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初做编辑，为了让自己对作品的判断能够有说服力，也是为了不被作家、诗人的文本欺负，我便大量阅读理论、美学及各类文本。渐渐地，觉得有些自信起来。但随着作家、诗人文本的大踏步前进，渐渐又觉得有些心空胆虚，便又开始古今中外地阅读，记读书笔记。
一个职业文学编辑，在理论、美学鉴赏及文本阅读经验上，必须要走到作家、诗人的前列，不然，轻则会判断失误，重则被文本欺负，贻笑大方。尽管我现在做得还不够尽善，但我一直在努力着。
近日，重读严羽的《沧浪诗话》，感慨颇多。记得二十年前读的是无注释竖排大字版的，当时，凭借自己略自信的古文功底，凭借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读后也是蛮有心得，并自诩：吾腹有严沧浪，再遇诗文有何惧哉。
前些日子，又新买了一本《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做的注释，也是竖排版。（不是刻意，读古人书，我喜欢读竖排版的，觉得读竖排版的书和古人交流时比较顺畅。）同时还买了几本评说《沧浪诗话》的小册子。读了这些，突然觉得：当初我体会到的仅是《沧浪诗话》的三分之一啊。书，真是常读常新，温故而知新。重要的是：这次重读，借助一些评论文章，我对严沧浪先生的一些观点产生了质疑、不苟同，甚至相悖。
严羽的观点白纸黑字钉在《沧浪诗话》里，他没有机会修改和增删了，而我们这些读者的认识却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扬弃”。
严羽先生在《沧浪诗话》开篇的《诗辨》中，起笔就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说得好！我初读时就记到本子上并时而温习之。但后面这句“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今天读来心有惶惑。我国的诗学经典当从“《诗》三百”始，可严老师咋让俺们从“汉魏”学起呢？我绝不会认为严羽先生瞧不起“《诗》三百”，更不会认为严先生没读“《诗》三百”；我给出的唯一的理由是严羽先生把“《诗》三百”当做《诗经》。所谓“经”者，乃哲学之谓。哲学者，理论之谓也。严羽先生可能认为：哲学怎么能是诗呢？既然把诗冠以“经”，就让哲学家们去读吧！或者，严先生认为《诗经》中的诗无规可遵，无矩可循。于是，严先生就让后人学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弃《诗经》而不顾。当然，这纯属我个人猜测，只因严先生未提及《诗经》而猜疑。
《诗经》是不是哲学？是！《诗经》是不是诗？是！“诗言志”、“文以载道”中的“志”与“道”都是哲学范畴。直说了吧，哲学论断大部分是诗的派生品。
但学诗还是要从《诗经》始，这是毋庸置疑的。《诗经》中的诗，对生活现场的表现、灵性的飞升，至今都是诗人们学习的典范。更重要的是：《诗经》中的诗，为我国诗歌的叙事与抒情的平衡，音乐性画面感与诗性意义的互补，立下了传统，理所应当为后世之师。所以，学诗从《诗经》起，才是“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苏东坡说：“熟读毛诗《国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吕居仁更直截地说：“学诗须以《诗》三百、《楚辞》、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好处。”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谓：“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
这些人的说法都和严羽所提出的“以汉魏晋盛唐为师”相左。其实，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诗体》部分有如下描述：“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
古人们吵架我们劝不了，但在古人的吵架声中，我们似乎悟到了这样一个结论：理论家撰文立论，切不可孤绝。
严羽当然有局限性，其认知的局限、经验的局限、时代的局限。
批评严羽《沧浪诗话》较为严厉的，大概要数钱振锽在《谪星说诗》中所言：“（严沧浪）埋没性灵，不通之甚。”此语我觉得偏激。我倒是觉得朱熹的观点可取：“盖沧浪论诗，只从艺术上着眼，并不顾及内容，故只吸取时人学古之说，而与儒家论诗宗旨显有不同。”当然了，说点大话：儒家论诗宗旨，我也未必完全认可。“诗言志”、“文以载道”中的“志”与“道”，绝不是对强权的附和，不是政治需要的附庸，一定是个人欲望的倾诉。
我对那些读诗、读论，从义理考据出发，并以义理考据为终点者，无论诗人还是理论家，我都恭敬之再恭敬之，有距离地恭敬之。
师古是学诗的必经之路，但不是摹画形体的言语，要师心师性师情师旷达。至于是从《诗经》师起，还是从汉魏师起，可能会各有偏爱。
有一点可以肯定：师当下为诗，必是屋内盖房，愈来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