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男主角的这一段话，是他的“定性”中的基本特色，决不像一个不虔诚的教士在宣讲耶稣受难，一个儇薄子弟跪在他不想真正爱恋的女人面前的一段虚伪的甜言蜜语。相反，这倒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段忠贞不渝的表白。可是当宰相******的秘书伍尔牧强迫露伊斯给宫廷侍卫长卡尔勃写的假情书落到他手里之后，转眼之间变爱为恨，深信不疑，天使在他的眼中立刻就变为娼妓，把昔日的纯洁的爱情，视为“闻所未闻的、无以复加的欺骗，自有人类以来还不曾经历过的欺骗！”这时，在他心中，他父亲，却由刽子手一旦之间就变成了慈爱的灵魂，他浪子回头似地拜倒在他的脚下。我们不是说不能写这些变化，这是完全可以写的，问题只是在于这个过程写得不够充分，这也就是所谓“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的表现吧。再比如，伍尔牧逼露伊斯给“亲爱的先生”写信，她不愿意写，但还是写了；要说是为了救父心切，甘愿牺牲斐迪南，可是我们感到她的良心的天平还分不出这二者何者为重、何者为轻。所以人们感到这些处理，有些“戏剧化”，为了冲突，露伊斯的性格受到了损失。可是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里的苔丝德蒙娜的性格描写，就找不到这样的白璧微瑕。黑格尔说：“我们感觉到席勒在他的创作生活中某个时期在思想上下过很多工夫——也许这对艺术作品的纯朴的美并不大有利。在他的许多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意地进行抽象思考甚至表现出他对哲学概念所感到的兴趣……作为诗人，席勒在这一点上是代他的时代受过。”在我们引述的黑格尔的观点中，可以知道黑格尔对于席勒爱作抽象思考的特点，已经发现了，并从时代特点上考察了原因，这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看出这种特点对于他的剧中的典型性格描写的影响，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更为全面地评价了席勒，要求是严格的，但又不为过分。
三、政治倾向要寓于形象之中
在文艺的倾向性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政治倾向，它表现为：作家与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一定的政治立场，反映一定阶级的要求，与一定阶级的政治相联系，为实现一定阶级的历史任务而发生作用。
在艺术史上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在创作中从来不靠违反形象描述的方式作用于政治，而作用于政治的途径也极为宽广，我们要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反映生活，自然也不能例外。
文艺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一定的政治相联系，这是大量存在的事实，也是阶级社会的文艺终不能摆脱的限制。现在我们要在这个既定的前提下具体研究一下革命文艺作用于无产阶级政治的规律、特点。如果把我们所认为的特殊规律概括地表述出来，这就是要通过形象思维所造成的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渗透思想倾向，表现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寓教于乐”，作用于人，达到从根本上作用于政治的目的。为使无产阶级的文艺，变成如列宁所说的“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的文艺，并保持这种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特点，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在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规律性的特点，以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做出违背规律的事情。讲作用于政治，不要忽视作用的方式特点，如果作用的方式不适合，那时文艺与政治的联系，也就名存实亡了。
文艺的一般规律决定，文艺反映生活、作用于政治，必须通过生活的感性形式，即生活本身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艺术形象。要这样，必须用各种艺术类型的特殊语言，把生活情景具体再现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作者在这中间寄寓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和感染审美者，实现自己的有所为而为的艺术目的。有人根本无视文艺与政治复杂关系的特点，也不区分文艺作用于政治的不同情况，即有的具体作品是直接作用于政治的，有的是与政治有联系，有的仅是愉悦某些社会人群，有的却有很大的“共赏性”，对此一律等同视之，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工具，或都是与政治无关的，那很显然是不适合的。我们可以说《国际歌》是阶级斗争工具，但却不能说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也是阶级斗争工具。
无产阶级注意文艺的政治性，但却反对脱离生活真实，不讲艺术特点的标语口号倾向；为追求倾向而忽视现实主义真实，损伤艺术反映生活规律的做法，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并不能真正达到增强其倾向性的效果，相反，还会因“理过其实”而减弱作品的艺术效果。
文艺作品反映生活，只有通过形象才能取得艺术的美，才能为广大审美公众所喜闻乐见，才能发生教育影响作用。我们从日常的生活经验中也可以知道，每个人上戏院的目的，首先想的并不是去听一堂政治教育课，而是去进行美的欣赏；然而正是这种欣赏活动，使得审美者接受或接近了艺术品中蕴含的那种政治思想倾向，从而实现了艺术家按艺术品的内容面貌造就人的目的。马克思正是总结了艺术品与审美活动者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才从规律上阐明：“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这里的“艺术对象”指的就是包含一定倾向的艺术品，“主体”是消费和享用生产对象的人，“为对象生产主体”，在艺术生活活动中，就是按作品的面貌创造审美大众。由于艺术品具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任何阶级都并不忽视艺术的教育作用，但其中的有识之士莫不尊重艺术规律的特点，总是强调要通过艺术的手段达到艺术的思想目标。德国古典美学家黑格尔，特别指出艺术家不能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理性内容不能脱离艺术形式去表现，这还是很对的。他说：“如果艺术家按照哲学方式去思考，就知识的形式来说，他就是干预到一种与艺术相对立的事情。”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认识艺术规律也是很有帮助的。
由于艺术是靠形象来表现的，艺术中的思想表现，自然也绕不开形象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部作品中，形象没有达到的地方也是思想没法达到的地方。在艺术的表现中忌“直”，因而诗有比兴，文有情采，画有神蕴，戏有讽旨，这都是借形象的表现寄托思想目的。如果不这样做，接受者就没有兴趣，品尝起来就会“味同嚼蜡”。在我们接触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有些作品并未公开直接地宣布要反对什么东西，但是它的艺术形象表现，却无处不在显示一种是非、善恶、美丑的倾向，却能引导和诱发读者与观众去反对什么、拥护什么、或培养起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与审美趣味。鲁迅的小说《祝福》，激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性，向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统治发出有力的批判，但作者在实现这一政治倾向的过程中，始终也没有离开形象体系本身，一切思想都是借形象化的人物、情节、场面、细节来表现的。作品的这种现实主义力量，是那些空泛的政治议论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文艺与政治的联系是阶级社会的文艺实践证明了的。亚里士多德早在《政治学》的第八卷第七章中，就从政治治理国家的意义上，说到音乐教育对国民“培养品德、鼓励行动和激发热忱”的三种意义，这是历史实践的理论标示，不是谁可以喜欢就存在，不喜欢就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今天只能在这个起点上研究什么方式是适合的方式。其实，作用的方式要通过形象描绘这也是并不需要过多的证明才能了解的问题。但是深入研究作用的具体途径，在题材内容上还会遇到许多乱而待理的实践问题，我们也应加以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