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戎临终，委托李商隐代草《遗表》。这是一个官员上奏皇帝的最后一份表章，既要简叙生平，对皇帝的任用深致感激，又需向皇帝告以当地政事的安排，有时也提出一些恳求。
李商隐平生共代三位大僚（崔戎、令狐楚、王茂元）写过《遗表》，《代安平公遗表》是其中的第一篇。他写得非常用心，表现出对骈体章奏的技法已臻纯熟。《遗表》进京，意味着崔戎幕府的终结。新的兖海观察使行将由朝廷委派而来，等新的观察使上任，他的幕府又将是另一批人组成。
原来，唐代的方面大僚都有一个相应的幕府，相当于他的秘书和办事班子，其成员需由这位主官向朝廷申报获准才可担任，上文提及的《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就是给朝廷的申请任用杜胜等四人为使府判官的报告。府主也可以为幕僚们申请朝廷命官的官衔，像殿中侍御史、检校工部员外郎之类，当时称为宪官或寄禄官。所以，幕僚与府主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有着主从和相当程度的依附关系。幕僚的任免完全由府主决定，幕僚可以跟随府主由一处迁往别处，而如若府主亡故或调任朝职，那么整个幕府就无法存在，众幕僚就不得不另觅新主。
李商隐以前在令狐楚幕中任巡官，因令狐楚入京为吏部尚书不再能开幕府而只能离开，现在又遇到了府主去世幕府瓦解，连做一个幕僚也做不安稳，真可谓靠山山崩，靠水水流，运气实在不济得很。特别是连年赶考总是失败，使他感到，世事和前途并不像自己早先设想的那样乐观光明，社会上仿佛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着的可怕势力，在堵塞着、压抑着自己的前程。他忽然想起自己写过的一首小诗。这首诗题为《初食笋呈座中》，是在一次宴会上有感而作。
那是前两年的一个春季，李商隐在长安，有幸被邀出席一个诗酒之会，在座的有一些是各部省的大小官员。酒酣耳热之后，除了猜谜射覆等游戏，文人们不免要赋诗为乐，这既有风雅之趣，又可显示才华，还可以文会友，已成一种习尚。于是有人即席吟诵，李商隐自然也在思索。恰好上来一道时令美味，是清焖嫩笋。众人一面举箸品尝，一面啧啧称赏，李商隐不觉心中一动，默念几声，一首小诗已成。他要来纸笔，匆匆录下。轮到他献诗了，他便朗声念了出来：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诗的第一句描写笋的鲜嫩美好，第二句说若在地处北方的於陵（唐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东南）一带，这竹笋的价值是要贵如黄金的，其表面的意思是表达今日能够吃到嫩笋的欣喜。这两句是实说、直说，其意在席上诸公意料之中，故并未引起注意。第三句却是轻轻一转：倘若是在皇都长安，那里号称“陆海”，出产丰富，可吃的美味就多得很了。这句话，听者也很认同，不觉得有什么奥妙和深意。但个别善于诗者则知道一转之后必有显示真意、深意的要紧话，他们期待着全诗的结句，看他要把意思引向哪里去。就在有人期待、有人不甚注意的当口，只听李商隐略略提高声调念出了第四句，就像是说相声抖包袱，又像是在提问和呼吁：既然可吃的东西那么多，我们又何必定要去吃这嫩笋呢？要知道它们本来都有望长成凌云巨材的啊，在其幼嫩茁长的时候就把它们吃掉，岂不等于无情地剪断它们那可贵的“凌云一寸心”，我们于心何忍！
“忍剪凌云一寸心！”李商隐深有切肤之痛，因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今天遇此机缘，他便在诗中说了出来，这话具体是指的吃笋，但显然又不仅仅是在说吃笋；而且这话是面对全体与席者，包括他自己而言，并不是专门在指责谁，说起来也并无多大毛病。不过，听话听音，其责问呼吁的真正对象当然是那些手中有权的人。
李商隐也许觉得自己的诗说得够委婉甚至够可怜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该有一点感染力的吧。自此以后他便不时想起这首诗，尤其是“忍剪凌云一寸心”这一句。
可是，年轻的诗人想得太简单了。我们不妨设想，当日李商隐在宴席上念出这首诗，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哦，原来如此！原来这小子果然话里有话，简直是图穷而匕首见！
一时间，凡听明白了的人，都沉默下来。有人也许是戚戚焉有同感，但有人也许是不满，甚至是恼怒，是气愤。
好好的宴席，好好的吃笋，你小子嘲讽谁呀？这不是存心煞风景、倒胃口吗？
甚至也许有人会暗想：难怪你李商隐自负才华而连年落第，在这种场合如此卖弄诗才，你是在发牢骚吗？是责怪主考大人没让你进士及第，剪断了你的“凌云一寸心”吗？你也真傻，莫非你还真指望你的诗能让有权决定你命运的人动心吗？你的脾性如此，诗笔如此，这么不识时务，不讨人欢喜，将来恐怕还有的苦头吃呢。
事实正是如此，大和九年（835）李商隐再次赴京赶考，依然名落孙山。
既已到了长安，李商隐念着崔戎对自己的好处，特意到崔戎旧宅去凭吊一番，顺便也看望守丧的崔雍、崔衮兄弟。这期间，他以饱含感情的诗笔写了一首《安平公诗》献给已故的崔戎。这是一首七言歌行体长诗，详细地叙述了崔戎对自己的知遇和厚待，娓娓的叙事中渗透着浓郁的感恩和追忆之情，很值得一读：
丈人博陵王名家，怜我总角称才华。
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放两衙。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仲子延岳年十六，面如白玉欹乌纱。
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
陈留阮家诸侄秀，逦迤出拜何骈罗。
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
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磬鸣环珂。
三月石堤冻销释，东风开花满阳坡。
时禽得伴戏新木，其声尖咽如鸣梭。
公时载酒领从事，踊跃鞍马来相过。
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
面热脚掉互登陟，青云表柱白云崖。
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
长者子来辄献盖，辟支佛去空留靴。
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奏随车牙。
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
呜呼大贤苦不寿，时世方士无灵砂。
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颓泰山惊逝波。
明年徒步吊京国，宅破子毁哀如何。
西风冲户卷素帐，隙光斜照旧燕窠。
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
如公之德世一二，岂得无泪如黄河？
沥胆呪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
他还写了五律《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三掾》。这里的崔明应该就是前诗“陈留阮家诸侄秀”所提及的崔戎诸侄之一，而杜胜、赵皙、李潘三人则是当初崔戎幕中的同事。此诗结句云：“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勉励大家都要念想着崔戎的恩惠，对他的遗孤加以关照和扶持。
后来，李商隐在《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中也流露了对崔氏兄弟的深切关怀：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古人评此诗，认为其中寓托了“多少身世之感”，而“寄怀之意，全在言外”，是一首情挚意深、含蓄蕴藉的佳作。[7]
府主骤然去世，科考再次失利，大和九年（835，乙卯）对李商隐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年头。然而说到底，这不过是个人困顿不顺的小事。大和九年还将发生一件震撼朝野、影响长安民众生活也威胁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那就是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的大流血事件。
这件事给李商隐心灵的震撼是那样巨大，使他一下子瞪大双眼，从个人前途暗淡的苦闷困厄中脱出，而陷入对唐朝命运的深深担忧，也使他仿佛一下子懂得了何谓朝廷政治，懂得了政治斗争的残忍酷烈，进而使他的思想转向深沉，也使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写的多是身边琐事和一己感情，那么，从他对甘露之变发表评论的《有感二首》（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之后，国家、政治和社会问题就更多地成为他诗歌关注的内容和主题。
[1]见张固《幽闲鼓吹》，亦见《唐摭言》卷七，《唐语林》卷三，《太平广记》卷一七〇等。
[2]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四九，亦见李绰《尚书故实》《南部新书》甲卷等。
[3]李肇《国史补》卷下：“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又柳宗元《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吾在京师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其实柳在永州、柳州时，前往学文者也不少。
[4]宋程大昌《演繁露》：“唐人举进士必行卷者，为缄轴，录其所著文以献主司也。其式见李义山集《新书序》（卷七），曰：‘治纸工率一幅以墨为边准，用十六行式，率一行不过十一字。’”据程氏自注可知行卷格式大致为每幅抄十六行，每行十一字左右，以墨为边框。参李商隐《与陶进士书》可知，为示敬，卷子往往用厚纸抄写，字迹严谨工整。
[5]崔戎于两《唐书》皆有传，可参。
[6]除按封爵尊称外，有时也按郡望尊称之，如崔戎郡望博陵，即可称“博陵公”，以后将涉及的郑亚，郡望荥阳，便称“荥阳公”。反过来，倘看到称“渤海公”，当是姓高；称“弘农公”，当是姓杨；称“陇西公”，当是姓李等等，渤海、弘农、陇西是各姓的郡望。
[7]见纪昀《玉溪生诗说》引香泉（汪成宽）语，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