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是我如今常常要去，并且常常在心里牵挂的命定之地。
第一次去，是二〇〇一年春节。头一回陪妻子回娘家。年关时节，火车上人很多，就连软卧车厢也没法安静下来。火车在赣州前面的小站信丰停了几分钟。怀抱着只有十个月的女儿，迎着很深的夜，就这样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地踏上了总是让我感到神秘的红土地。到家后的第一个早晨，那座名叫安远的小城，就让我惊讶不已。包括将一汪清水笔直流到香港的三柏山，和小城中奇怪地起名“天灯下”的古朴小街。我是真的没想到赣南的山水如此美妙，第一次行走在她的脊背上，天上下了雨，也落了，浓雾散过之后，冬日暖阳更是习习而来。从安远回武汉，那段路是白天里走的。山水随人意，美景出心情，这样的话是不错。回到湖北境内，将沿途所见一比较，就明白对什么都爱挑剔的香港人，为何如此钟情发源于赣南的东江秀水。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生养我的鄂东和生养妻子的赣南两地有着非常特殊的渊源。在安远的那几天，妻兄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起，此地从前也是苏区，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第一次就“落”在安远。那一天，他带我去看******著作中屡次提及的“土围子”，当地人称为围屋的建筑奇观。汽车先在一处苍凉的废墟前停下来。妻兄说，从前，这里是一处围屋，赣南一带最早闹革命时，里面曾经驻扎着一支工农红军的部队，号称一个营，其实也就一百多号人。那一年，他们被战场上的对手围困在此。对手虽然强大，却屡攻不下。对峙了一个月后，一架飞机从天际飞来，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扔在做了红军堡垒的围屋之上。曾经坚不可摧的围屋被炸成了一堆瓦砾，红色士兵的血肉之躯，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攻破这座名为陈家围的指挥官，急忙向上报喜，却引来杀头之祸。原来广东军政首脑陈炯明，从邀功信中见到陈家围一说，痛恨此人将这一支陈姓家人杀了个鸡犬不留，一怒之下，找个借口将这位团长送了军法处。历史的围屋有的毁于一旦，有的仍旧生机盎然。当我站在另一座名为东山围的围屋中间，庞大的古老建筑，超过一千人众的鲜活居民，还有围墙上那一只只被迫击炮弹炸得至今清晰可辨的巨大凹陷，心里情不自禁地想象，曾经有过的残酷搏杀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革命文化中泡大的。从能识字起，就抱着那一卷接一卷仿佛总也出版不完的革命斗争回忆录《红旗飘飘》看。围剿与反围剿、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爬山与过草地、《十送红军》与《长征组歌》等凄婉壮美的艺术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化修养的一部分。在时代快车面前，历史真相往往擦肩而过也难为搭乘者所知之。如果仅仅是一次接一次的探亲之旅，老岳父退休之后所种植的丰饶的柑橘园，会同无数相同的青翠一道，多半会将红土地上的壮烈定格成用勤劳换得的甘美。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在南昌与“中国作家重访长征路采风团”的同行一起，同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大部分话题还在赣南柑橘味之美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上。第二天的午后，车到瑞金，在扑面而来的遗址遗迹面前，脑子突然冒出小时候读过的一篇文章：《三五年是多久》，并惊讶于它在心里深藏了这么多年，居然一点也不曾丢失。当年红军仓促离开瑞金时，一位老大娘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问何时能够回还。红军战士想了想说，三五年吧。吃尽千般苦的老人等了三年不见亲人回，受尽万般难的老人等了五年还不见亲人。她以为三加五等于八年，可是还不行。等到当年的红军战士真的回来时，她一算：
三五一十五，原来是十五年。
隔一天，到了兴国县，才晓得还有比老人的等待更让人为之动容的。一位当年刚刚做新娘的女子，自红军撤离后，多少年来，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将自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去那送别丈夫的地方，等候爱人的归来。这位永远的新娘，从来就不相信那份表示丈夫已经牺牲的烈士证明书。她只记得分别的那个晚上，那个男人再三叮嘱，让她等着，自己一定会回来陪她过世上最幸福的日子。我们到兴国前不久，一直等到九十四岁的新娘，终于将生命换成另一种方式，继续满世界地寻找自己那当红军的新郎去了。
这样的等待让人泣泪，还有一种等待则让人泣血。在兴国县一座规模宏大的纪念馆里，挂满了元帅和将军的照片与画像。
在将星闪耀的光芒下，讲解员特地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将军以为革命成功了，家乡人肯定过上好日子了。将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乡，发现当地仍旧那样贫穷，便流着泪发誓，下次再回来，家乡若还不富，他要跪着走。
这些事，在过去都曾有过书面阅读。站在赣南的红土地上，我才感受到这一切原来如此真实。就像后来到了贵州的铜仁地区，几十年后的今天，那里的生活还是如此艰苦，不时能见到公路旁树立着“国家级贫困县”石碑，落款无一不是用描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的道路还是如此险峻，虽然乘上了汽车，走完每天的行一个个还是累得腰酸背痛。遥想当年，那种困苦更是何等了得！
私下里我问过一位兴国人，那位非要等到家乡富了再回来的将军后来如何，对方只是轻轻地一摇头，随后一转话题，告诉我另一个故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国和于都两地曾经流传一句话：兴国要亡国，于都要迁都。说的是当地的贫穷。有一次，******派的一个调查组来到某地，村干部为他们做了三菜一汤，三个菜做熟了，剩下一个汤因为没有柴禾了而烧不开。无奈之中，村干部只好将自己所戴的斗笠摘下来，扔进灶里当柴禾烧了。因此我便猜测，那位为家乡人过好日子忧心如焚的将军，后半生将过得比当年的长征还艰难。因为，在他心里除了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所必须继续坚持的党性长征之外，还有作为普通人的人性长征。
感恩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道德。
一个历经数不清艰难困苦才从受压迫地位上获得新生的政治组织，对执政基础的感恩，不仅也会被理解为良好道德，更是确保自身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的政治资源唯一途径。如此，就不难理解，穿行在赣南红土地上的京九铁路，为何将科学常识抛在一边，而在被血与火浸泡焚烧过的高山大壑中曲折前行。
这些感动了历史的人民，有足够的力量让钢铁拐个弯。
那一天，在瑞金，顺路参观了当地规模最大的一处柑橘园。
绿得有些忧郁的棵棵树上，结满了指头大小的青果。有人问我，老岳父的果园有没有这般大。当然这话是戏谑，同许多赣南人的选择差不多，老岳父的果园只有二十亩。从一开始，当地政府就制订了十足的优惠政策，任何一片柑橘园，从下种到收获，决不收一分钱的税费。老岳父多次笑眯眯地说过，三五年过后就好了！老岳父所说不是三五一十五年，也不是三加五等于八年。不出三年，或者五年，那时，每年就能从这片果园里收益一万几千元钱。老岳父的柑橘园种得较早，如今已有了他所预期的收益。在他之后大大小小的柑橘园的兴起，宛如当年闹苏维埃一样火热。只要与那些在新开垦土地上培育柑橘幼苗的人聊起来，个个都会充满希冀地说着相同的话：过三五年就好了。果真这样，那位将军若是健在，一定会毅然还乡，与祖祖辈辈都在贫苦中挣扎的赣南人一起开怀大笑。长征精神是伟大的，更应该是勃勃生机的。离开瑞金之前，当年的红军总参谋部门前，几个当地的男人正在一棵参天古树下面忙碌着。看样子是在为盖新房预备椼条，有人拿着弯弯的镰刀在刨那树皮，有人挥动斧头，按照黑线将刨过皮的树进行斧正。见到的人莫不会心一笑，这是意味，也是象征。
当年那位老奶奶所惦记的三五年，那份盼归的心情背后，是盼望那些庄重的允诺。即使她真的只怀着朴实的思念情怀，也应该使领受这份情感的人，更加牢记那些千金一诺。
沿当年的长征路走了一程，回到武汉后，费了一番力气我才找到一份“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一九八六年，同样的名单只有三百三十一个县，那时的标准简直让人心生绝望：其条件竟然是年人均收入在一百五十元以下。后来，这一标准虽然只上升到四百元，却还有五百九十二个县被继续冠名为“国家级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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