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5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参加文化会作代会的代表，排成长长的半圆，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有人告诉我，金庸来了，那不，在第一排就坐的那一位。好一段时间了，我常在外地的电视机里看到他，高兴随着“九七”的到来，他来来往往于大陆香港之间，和所有的推委会委员一起，织着迎接“九七”的锦绣。一个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的人，还如梭般地奔忙！我以前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外科学上的名词。只是在他做了手术后，才知道什么叫心脏搭桥。后来，一次次报道叶利钦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想起的总是查良镛先生。
与查先生好久没见面了，突然就近在眼前。我跑过去，跑过罗湖桥，过了这边的海关，过了那边的海关，跑进港岛，跑上山顶道，喊一声查先生好！当然，那是在查先生做手术不久，我去香港他家看望他的那一次，他瘦了，弱了。离开他的时候，我笨笨的，重重的——他减去的体重，就压在我的心上了。
没有想到，后来他就为“九七”回归搭桥了。
我在宴会厅几步跑到他跟前：“查先生！”这一次他的体重明显恢复了一些。他说他住王府饭店。我问房间号。他说：“997，迎接1997年。”他笑起来，弯弯的眼睛像智慧的星空。
他听大报告开小组会被朋友记者崇拜者追星族包围。作家们开会之余，招呼朋友开怀大笑，享受一份自由的、自己的空间。然而查先生是没有自己的。他早就被他创造的大侠们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一出现就永远有人在夺走他的自由，包括我。我真觉得，一个人，当他把自己最多地分给了世人之后，世人往往还要他更多地付出。
他18日就要回香港。17日晚在王府饭店大厅的一角，他又在对一圈记者付出。我想抓拍几张照片，匆忙间就见他身后怎么一派星光？哦不，是灯光。他身后不远处正好是一棵挂满彩灯的大圣诞树。一树灯光反映在光洁的大理石地上，就是一地灯光。他前边大玻璃橱窗外，是一排排挂满彩灯的小圣诞树。他上下前后灿烂着。然而看到这灿烂的大概只有我。记者们大概只看到那最璀璨的——金庸。
有记者问他很浅近的问题，他总笑笑地、平和地、诚心诚意地道来。以前，有的记者发问不讲道理，他偶也不客气地讥讽几句。然后就要反省自己，觉得可以驳斥人家，但是不应该对年轻记者不客气。像查先生这样的人望，还在不断修正自己，包括他的小说。他后期的小说明显地比前期的小说更有包容性。
他平和地说着平实的话，平等地看待世界。这种心性的平和，如同作家的文风，平实是一种最高的境界。
当然，如果倒回三十年，金庸先生更加激越。1966年有人下手破坏中国文化，他就是要承续中国文化。那年底他创办《明报》月刊，发一些学者的文章。月刊一期期出来，炸弹一颗颗寄来——货真价实的炸弹，交香港警方引爆了。当时在港的极端分子扬言要谋杀香港三个人，查先生“排行”第二。排第一的开车在街上驶过时，被化装成修马路的人拦住汽车，然后往他身上浇汽油，点火烧死了。查先生是大侠。大侠历千惊万险而不死，才是顺乎天意民愿。
了解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才更加珍爱今天。查先生参加了三天作代会，很感叹今天有一个好的文艺创作的环境。他说三十年前是绝对不想来北京的。现在他在长安街上买了一套住房。
浙江人查先生原来要在杭州西湖边上安个家。杭州在宋代曾是首府。查先生的房屋、花园和家具，一切按南宋的设计，成为和西湖相谐相彰的一景。查先生本说好这房屋和里边的藏书，将来一应捐给政府。房屋建成后查先生去看了，说这么好的房子自己不配住、自己也是个老百姓么，干脆现在就把新的房子捐给政府，爽爽快快送政府。
在查先生平和的语言下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大侠。他有一度下围棋下得一个月都想不起来回复重要的信件，又无法叫自己不下棋。他只好把围棋重重锁起来，如果想取出棋盘棋子，那可困难重重了。
查先生做了四十年的报纸，对历史一直有兴趣，又在写一部历史小说。“不满意就不发表。”他说。像一个第一次写小说的年轻人那样真率。
告别王府饭店的997房间，再有十多天就是1997年了。我叫上出租车在长安街上驶过。街边楼群里，每一个灯光下都有一个故事。忽然想到，长安街上又要亮起一盏灯了，查先生北京家里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