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滢
我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于美丽的武汉大学所在地珞珈山，长在艰苦的抗战岁月，现旅居英国。在我童年与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母亲凌叔华是一位作家，时为公认的才女。她与苏雪林、袁昌英当年在武大被称为“珞珈三女杰”。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段时间父母写作、教学、翻译、办刊物，忙得不亦乐乎，过着充实的生活。但是他们很少过问我的情况。因此我这个独生女的童年，没有像现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所享受的王子公主般的生活，似乎却像一个“野孩子”。没有印象母亲为我洗洗小脏手，而至今我腰部一块大大的伤疤，竟然是我还在襁褓中落下的，那是尿布上的别针划破了一个月大的我的腰。母亲多年后告诉我，作为新派的父母，他们是按书上的“教导”来育儿的，以为孩子哭是要求母亲照顾才哭，所以只能4小时才可以看望一次孩子。在炎热的武汉，别针扎得我整整哭了4个小时。哭哑了嗓子以后，她才发现是这样的原因造成的，到医院就医时腰部已经是血淋淋一片。长大后，母亲告诉了我这一次婴儿时的“磨难”。或许是过早经受了“磨难”，所以我儿童时代相当皮实。以后我的童年就是和小伙伴在草丛中打滚，疯跑，你追我赶。我像男孩子一样。所以在我抗战时期用了一个铁云的名字以后，小伙伴们更时常称呼我“铁姐、铁哥、铁弟”。这些，我在后面还要提到。
我虽然缺乏一些细致入微的母爱呵护，但是母亲却给了我不寻常的母爱，世间女儿所少能得到的爱——这就是她为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第一本纪念册，值得我一生收藏。后来在此基础上我也继续做，以后竟发展到三册。
抗日战争一开始，因日寇逼近武汉，父亲便随武大先期迁往四川乐山，母亲带着我随后乘船赴川与父亲会合。可是到了四川乐山不久，因为我外祖母在北平去世，所以母亲又带我从抗战大后方的四川去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我们在北平史家胡同我母亲的旧宅住了没多久，就搬去了海淀燕京大学南门外的羊圈胡同。在那儿我上了燕大附小，结交了不少小朋友。两年后，1941年的秋天，母亲带着我又回四川。那时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离开北平，到上海，经香港转到广州湾，我们乘的是香港沦陷前的最后一班船。到了广州湾之后，听说香港已经沦陷，所以又赶快逃难，乘了小火轮，挤上破旧的长途汽车，经广西柳州、桂林、金城江，再到贵阳、重庆，最后回到乐山，已经是1942年春了，这中间竟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我的第一本纪念册就一直陪着我跑了这么多地方！
此后不久，父亲和一批教授被政府派去国外，向世界人民宣讲中国的抗日战争，以争取国际援助。因为父亲走得仓促，没能在我这本纪念册上题字。在纪念册上我母亲画的是我们在乐山的住处。开始我们先住在一栋茶楼改装的房子，那时我父亲还在乐山，还有我的祖母和大姑姑。后来我母亲带我去了北平，三年后再回乐山，那时我祖母已经去世，大姑姑不久之后也去世了。我父亲在1943年底去了英国之后，我们搬到了武汉大学在乐山为教职工筑的宿舍。我母亲特别在我们家前面的大树旁边修建了一座小楼，就靠着大树，小楼很小，上楼是从外面小梯子走上去的。下面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可以在那里吃饭。楼上是母亲的书房。她不在乐山的时候，我就上去睡觉。她画的下面这幅画就是那座小楼，因为在上面可以看到乐山的美丽风景。当时许多孩子都做了自己的纪念册，我也做了一本，这样我就拥有了第二本纪念册。那时大概是我母亲相当快乐的日子，我的干妈袁昌英、干爹杨端六、干姐杨静远、干弟杨宏远，以及苏雪林教授等都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字，留下了他们亲切的祝愿。我当然也请了许多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题了字。
第三本纪念册是朱光潜伯伯送给我的，大概他看到我那两本纪念册已经显旧，所以送了我一本很漂亮的、还有硬壳的本子，这让我爱不释手。他在首页上写了“皆大欢喜”四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为了去英国与在联合国工作的父亲团聚，母亲让我先搭一辆大卡车去重庆找我二叔，我就带了珍贵的三本纪念册和一些书、信等上路，当时我就把这些认为是最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大衣里层的夹缝中。当年只有七八十斤的我因为身上鼓鼓囊囊地塞着这些宝贝，看上去就像一百多斤的人一样。我一样也没丢下，特别是这三本纪念册，倍加珍爱，以致毫发无损。1946年，我母亲到了重庆，找到军用飞机带我飞到上海又转北平。到了北平，停留了几个月，又去上海等船。在上海等船的时候，我母亲去看望一些文学朋友，如鲁迅夫人、陆小曼、靳以等，而后登船。这艘去美国的商船是“麦旗号”（或曰美琪号，译音），碰巧的是，有不少名人都在这艘船上，如冯玉祥、李德全、冯友兰、司徒慧敏、叶浅予、戴爱莲等等，于是妈妈请这些名人前辈在第三本纪念册上题了字。到了美国之后，要乘火车从旧金山一直去纽约，中间还在居住在美国中部的十四姨和姨夫（即本书中陈克恢、凌淑浩夫妇）家住了几天，他们也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字。
1946年11月，我们到了英国。开始一切不习惯，不会说英语，父母第二天就送我进了英国的住宿学校，然后因工作需要他们去了法国。三本纪念册一直带在我身边，但是那里没有人懂中文，就一直没有拿出来。
以后，这三本纪念册随我跑了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以后又随我去过英国、美国、西班牙、法国。虽说是“浪迹天涯”，但是纪念册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可以说那是我人生的动力和心情的驿站，是我在与祖国长久隔离时的心灵依托。那里有祖国的温暖，有深厚的友谊，有同学的笑脸，有前辈的希望，更多的是对建设新中国的憧憬。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现在更加珍惜这些纪念册，因为这里收藏的不仅仅是友谊，更是历史的见证，从中可以了解许多历史和名家的经历，了解那一代人的情操和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当年已是耄耋之年的民国元老吴稚晖先生的幽默话语，冯玉祥夫妇的爱国情怀，丰子恺与朱光潜先生对祖国未来的希望，缪朗山教授在特殊年代表达的心灵记录，苏雪林、商衍鎏先生的叮嘱，陆小曼的心绪以及鲁迅夫人的关爱等，无不映在这小小的纪念册中，让我时时想来就心潮起伏，他们那亲切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脑海中出现，那美好的语言常常在温暖着我的心。
z从1946年一别祖国，竟是近三十年的光景。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冲刷，我那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始终没有改变。正如《我的中国心》那首歌所唱的那样：“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多年以后“文革”期间的1972年，我利用做中英文化交流的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当我经深圳罗湖走过边界的时候，看到祖国的五星红旗，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竟然大哭了一场！那是一个游子多年来第一次回“家”呀，岂不让人百感交集！后来，在我又一次回国的时候，王震、楚图南先生在我的纪念册上为儿子思源又题了字，这也是一种传承的延续吧。
而后我多次回到祖国。到了2006年，我找到了小时候的朋友、同学，把纪念册拿给他们看，他们惊喜万分。大家都没有想到过了六十多年，这小本子还在。他们影印了纪念册，寄给更多的人们看，使我联系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当年的小朋友们在北京聚会，从武汉、郑州来参加聚会的朋友们也看到了纪念册，他们与我翻阅着经过一个甲子洗礼的纪念册，同我一样激动万分。就在首次聚会后不久，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高艳华女士从热情的文洁若阿姨那里得知我回国探亲，再次来到我家，她看到了我的纪念册，也觉珍贵无比。虽然她与我应该算是晚辈，但是她怀旧的情结使我感到我们的交流没有代沟。她甚感兴趣地翻阅我的留言本，向我询问着有关纪念册的种种问题。因为当天晚上她要返回天津，有许多问题未能谈透，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再以后她向我提出建议，希望将纪念册出版，我自然答应。
但是，把这些留言编成一本书，谈何容易，因为许多墨迹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如同记忆一样变得很模糊了；再由于我当时年少，对许多题字的前辈无法清晰地叙说他们当时的情况。难得数月来，高艳华女士动员了我在国内的同学好友和她在编辑工作中结识的名家、名家后代与知情者，共同参与本书的编著，正是在大家友情的支持下，此书才得以顺利出版，可以说本书是集体智慧、中外合作、跨越时空，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在此，我由衷地感谢艳华，感谢大家，感谢书中同我一起忆旧的朋友和当年为我题字题画的名家及其后代。
由于时间仓促，许多朋友还没有找到，许多留言还需不断追溯，我就让这本书先与读者见面，作为联系历史与现实、联系我和少年伙伴友情的一座桥梁吧！责任编辑高艳华对我说，这本书收藏的不仅是友谊，更是历史，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人民心中精神火花的浓缩。的确，题字的这些名家以及未成为名家的普通知识分子，从心底里发出的正义、友谊与勉励的呼唤，已经不属于我陈小滢个人，更是留给祖国的、人民的、历史的纪念，应该是我们民族的共同财富。所以我把它从私人精神世界中拿出来奉献给读者，让读者与我共同回忆那一段流金岁月，并从中领悟出更有价值的东西，也算是了却我的一个心愿吧！
最后我还要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雁女士，她作为艳华的知己和支持者，在百忙之中与艳华一同来我在北京的居所，耐心听我的回忆，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还要谢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有关人士，没有他们的鼎力合作，这本书的问世是不可想象的。我在心里为他们深深地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