摆脱不了无形的愁云的阴影。”这样的感伤而绝望的话语，读来令人有一种要凄然泪下的感觉。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如此细致而深刻地揭示了“极左”政治所造成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灾难性后果。
受迫害者对于未来的迷惘和绝望，对于生活的严重的不信任，以及他们的幸福感的严重匮乏，在短篇小说《春雪》（写于1962年8月）中，也有着同样深刻的叙写。两个相爱的人，因为男方被打成“****分子”而劳燕分飞：他去了青海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她留在北京与别人结了婚，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后来也因为说真话，而被打成“****机会主义的典型”，挨了近三个月的“批判”。五年后，他们在北京的天安门，再次见面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他们都没有忘记对方，但却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我”，这个能用俄语朗诵叶赛宁诗歌的青年，现在对生活抱着“一切都无所谓了”的态度，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变得“实际了”、“庸俗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既无“悲剧”，也无“喜剧”的时代。他对自己的未来和幸福，不抱任何希望。而她活得也很苦，很不开心。她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思念和歉疚，表达了自己的“死一样的寂寞”，而“我”则表达了对生活的绝望、对生命被虚掷浪抛的无奈：
“生活那么使我失望，要活下去，只好强打起精神来，对什么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对什么都一笑置之。否则，怎么办呢？生活就是这样。你别生我的气。”
“我不生你的气，我理解你……”
“也许，我这个人太懦弱，我们这一代人都太懦弱。如果我足够坚强的话，我不会丧失信心；如果我不太懦弱的话，我想，我应该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
“都怪我不好，我伤透了你的心……”
“不，不要这么说。假如以前你我之间还有误会，那么今天这误会可以说是消释了。”
“消释了，可是我们老了。”她惨然地说。
“不幸的是，”我说，“正因为我们老得过于意外而且突然，所以我们的心还太年轻。”
“是的，太年轻……”
“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我也不愿意死，不想死，我愿意活着，看看世界。我总觉得，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尽头的——这大概是我对生活仅存的最后一点儿信心。”
“当世界变得美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完全可能。”我说。
雪渐渐大了。
没有什么比想有所作为，却又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更让人绝望的了；没有什么比人未老而心将死，更让人痛苦的了。在这段对话里，我们看到了欲哭无泪的悲伤，感受到了令人颤栗的疼痛。“极左”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太多人的幸福和欢乐，制造了太多的绝望和幻灭。那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一代，充满火一样的热情，愿意为时代奉献自己的一切，然而，到头来，他们却发现，一切都跟自己想象的是两样：生活不仅不属于他们，而且还处处与他们为难；面对生活，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绝望地忍受和等待，只能听凭一股盲目的力量任性地摆布自己。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就在“我”关切地问她“你冷吗”的时候，她突然侧过身来，朝着“我”绝望地喊道：“囡囡，我们本来是能够幸福的呀！”作者接着写道：
我转过脸去。我不愿意看见她那粘着雪花的长长的睫毛和渗透了难以言喻的、深沉的悲哀的绝望的眼神。五年了，相隔五年，我又从她口中听到了这亲昵的称呼——我们不幸的爱情的忠实的见证，然而，我们再也不可能结合了。横在我们之间的，不是一般的五年，而是一道深渊，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时代——它的名字是：1957。
我轻轻地挽起她的手。
“走吧，我的朋友。”我说，“我们不应该见面，这太痛苦了。我们即便要见面，也应该在时间给这一切的一切蒙上厚厚的一层尘土的时候。”
“的确，我们不应该见面。”她的声音轻微得几乎难以听清。
雪越下越大了。
这茫茫的春雪迅速地染白了北国的大地。我们迈着缓慢的步子，走着，走着。我们跨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现在，重读这篇写于五十年前的才华横溢而又沉郁顿挫的小说，重读这篇产生于“幸福的歌声满天飞”时代的不可多得的杰作，我们依然有针扎一样尖锐的疼痛感，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人物的痛苦和无奈。灾难性的政治运动结束了，但是，灾难的阴影和恐怖的记忆，并没有随着特殊历史阶段的终结而彻底地烟消云散。对生活的幻灭感、绝望感、不信任感，仍然弥散在那些受过伤害的人们的心里。精神伤病的救治，信心和信任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复杂、艰难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大有作为，应该发挥强化记忆、指示方向和点燃热情的作用。然而，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丧失历史感和苦难感，恰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致命的问题。
重读余易木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重要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彻底地、坚持不懈地清算“反右”和“****”，那么，总有一天，“极左”政治会卷土重来，会给无辜的人们造成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最近，发生在重庆的事情就再次证明，在社会矛盾复杂的社会转型时代，某些利令智昏、不可一世的政治投机主义分子，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民粹主义”政治资源，必然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利用“唱红打黑”的舞台，为死去的时代招魂，向倒掉的神龛膜拜，——某些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将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重又拖入“****”时代的“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他们滥用公权力，随意罗致人罪，肆意践踏法律尊严，以凶恶的手段打击、残害那些敢于拂逆他们意志的人，严重地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活秩序，加剧了人们对生活的绝望感和不信任感。
没有对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就没有健全而幸福的生活。然而，我们严重缺乏的，就是对人和生活的信任，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埃里克·尤斯拉纳认为，信任可以创造良好的生活。他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中说：“在有信任感的社会里生活是愉快的，而大多数人都不信任他人的国度争吵的气氛就极其浓厚。”又说：“在具有信任感的国家里，政府机构表现得更好，工作效率更高。在具有信任感的社会里，腐败也不会太猖獗。”“反右”和“****”既是缺乏信任感的产物，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不信任，——对他人的不信任，对自我的不信任，对过去的不信任，对未来的不信任。如果不彻底反思“反右”，如果不彻底清算“****”，那么，我们就无法最终克服这种四处弥漫的不信任，我们就不可能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就不可能更充分地体验到幸福感，——这，也许就是余易木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更为深刻的启示。
三 为知识而骄傲，因知识而解放
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它有向上和向善的冲动，如果它有趋向文明的愿望，它就必然尊重知识，就必然尊重知识分子。因为，只有通过掌握知识并且为知识所掌握，一个人才能逐渐摆脱无知和蒙昧的状态，一个社会才能逐渐成熟和文明起来。雅各比说：“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乌托邦就会逐渐消灭。此处的乌托邦不仅仅指的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想像力，而且是指运用扩大了的概念来理解现实及其可能性的一种纯粹而朴素的洞察力，即一种能力，或许是一种意愿。……知识分子以进步的名义撤退到了更加狭窄的跑马场，即更加琐细的概念之中；他们蔑视洞察力本身，而洞察力实则属于光明和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姻亲。”
然而，中国“极左”政治的本质特点，就是蔑视知识的力量，就是贬低知识的价值。他们害怕并敌视知识，怀疑并敌视知识分子，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就是他们看待知识的基本态度，就是他们的知识价值观的总纲领。他们将知识当做消极的概念，当做“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代名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们有一种“整体主义”和“决定论”的认知态度和认知方法。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有着与生俱来的精神残缺，生来就是傲慢的“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私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极左”分子大体也算是读书人，但是，他们却倾向于把自己当做不同于任何社会阶层的特殊的人，当做一群具有绝对正确的认知能力和不容质疑的道德优势的人，所以，他们挖苦和糟蹋起知识分子来，便毫无心理障碍，其态度之刻薄，言语之尖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什么“读书要比杀猪容易”啦，什么“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无知的”啦，什么“小资产阶级的臭脾气”啦，什么“三天不打就要翘尾巴”啦，什么“脱裤子洗澡割尾巴”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于是，为了降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力，高考取消了，大学停办了，科研单位解散了，学生停课“造反”、“闹革命”，知识分子进“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或者进“牛棚”接受“斗争”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