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以形象的方式反映现实，并表现思想感情，在形象的创造中，创作主体使外在的客观现实生活与自己的思想感情达到对象化的统一，由此，创作的艺术形象得以出现，创作过程结束。可是在创作过程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是怎样发掘生活形象中的意义的，艺术形象的意义是不是都是创作主体的发掘的直接结果，以及创作中主体的自身思想与作品的主题思想关系是怎样的？如此等等，向来都是艺术美学中的难题，对此，很有必要从实践经验中加以分析，探求符合艺术规律的理论认识。
一、生活形象的意义与作品的主题
生活的存在有其具体自然的面貌，这种面貌就是生活的形象。生活形象的具体存在中，都有它的内在意蕴，这是可以被人感知和认识的，但在创作过程上却须要有对于生活进行审美表现的艺术家由表及里、由现象而及于本质的认识把握。作为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体现的艺术创作，它的实践主体，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这种深入思索和不断发掘，并且创造了无数的生活教科书式的作品，给人以思想启示，提高了审美者对于生活现实的认识能力。我们可以把这种效果主要归之于作品以形象展现的主题思想的工力。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艺术家在作品中对生活形象的意蕴的发掘和展示，并为他的主观认识完全过滤和肯定的基本思想，是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比如鲁迅在《祝福》中聚集了当时浙东农村鲁镇的广泛生活形象，鲁迅对他笔下的农村生活情景，是有深入观察了解的；他在具体的生活图景中展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显示了农村贫苦人民诸多不幸遭遇的社会阶级根源。这就是小说的主题，这是既有生活本身的意义，也有作家对它的切合规律的认识与发掘。在展示主题时，深入地认识与发掘生活形象中蕴含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审美主体把生活形象变成自身的审美对象化的艺术形象的重要过程。我们在对比了生活形象与艺术形象之后，可以清楚，虽然作为构造艺术形象的生活题材，有其自身的客观意义存在，但作者要进行审美创造，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生活陈列员，仅是他有所选取这一点，就表明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生活见地，更不用说他还难免不在形象中渗透自己的意识了。问题乃在于作者要自觉地、正确地去发掘生活的意义，尽最大努力使题材与主题达到合乎规律的统一。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后者即指主题的阐发工作。这个工作之所以更重要，是因为题材本身的意义只是主题的基础条件，作者要通过发掘工作，才能在基础上建筑起辉煌的宫殿，才能使生活题材的意义充分显露，并由于作者的思想辉耀而更加升华。比如在旧中国，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到处都存在，许多贫苦人家因交不起沉重的租税，子女被地主抢掠为奴婢，饱含血泪，家破人亡。有关这方面的一件事实，作家把它选为题材了，这题材内容自有其意义。但作者描写这个题材，却不应止于仅是告诉人们生活中有这样惨痛的事实，他还要激发人们的感情义愤，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为此，必须充分发掘事实中包含的意义，使它显示出思想升华的光彩。如歌剧《白毛女》就是这样。它的题材本身固然很有意义，但作者站在革命立场上，对那个带有传奇色彩的题材发微显隐，竭力探求，则是其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深刻思想的关键所在。
但是问题还有并不仅仅如此的诸多矛盾，如除上所述的生活意义与作家揭示完全一致之外，还有许多作品，其中的生活形象的意义，并未完全被认识清楚，也未被完全正确地揭示出来；还有的作品中，生活形象有相当程度的客观真实性，但作者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与评价却是不很正确，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高尔基说：“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经验充实，则要求广大的、有组织力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同集团和阶级的狭隘的目的对立的。所以，在每个俄国作家的作品里，你都可以发现那些超出他的倾向范畴而且本质上与之相矛盾的过剩题材和多余思想。你甚至在西欧作家，如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等辈那里，也可以发现这些矛盾。”这里的所谓的“过剩题材”，就是没有为作者真正认识和把握的生活形象，亦即在作品中的生活的客观事实本身；“多余思想”，就是题材所可能包含的思想意义，而它却并不属于作者认识到和阐发过的思想，称之为客观思想意义亦可。但是，就是这些被称之为“过剩”和“多余”的东西，却是作品形象体系中存在的事实，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们同样寓存并承担着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表现任务。这样，在我们考察作品的主题思想时，就不能不把作者所展现的生活形象中虽未被他发掘或未被充分发掘的意义也包括在内。
我们可以通过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来分析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所在。
他的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写了一个叫赛查·皮罗多的花粉商，此人从小学徒，升到店员，不久又当了领班伙计，最后盘下东家的店铺，当了老板。他有贤慧的妻子，漂亮的女儿，生活非常如意。皮罗多到此想把女儿嫁出去，弃商为农，在乡村终老天年。可是这时由于政治变动，他卷进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活动，并当了巴黎第二区的副区长，从此得意忘形。他想摆脱花粉商的地位，挤入上流社会，于是便扩充住宅，结交人缘，开办舞会，投资地产生意，只因大宗交易款子被公证人卷逃，终致破产。后来全家三口人又给别人去当伙计，奔波争取，还清了债务，恢复了公民权，皮罗多在乐不可支的激动的时日中风死去。对于这出小悲剧，巴尔扎克所要揭示的主题意义是：追求应该适可而止。他说：“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贵的种族一样，都经过诞生，成长，衰亡的阶段。这个盛衰的规律怎么能施诸万物，不爽毫厘的呢？在疫疠盛行的时期，连死亡也有猖獗，缓和，复发和酣睡的阶段。我们的地球本身也许只是一支历时较久的火箭。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止活动；但是雄图大略的霸主也罢，演员也罢，女人也罢，作家也罢，都不听这个忠告。”巴尔扎克认为赛查就是犯了这个毛病，他“不知道已经登峰造极，反而把终点看做一个新的起点”，“结果与原因不能保持直接的关系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称的时候，就开始崩溃：这个原则支配着民族，也支配着个人”。
巴尔扎克自己的这番议论性的评价，离他的小说形象体系的意义比较远，这是读了小说的人都能感觉到的，就是在他的关于金钱贪欲支配着人的活动的思想评价之外，还有一个他在形象描绘中不很明确的思想，即资本的竞争中必然有人破产，这并非是靠智力可以完全避免的命运。可以说这后一思想在很大成分上属于作品的客观思想，也是作品的实际主题所在之处。巴尔扎克把生活本身的真实存在纳入作品，不因自己的认识去改变生活真实本身，这是恩格斯所称赞的“现实主义胜利”的一个突出表现。我们评价作品的主题，所面对的是作品的全部实际，因为只有对于形象体系加以全面深入地分析，对于不论是作者把题材意义揭示得怎样的形象材料，都放在思想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时作品的主题思想才能被全面把握。如果一般地考察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