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受制于家奴，长期心情压抑，有一次竟忍不住向大臣泣诉自己不如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3]这些情形，李商隐虽知之不详，但也曾多少听说过，不免产生“哀其不幸”之情。据说唐文宗儒雅好诗，尊重文士；生活比较节俭，多次减免地方的赋贡，还曾不止一次释放宫人和宫中女乐。对这些，李商隐当然也都有所了解。然而，他想，皇帝如此，为什么唐朝的国运还是一如既往地走下坡路，毫不见起色？现在唐文宗死了，一个新皇帝开始执政，他是怎样一个人？唐朝的前途又将如何？
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甚至并不是所有文人士大夫都会关心这些问题的。但李商隐却是位卑不忘忧国，他关注着，思考着，并用诗的形式表达出他的焦虑和悲哀：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薫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这首诗题为《咏史》，其实却是为悼念唐文宗而作。前四句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强调了节俭的重要，从而充分肯定了唐文宗。李商隐这样写，也许因为内心深处对《有感二首》讽刺文宗多少怀有歉意。但正视文宗在位的作为和遭际，李商隐不得不指出他非但一事无成，而且处境可悲。
“运去”一联，既有慨叹、惋惜和某种开脱，又有深沉无情的裁断和盖棺论定。时运已去，所以再也难逢千里马了！这是诗面的意思，似乎把责任推给了时运，可言下却含着这样的意蕴：就是遇上千里马，恐怕时运不佳的您也驾驭不了吧！
“蜀山蛇”也是个比喻，就唐文宗而言，指的是宦官。宦官像粗悍无比的蜀山之蛇，就算您曾是五丁力士，但若勇力已丧失穷尽，又怎么可能拔得起它们？这一联是全诗的核心，直指唐文宗平生最大的心病和痛处，其内涵相当丰富，措辞也十分有力，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功效。所以，它也和别的许多精妙诗句一样，读者总能从中发掘出字面以外更多更深的涵义。
后世读者似乎更愿意把这两句当作李商隐对唐朝历史命运的估计和悲叹，犹如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写景怅惘看作是对大唐衰亡的悲观预感那样。
“蜀山蛇”既可以比喻弄权欺主的宦官，当然也可以指野心膨胀、尾大不掉的藩镇。唐朝最后不就是被割据为王的藩镇们瓜分而亡的吗？这样一理解，“运去”一联的思想意义自然更深更广，而且也确实与晚唐的历史趋势相合。
人们因此佩服诗人李商隐的政治敏感和预见能力，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还应该感谢的乃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再创造。其实，从尾联来看，它本来确实不过是唐文宗的悼诗而已。“几人”句用了一个有关唐文宗的“今典”——他于夏日和学士联句，曾对柳公权的“薫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表示激赏。“终古”句则用了一个“古典”，以大舜崩于苍梧之野比拟文宗之死。两句合讲便是：在文宗生前，曾有些人幸运地与其联句唱和，而如今人们却只能为他的死亡而哭泣了。
后来，在会昌六年（846）唐武宗李炎去世时，李商隐也曾为他写过悼诗。但那三首悼诗是标明《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的，那为什么悼念唐文宗却要用《咏史》为题呢？李商隐的理由我们无法知晓，我们可以试做分析。
比较一下悼武宗的三首，《咏史》诗的思虑显然要更深沉些。哀挽武宗，基本上是就事论事，而《咏史》诗则从文宗之死想开去，想到历史，想到未来，想得更远更多更深，所以才特意不以悼念命名。
这首诗以文宗之死为契机，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疑问：一个皇帝如何治国才最有效？做皇帝，节俭固然重要，但是否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更重要的品质、智慧和能力应当具备？《咏史》诗没有给出结论，我们也不指望从一首诗里得到多么高明周详的答案，但诗人能够把问题醒目地推到读者面前，使他们不能不思考，这就很了不起。李商隐后来还写过不少咏史诗，但多是嘲讽一些具体的人事，绝少像这首《咏史》般纵观鸟瞰，目光和思考如此宏观深远。
开成五年（840），唐朝在皇位交替中度过，宫内气氛紧张，官员频繁调动，市井却还平静。李商隐关注着这一切，同时忙着自己的家事和从调之事。
接下来唐武宗执政的六年，年号会昌，政坛风云变幻，由文宗时代的牛李纷争，变为李德裕的一党执政，牛党诸相则贬去远方。由于武宗信任李德裕，专用李德裕，而李德裕政治上也确实精明强干，会昌朝总算在艰难竭蹶中办成了几件大事，如平泽潞、击回鹘、巩固西北边疆等，被历来史家称颂不已。
然而，长时段地看，武宗一朝，并未能遏制住唐朝国力衰退的总趋势。武宗本人酷信道教，沉迷于服药求仙之事，结果年纪轻轻便一命呜呼。武宗之死，当然又要引起宫中的一番震动。这次上台的不是什么皇太子、皇太弟，而是比已故文、武二宗辈分更高的皇太叔李怡，就是后来的唐宣宗，他改了个年号叫大中。
大中时代朝政的最大特点是一切“反会昌之政”。于是朝廷官员又一次大换班，牛李两党的地位整个地翻了过来。李德裕从宰相的高位上被一直贬到崖州（海南岛），牛党诸相则被召返京。朝廷政治就是如此反复无常，而李商隐却无论在会昌年间还是在大中年间，都没有获得晋身的机会，更不必说施展才能了。正如他两句诗“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4]所说，那低级官员所穿的草色青袍像是跟定了他一般，只有白发却每天有新的长出。他叹息，他无奈，但就在写这首题为《春日寄怀》诗的时候，他的从政之心还没有死，他还“欲逐风波千万里”，还想投身扭转乾坤的报国大业，哪怕为此经历万里风波，也在所不辞，只是“未知何路到龙津”，徒有一片赤心，却无路请缨。
李商隐在会昌、大中年间的遭遇和他的奋斗，我们下面还要细说，这里只是先提一个头而已。
在以往的李商隐研究中，曾认为他在开成末、会昌初有过一次“江乡之游”。江乡，也就是江湘，指的是湖南湘江洞庭湖一带，中心是潭州（今湖南长沙）和岳阳。
这个说法是清人冯浩《玉谿生年谱》和《玉谿生诗集详注》中提出来的。冯浩在为李商隐诗编年的过程中发现有不少诗与江乡有关，从而提出了李商隐江乡之游的假设，获得过不少学者的赞同。但近年刘学锴教授考证，认为开成、会昌之交，李商隐正忙于家事和自己从调的事，频繁地奔波于济源、长安、洛阳、华州、许州之间，证据是这段时间他为各地长官如华州刺史周墀、陈许节度使王茂元等代笔过许多文书，不可能分身跑到湖南去。
这样，原先由冯浩编在开成、会昌之交的李商隐一系列诗作，都必须重新考虑。这还不要紧，因为冯浩本就说明自己的假设“全从篇什中参悟得之”，[5]即他是根据读诗的理解来将它们编年，并不是这些诗中存在着某种铁证。现在换了一种理解，把这些诗移后六年多，放到李商隐大中初随郑亚去桂林、路经湖南时所作，也可以讲得通。
但有一件事却有点麻烦，原说李商隐开成末有江乡之游，还有一个重要情节，是他曾于湘阴的黄陵庙与亦师亦友的刘 见过面，而此次分手之后，李商隐是返回长安，刘 则去了贬所柳州（今广西柳州），不久就死在了柳州司户任上。过了一段时间，李商隐才得知噩耗，痛惜朋友的逝世，他写了四首诗来悼念刘 ，同时借此一泄怀才不遇的愤懑。如果冯浩的假设不能成立，李商隐没有江乡之游，他和刘 的见面和送别又应于何时何地呢？
巧的是出土文物中发现一方《刘珵墓志》。刘珵是刘 的儿子，他的墓志中说刘珵“烈考讳 ，皇秘书郎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这与两《唐书》的说法不同。
《旧唐书·刘 传》说刘 应试被斥后，令狐楚、牛僧孺先后“辟为从事，待如师友。位终使府御史”，虽未言明刘 卒年，但似乎有终于幕府的意思。《新唐书·刘 传》则说他是“贬柳州司户参军，卒”。二传都没有提到刘 “累迁澧州员外司户”，因此这是一条新材料。
刘学锴教授据此认为，刘 并未死于柳州，而是在大中二年（848）从柳州量移后再迁至距京城较近的澧州（湖南）。就在从柳州北去澧州的途中，跟李商隐（他当时从桂林出使江陵，事毕正要返桂）见了面，并在湘阴的黄陵庙分手，临别，李商隐有诗相赠，就是那首著名的以“江风扬浪动云根”开头的七律《赠刘司户 》。此后不久，刘 就死在澧州或江州。
追寻古人的行踪，因为材料短缺，免不了假设和推测。尤其是根据诗歌作品来确定作者的行踪，往往只能近似，很难十分确切。冯浩关于李商隐江乡之游的假设自己并不敢断然肯定，后来的学者有赞成的（如张采田），也有质疑的（如岑仲勉），刘学锴教授后来居上否定冯说，提出了新的假设，但仍有学者坚持冯浩的观点（如周建国）。看来这个问题还可讨论，可暂不作定论。而我们为诗人作传，也只能酌取一种假设，先把故事说下去。
[1]此处钱良择和张文荪语，皆转引自陈伯海《唐诗汇评》李商隐《韩碑》诗下。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韩碑》诗后引钱木庵云：“赋韩碑即学韩文序事笔法，神物之善变如此。”而陈伯海书引沈厚塽《李义山诗集辑评》则谓朱彝尊曰：“题赋《韩碑》，诗定学韩文，神物之善变如此。”所云大同小异而主名不一，兹录以备参。
[2]《旧唐书·文宗纪》说文宗死于开成五年正月初四，《武宗纪》说他暴卒于正月初二，初四应是对外发丧之日。
[3]《资治通鉴》卷二四六，文宗四年十一月：“乙亥，上（文宗）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
[4]李商隐《春日寄怀》：“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研究者多认为此诗作于会昌五年李商隐闲居永乐为母守丧之时。
[5]见冯浩《玉谿生年谱》开成五年下，《年谱》附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玉谿生诗集笺注》，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