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时光倒退十年，说是从云南出境到越南旅游，那简直是天方夜谭。而这一次——1997年11月，我恰恰是从位于当年炮火连天的老山山麓的天保（越方称清水河）口岸，开始为期四天的越南之旅的。
天保口岸距县城麻栗坡四十二公里，距河内三百四十公里，是中国通向越南首都取道最直、里程最短的内陆通道。就在出境的前两天，我们还登上老山主峰，听驻军首长介绍了十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上山途中，每见到以骷髅和两根枯骨交叉为图案的“雷区”标牌，同伴们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据统计，单麻栗坡县，至今还有一百一十多平方公里四十万枚地雷的雷区。中越对峙，刀兵相见，整整十年。全县因战伤残一千八百人，战争的硝烟虽早已散尽，但伤残人员却仍因触雷而在不断增加。从老山主峰，到天保口岸，驻军某部的一位副政委告诉我们，乘车只需二十分钟便可到达。可我们文艺家采风团乘坐的三辆进口高档小巴士，却在战时留下的那条崎岖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两小时，还真有些惊心动魄。因为雨季刚过，每到被雨水冲毁的危险地段，我们就只得下车择路而行。冷不丁闪出一块令人恐怖的“雷区”标牌，胆小的女同胞都不免发出一长串“呀呀——”的惊叫声。
七八年前，我曾从黑龙江省的黑河出境，到隔江相望的苏联小城作过一日游。那时的黑河口岸，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边贸生意热闹非凡。我原以为现今的中越边贸，也如当年的中苏边贸那般红火。谁料想，当我们在暮色苍茫中来到天保口岸时，街两侧商店大都已关上大门，一片静悄悄……早知是这般景象，我们何苦事先来此一趟呢？负责接待我们的省里的几位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全然是一片好心：“正式出境时，匆匆忙忙，肯定没有时间在口岸好好逛一逛。我们特意从老山主峰抄近道下来，为的是先让大家到口岸从从容容地作一番考察，采购点有特色的越货，留作纪念。千里迢迢来一趟，毕竟不容易！”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第三天正式由此出境，因越方旅行社的大轿车姗姗来迟，令我们在天保口岸滞留了三个小时！整个口岸依然冷冷清清，一条长街来回溜达两三趟，也无一件越货令人倾心。“呵，到了越南，会是怎么样呢？”未出国门，我们就在心里打起鼓来。
麻栗坡旅行社陪同我们出境的翻译小姐说，越方旅行社的车之所以来晚了，是因为得知我们采风团中有几位著名作家，并非一般的旅行团，为了保证我们的旅途安全，临时改由隶属河江省安全部门的一家旅行社来负责接待。因此，她也是第一次与越方的这家旅行社合作。按原先的协议，我们应该乘坐带空调的中巴，结果，为了“安全”，临时换成了一辆不带空调设备的大巴。除两名司机外，还有三名保安人员，领头的，据说是河江省安全部门的“处长”。一上车，我们的翻译小姐居然就和那位“处长”攀起乡亲来了。翻译小姐是壮族。她父亲是广西人，“文革”中插队，来到云南，与当地农家姑娘结婚，生下了她。她毕业于云南大学外语系，所学专业是越语。毕业后分配到麻栗坡旅行社工作。而“处长”则毕业于河内大学外语系，所学专业是中文。他俩用汉语对话，结果翻译小姐发现“处长”的口音与她十分相近，就问他是不是也是壮族？“处长”回答是的，并说他祖父是来自广西的华侨。壮族是分好些支系的。翻译小姐向他细一打听，他俩竟然是属于同一支系的壮家乡亲！我想，有了他俩的这一层“乡亲”的关系，这位“处长”一路上就会好好照顾我们，给予种种优惠了吧？
天保口岸坐落在老山余脉和八里河东山的谷口，浩荡的盘龙河正从这里穿境而过，流向越南的海防港。一开始，通往河内的柏油马路是沿着盘龙河向前延伸的，两岸是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风光诱人。我们的大巴仅仅行驶了半个小时，就到了河江省省会河江市。说是省城，也不过就是一条长街而已。大巴停在一家小饭铺门前，“处长”招呼我们下车，说先在这里用午餐。当我们走进饭铺，见饭菜已全部摆在桌上了。其实，严格意义上说，有几张根本不能称其为饭桌，而是临时用木板搭成，将就着使一下而已。菜基本上是凉的不说，而且大都不放盐。盐是和红辣椒之类的调味品另放在一只碗里的，因此，像我这样不能吃辣的人，就只能凑合着吃一顿淡而无味的午餐了。
出门在外，填饱肚子就行。吃这顿饭，也就用了十来分钟。我们本以为，赶紧吃罢饭，就立即上车赶路的。不承想，左等右等，也不见“处长”和司机的影儿。百无聊赖，我们就只能逛街了。附近也没有大商厦，只有几家小杂货铺和几个水果摊。杂货铺里的商品，还大都是咱们中国货。一直等到临近下午两点，“处长”、司机和保安人员才醉醺醺地回到车上。据机敏的同伴侦察，那家小饭铺是单为他们开了小灶，还喝了几杯酒的。逛街时我也曾留意了一下，没有发现哪儿还有饭店，真可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河江距河内三百一十二公里，沿途穿过了好多个省城和县城，这些城市基本上和河江是一个格局。一座城市就是一条长街，没有十字路口，没有立交桥。也同样是很难见到饭店。按照原定的日程，我们是在下午6时前抵达河内后用晚餐的。可是，大约在6点半钟时，“处长”说：“离河内还有一百公里，我们只能在途中停车用晚餐了。”一听此言，大伙异口同声加以反对，都说：“我们不饿，到河内吃晚饭！”“处长”就连忙解释：“车到河内就得9点钟了，饭店都关门了。”我们想，他分明是在骗人。按照协议，到河内我们住的宾馆不低于三星级。一个三星级的宾馆，怎么晚上9点钟就不给客人开饭呢？尽管车已经停在一家小饭铺门口，我们却坐得纹丝不动，更没有一个人下车，以示抗议。
车停了有五六分钟，翻译小姐跟越方的“导游”们作了一番相当艰难的交涉，我们终于取得胜利，车又启动，并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直奔河内而去。
翻译小姐就坐在我的身旁，我问她：“他们为什么违背协议，非要我们在这路边小店吃晚餐？”翻译小姐悄悄告诉我：“这家饭店是我们车上司机的儿子开的。”我恍然明白，为什么他们中午在河江市非要耽搁那么久才开车了，原来是早有预谋。拖延时间的目的，是为了把晚饭安排在这儿吃，以便狠狠地“宰”我们一刀。这使我联想起六七年前在国内的一次旅行。那年，我在曲阜参加完“国际孔子文化节”后，一早乘长途汽车去青岛。中午时分，车进入沂蒙山区。旅客们早已饥肠辘辘，凡路过街镇，就都吆喝司机停车，让大家下车用餐。可司机偏不停车，直到临近两点了，才在一家小饭铺前停下来。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孤零零只此一家。显然，这分明是让你别无选择，好歹只能在此就餐。饥不择食，我就买了一碗肉丝面来吃。刚动筷子，就听先买到面条的一位旅客嚷了起来：“不对，这面条怎么有馊味呀？是昨天的剩面吧？”我拨拉了一下碗里的面条，果然都是断头烂面，也还真有一股异味。那位旅客，端起面碗去找老板退钱。老板哪肯退钱？说你们已经动过筷子了，概不退换。长途汽车的司机帮腔说，你们不吃面条，有米饭炒菜。我一看此架势，就知这司机和老板是勾结好了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宰”了，就撂下那碗馊面，出了小饭铺。车在这小饭铺前滞留了整整一小时，别无缘由，就因为是老板在给司机开小灶、吃“回扣”。从那次之后，我就发誓不坐长途汽车了。
从旅越前参观老山开始，几天来，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的主人公就总在我脑海闪现，烈士梁三喜的故乡不就是沂蒙山区吗？呵，未承想，在异国他乡，又是乘长途汽车遇到了与那年途径沂蒙山时相仿的一幕……
第四天，我们一早从广宁市出发，乘车返回天保口岸。中午的一顿饭，就是在途中的小城里吃的。是否就是司机儿子开的那家饭店，因第一天路过时天色已晚，当时我们也没有下车，此刻就分辨不清了。但我们的一位同伴刚吃完的饭就全部呕吐掉了。问其何由，她说，她看见他们那桌刚吃完，饭店的女老板就端起剩菜倒进另一只碗，转身卖给了刚进店的顾客。她担心给我们吃的菜，也是前一拨客人剩下的。因此，就感到腻歪、恶心，忍不住“哇哇”直吐……
第一天，我们原以为，到了河内就可以正正经经地吃上一顿好饭，哪晓得“处长”他们早就算计好了，是不会让我们满意的。
那天车抵河内，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司机居然找不到预定的宾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后来，在我们一再敦促下，他们才停车问路，请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市民做向导。直到9点多钟，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榻之所。这家宾馆倒是挺华美，或许够上四星级，硬木家具全是中式的，接待大厅里的一只大瓷瓶，竟然出自景德镇万历年间的官窑。进得房间，我一看牙膏也是正宗“中华”牌的，还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之感。放下行李，洗罢脸，就等着吃晚饭了。车在河内城里转悠时，我们就留心观察了，似乎谁也没有发现有像样门面的大饭店，至于北京城里几乎随处可见的“麦当劳”、“肯德基”、“加州牛肉面大王”、“比萨饼屋”之类的快餐连锁店，则未见到一家。我们想，大概越南还处在我国70年代的水平吧，别说这些西洋快餐，就是吃点一般的东方民族风味食品，也难着哩！
其实，宾馆的对门，就开着一家自助火锅店。当我们提议：“就吃火锅吧，不是挺方便吗？”岂料“处长”回答：“已经打烊了。”我不信，过街去打听。没想到火锅店老板会说中国话，热情把我往店里请不说，还详细向我作了一番介绍。可涮的食品很丰富，与北京城里的四川火锅差不多，而且价格适中，每人只需花二十多元人民币。然而，“处长”硬是不肯，说他们已经与宾馆左手边的一家小饭馆联系好了。吃什么呢？一人一碟蛋炒饭，外加一小碗西红柿蛋花汤，就把我们打发了。说实在的，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了早点，从麻栗坡出发，坐了一天的车，早已筋疲力尽，想早点洗个澡就休息，也懒得和“处长”他们去计较了。“处长”倒是说了一句略表歉意的话：“今天我们到晚了，没让大家吃好。明天早饭，我们就在宾馆用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