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师生们不得不相信这是确切的事实，头脑又觉得轰然作响，感觉到天塌了、地陷了，太阳无光了，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亲属、老师、学生，都在悲伤地恸哭、相告无语地流泪。哭声在整个山坳回荡，连德感坝的江边都能听到。江边的许多居民听着这哭声，回忆起两位先生的和蔼的面容，也无不动容，戚然垂泪。学校的周遭，被悲怆的氛围笼罩着。
师生们在惊吓、悲伤之中，仍然没有失去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希望唐校长和唐先生在漂流之中会遇救，比如说会冲到岸旁、滩上……这样的希望虽然渺小，但师生们不愿放弃。在这样的希望的鼓励下，师生们开始行动起来，一部分人沿着江岸，在陆地上往下寻访；另一部分人则从事打捞——就是死了，也要找回他们的尸骨呀……
沿江的陆路上，学生们结伴步行，向下寻觅着。他们怀着沉痛的心，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哭喊着两位先生的名字……
江面上，人们用小划子不停地打捞——两条小划子一组，在两条小划子中间扯起一张网，逐段逐段地打捞……
德感坝的乡民也自发地加入了打捞和搜寻的队伍。
天黑了，师生们点起了火把，继续寻找，江两岸蜿蜒数十里，是火的长龙——啊，这悲壮的火，是师生们用心头滴血点燃的，他们想用火照亮这黑暗，照亮他们亲爱的校长、恩师回家的路……
在“民惠轮”失事后的第七天清晨，数十家属、亲友和师生，在船上望江嚎啕痛哭，以绝望的心情祭江，准备结束寻尸工作。就在这时，在约一小时之内，唐义精、唐一禾和沈莲池的公子的三具尸体在同一水域内相继浮现，该处为离出事地点“小南海”二十余里的渔洞溪。
陈克环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唐校长面目如生，状甚安祥；一禾教授则因挣扎过度（图营救兄长），膝肋破碎。家人抚尸恸哭之际，忽见二位眼皆血泪并流。当三具棺木运抵江津，全体在校师生穿孝哭迎于江岸，围观的市民无不落泪叹息。”
陈克环对唐一禾不顾自身安危，奋力寻救兄长的义举评价道：“那时刻，一禾先生本人在惊吓奋力逃生之后，心力交疲，此际再下长江激流寻救乃兄，任谁也可以预知，既无法营救，而且是自身难保之事；但是，一禾先生敬爱兄长一片赤诚，早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即使妻子幼儿也挽不回他的忠义和牺牲的勇气。”
“一禾先生自幼得兄长养育教导，他未曾一日忘此爱此恩。有生之日，与兄长共守贫寒，分尝艰辛，一同为艺术为教育而奋斗。临到兄长危亡之际，复不惜生命去作万分之一赌注式的营救，终于将他正值绚烂欣荣的生命，献给曾经植润了他的生命的人，其风范和人格将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永相辉映。”
唐一禾此年才39岁。
唐义精也只有52岁。
现代中国艺坛的两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
33
唐氏兄弟的棺木，运上了五十三梯。
祠堂的门大开，师生们痛哭着，将棺木迎了进去。
长明灯点了起来。
师生们轮流着为他们守灵。
唐家老二的儿子唐宅礼主持丧事的操办。
在选定的日子里，武昌艺专的师生们，为唐氏兄弟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开得悲壮、隆重。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国共两党都有要人参加了追悼会。因为唐氏兄弟所献身的事业是为民族的。
董必武送了挽联，赞颂唐氏兄弟的高风亮节。
人们还纷纷著文写诗，盛赞唐氏兄弟一生的功绩、伟业和崇高品格。唐义精的老同学睡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所认识的唐义精》，对唐义精的为人治学精神，作了极形象的介绍。文章的最后，他悲愤地写道：
他把这学校和他的躯壳融为一体。他认为他对国家民族最好的贡献，是培养这优良的种子，他选定了这个目标，他竭力奔赴，但是他只埋头苦干，做了不说。他像掘煤的矿工，他毕生藏在少人知见的煤洞里，他一锄一锄地掘，越掘越起劲，从不感到疲劳。掘煤的矿工也不少，可拿着锄，不做声，准备而且实际掘到死的，在我的眼睛里，却只看到他一个，可是这一个，却被一群不法奸商贪图私利逾量载客杀害了！这是谁的罪恶？他为什么该得到这样的酬报？他有一个口语：“所以，所以”，他对学生，对朋友，都爱用这两个字，有的学生善意地暗中学他。我们只听他说“所以，所以”，没有说“因为”，好像世界上的事只有结果，没有原因。我想这口语恰合，“所以，所以”，所以他是这样被害了！
现在他是永远地休息起来了！他的伟大，我不想把一些赞美词加在他的头上，社会自有公道。我只有一点感觉，有的人对他的惨变，为国家，为社会，为艺教，为他发出无穷的悲愤，觉着，“天道无凭，善人不禄。”我却想说一句：他的死重于泰山，不像这样的不幸死去，谁晓得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沉默的人！
在很长的时日里，五十三梯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武昌艺专的学生们，无论在什么场合：画室、琴房、宿舍、操场，写生的野外，常常触景生情，想起他们的校长、师长的音容笑貌，想到他们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给予他们以教诲、与他们谈心，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就会感到揪心的疼痛。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人在悲伤的思念中忍不住失声哭泣，就会引起众人的号啕大哭。
常常在夜里，也有人在梦中哭醒。
“他们悲伤、绝望，觉得成了孤儿，再没有这可爱的母亲护持他们了！”（睡民语）
原先，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么幸福，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又是多么的不幸！
是呀，“天道无凭，善人不禄。”——苍天呀，为什么要把他们慈母般的恩师带走呢？
就是毕业离校的学生们，当他们得知了两位恩师遇难的消息，都在心中难以相信和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同样感到无比的哀痛。
对于唐家来说，不幸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善后事宜告一段落之后，校董事长贺国光召开临时紧急校董大会，会议推选唐义为暂代理校长职务，实际的教务由张肇铭教授主持。
但就在唐义为担任代理校长的第七天，就被国民党特种军事巡庭逮捕，关进了班房。原因是民生公司告他的状，说他借军事需要为名，调用“民裕轮”打捞兄弟的尸体。据唐家人说，在被捕前，他烧毁了一些文件，由此唐家人猜疑他是否还有秘密的身份，是否是****地下党的人，但这一点现在仍是个谜。后来经保释他出狱了，但不久就在布置画展时不慎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受了伤，肺部受到感染，不治身亡，时间是1944年8月，即两个兄弟遇难后的第五个月。他临死前提出要见唐义慧，他最疼这个妹妹，但当唐义慧从成都赶来时，他却已经闭上了眼睛。
他死前曾把唐义精和唐一禾的棺木运到三斗坪，在江边做了一个小屋，将棺木停放在那里。此后一直未动。解放后，八爷的二儿子刘亚宁来到了三斗坪，但未寻到任何踪迹，他往江水中撒了花，以示祭奠。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唐家相继失去三个男丁。我无法想象太姥姥赵喜龄是怎样承受短时间里痛失三个儿子的巨大打击的。命运对她是如此的不公，她早年丧夫；她生了八个孩子，老七自生下来就夭折了，老二唐义质二十来岁病逝，老六唐义贞于1935年英勇就义（唐家将这事对母亲进行了消息封锁，所以她还一直不知道）；现在在一年里老大、老五、老四又相继罹难——这接踵而至的灾难呀，就像倾盆大雨，接二连三地向她当头猛泼……
那些个昏天黑地的日子呀！
苦难的、不幸的家族呀！
至此，唐家已是元气大伤。
在此之前，我还少用笔墨写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是因为我对他们知之甚少；二是本书的主线安排的需要，也只能集中写几个人物。
老大唐义精去世后，留下张瑛和三个女儿：唐宅静、唐宅秀和唐宅德。由于唐义精与张瑛是表兄妹，属近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都身体较差，特别是唐宅德，竟至双目失明。
老二唐小舟身后遗有五个儿子，年纪参差不齐，他们是唐宅模、唐宅礼、唐宅智、唐宅全、唐宅巩。
老三唐义路本在郑州的一个五金店担任代理经理，因五金店遭到日寇的轰炸，在轰炸中他幸免于难，但耳朵被震聋，丧失劳动能力。他生有两个男孩：唐宅仁与唐宅均。
老四唐义为留下四男三女：唐宅树、唐宅逵、唐宅芬、唐宅玲、唐宅康、唐宅中、唐宅华。
老五唐一禾与熊明谦的两个孩子尚处幼小：唐宅凯，这年才7岁，唐宅朗（小禾），才三岁多。
老八唐义慧与刘天民当时还只生了第一个孩子刘伯宁。
这样一个大家，失去三个主家的男丁，等于失去了顶梁柱。其窘况如何，可想而知。
我在武汉见到双目失明的唐宅德，是在唐宅静家。唐宅德未婚，靠姐姐照顾，但她记忆力好，头脑很清醒，表达能力强，我想了解唐家早年的事，大家都推荐她，让我找她了解。她并非先天失明，读完小学后，还于1937年至1938年间到陶铸等人在应城汤池办的一所训练班和临时中学学习过，李家桢也在这里学习，正是她建议并联系李家桢考入武昌艺专。入川后，她的视力变得模糊，但父亲仍坚持送她上中学，她看不清黑板，主要靠耳朵听。她很健谈，与我谈了唐家的许多事，谈到父亲去世后的家里的情况，她告诉我：“父亲死后，家里没有一分钱。姐姐宅静本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父亲死后，就中断了学业，到武昌艺专教书，教声乐，家里的生活也就靠她教书来维持。”
她还跟我谈起1945年我的外公陆定一到重庆看望唐家的事情。这年12月我外公从延安来到重庆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唐家人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决定与他取得联系，便写好一封信，并派唐宅礼和唐宅智兄弟俩送去。他俩一个走马路左边，一个走马路右边，便于观察周围情况。到了****的新华日报社门口，见没人跟踪，宅礼飞步上前，把信往传达室桌上一放，转身便撤……报社将信转交给了我外公。我外公根据信中提供的地址，来到了重庆南岸弹子石小石坝1号唐家的住地。他在门口向别人问路：唐家住在哪里？当时唐宅芬正在门口玩，听了就说，我就是唐家的。外公见了她，还以为宅芬是自己的女儿叶坪，以为唐家已把叶坪找回来了，将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进了门见了大家才知道是个误会。
后来外公在为了找女儿写给邓颖超的信中，也写到了这次探访唐家的情形：“唐家我在重庆时去看过，已经穷得不成样子，因为一下子死了大的、四的、五的三兄弟，义贞的母亲70多岁，还问我义贞的消息（一直瞒着她的）。”
唐宅德回忆说，外公看望后，临走时提议要把唐宅树、唐宅秀等带到延安去，但老太太没有同意。
熊明谦姥姥也曾说起过外公的这次探访：当时她的两个孩子不在家，到重庆的一个亲戚家去了，外公没有见到他们，坚持要到亲戚家去看望。她便带他去了。外公也问过她：去不去延安？她考虑到两个孩子还小，武昌艺专也需要她，还是继续留在学校为宜。
我想象外公与唐家、与老岳母的这次见面的气氛一定是沉重的：一方面，这个家庭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而外公也无幸再与只见过一面的妻舅唐义精谋面了。另一方面，外公早就已经从贺怡口中知道了外婆牺牲的真实情况，但却还要面对不知情的老岳母的讯问，还要继续将实情瞒着她，要强装笑容告诉她说：“义贞很好”，因为对于这位已是70多岁，且刚刚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来说，谁也不忍心让她的心灵再次受创、承受丧女之痛了。
总之，唐家在三兄弟死后，度过了一段难以想象的极其困难时期。但这个家族又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存能力，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生存着、繁衍着、发展着……
武昌艺专在唐氏兄弟死后，自然也是元气大伤，但唐氏兄弟所表现的奋斗精神不死，鼓励着武艺人力图振作，努力不怠地继续把学校办好。唐义为死后，张肇铭肩起了校长的担子，并兼负责国画组；教务主任由蒋兰圃先生之子蒋治民出任，并兼雕塑课程；总务主任仍由沈莲池先生继续连任——他承受着丧子之痛，但仍坚持将全身心投入学校的事业中；聘请周圭教授主持西画组；唐一禾的得意门生杨立光毕业后本在重庆励志总社就职，在两位先生去世后，毅然辞去原职，回母校任教，共度难关，继承师长未竟之事业。唐一禾的另一高足刘一层，毕业之后一直留校任教。
34
对于武昌艺专后来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因此，我对它的记述，也该接近尾声了，下面尽我所知，最后交待几句。
抗战胜利后，武昌艺专于1946年夏天迁返武汉。原来的武昌艺专旧址变成了兵营，学校只好临时将校本部设在汉口市府东五路的一幢五层楼建筑中，另外由张校长主持的分部设在汉口郊区的“三元里”的一幢依山傍水的二层楼房，该建筑是校董徐源泉先生的别墅。
唐家也举家返回武汉。
唐宅静告诉我说：当时因为没有直达船，中途在宜昌滞留了两三天。
唐家回到武汉后，一部分人住在八铺街的老房子里，一部分如熊明谦与孩子、唐宅礼和家人即在汉口水塔街租了宁波会馆的房子住，蒋兰圃先生一家也住在这里，因为这里离学校近。
八爷没有回武汉，因丈夫刘天民调东北沈阳，她随他带着孩子同去了沈阳。
回到武汉的唐家日子仍然过得极其艰难，大房一家仍然靠唐宅静教书的收入为生，她回武汉后到中学教书，而且工作很不稳定，这个中学教一阵，那个中学教一阵，始终处在生活的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