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陕西向来是以文化大省著称的。这个概念,又往往可以这样理解,陕西人经常是以文化大省自居的。俗话说,长自己的志气,灭旁人的威风,多少有点争胜好强的意思。但屈指数来,文化大省何其多,谁又肯是文化小省呢?大与小的区别,显然不是指人口的多少或面积的大小,也不是指历史的位置或经济的指数。它应该说的是文化本身,而且是一个省份当下的文化状态,就其规模、特征、品质、种类、趋势等综合因素,在比较研究中来权衡它所处的位置。当然,要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评估文化,也并不科学。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大省,只是一个大概的有热爱家乡成分在内的称谓。
说到强,说陕西是一个文化强省,我们的底气就不那么足了。大,可以姑且称之,但大并不等于强。我们之所以提出建设文化强省,是说明我们知道自己的弱或是不那么强。这是一种自知之明,从而奋发图强。任何妄自尊大或自视甚高的作派,都是不被事实所赏识的。当然,在市场化商品化的竞争中,某种文化产品的叫卖只是一种促销手段,它可以促使娱乐文化或泛文化的发展。但即使畅销,也未必就等同于品质的精良。而文化的市场化,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转型过程,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便看见了所谓的文化的真相。再说,商品的东西终究与精神财富有着本质的区别,投其所好,客户就是上帝,也难免不会掉入陷阱,有碍于文化的意义。而一味地躲进象牙塔,回避现实和大众,也是没有出路的。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不只是广告式的叫卖,应该是从认识到实践努力寻找其发展规律的过程。
我们所说的陕西文化,首先在概念上应该有一个广义与狭义的界定。时下,愈是商品化,愈是泛滥了文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甚至不同琐碎的物品,几乎都冠之以文化的标签。文化的滥用,文化的无处不在,文化的高频率出现,适得其反地贬损了文化的价值。文化,乃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广义的文化,也并非无所不包,一切都可以收入文化的囊中。它从基础理论和综合意义上,支撑和丰富着特指精神财富的文化大厦,滋养和培植着尤其是文艺科教这样的精神产品。就陕西文化重要方面的文学艺术而言,品类繁多,良莠不齐,其现状应该说是喜中有忧,都需要用真诚而科学的态度作宏观和微观的探讨。瞎子摸象似的侃一侃可以,实质性地就某一文学体裁或某一艺术样式做出评估,它们在文化大省的整体概念中所占有的份额几何,哪些是大的小的,哪些是强的弱的,如何从各自的文艺样式出发为文化强省争脸,是要有一定战略和策略的。狭义文化上的精耕细作,比广义文化上的广种薄收,在措施上要高明得多。
其次,是机制和观念的问题。陕西文化机制的变革,滞后于东南沿海省份,计划体制在文化领域尤其显示出它的弊端。机制又深刻而坚固地影响或者说是决定了文化人的观念,以致形成了文化消费群体的思维习惯,如同经济的转轨一样,总是情愿把个人的命运死死地捆在计划体制的战车上。文化机制的大锅饭,让你饿不死也吃不饱,但它没有失业的风险。它的服务意识在体制改革尚未完善之前,是呈弱化状态的,甚至于有权力商品化的漏洞,及较为突出的衙门作风。一些试图下到海里的文化市场化的勇者,因为游戏规则的缺失,在计划性的文化管理体制那里显然讨不到便宜。而在文化产业的开发方面,远没有我们为之羡慕的东部省份文艺团体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文化人的商品意识和适应市场的品质。一些文艺团体在组织人员构成和知识结构及观念上的相对老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于不撞钟的状况,成了不争的事实。形同虚设的文化机构,便把那些在市场中生发的新的文化群落丢失在外,它所应该拥有的权威性势必在减弱。从事相对个体化劳动创造的文艺家,有的以精品步人文化市场,有的是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有的也难免陷入了极端商品化的泥坑。真正面对现实和人们精神处境,思想深刻又有审美价值的文艺精品的产生,是与机制和观念的更新有密切关联的。
再次,便是传承与创新的问题。人们一提起陕西文化,首先说到的总是古老、悠久、积淀深厚,而不是崭新、生动、脱颖而出。是的,陕西由于历史的厚爱,拥有周秦汉唐的雄风,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是我们的骄傲。延安文艺的光彩,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让我们为之仰慕不止。它们是源是流,滋养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艺术的细胞。而变革的时代,新的世纪的飓风,在催促这块古老而伟大的土地,开放出当令阳光下的文艺鲜花来,生长出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果实来。厚重有了,但不可以没有灵动黄土情深,不可以排斥海韵;乡俗风物,少不了城市时尚;平面的书写,也阻止不了网络的冲浪。生活之树常青,任何脱离现实生活的极端猎奇形式,只是过眼烟云。惟有植根传统,贴近现实,呼吸远来的风,陕西文化的枝叶才会繁荣,结出又大又强的果实来。
《陕西日报》2003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