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以小说闻名，其实他的散文创作也颇具特色，只是评论界长期以来对其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吴组缃的散文创作从1925年的《和大家谈谈可能罢》起，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写的《我与二十世纪》发表于1993年3月15日《文艺争鸣》第2期。止。但一直以来，人们仅是选取他最具代表性的部分散文进行研究，故而把目光集中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这样的研究未免过于狭窄，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作家的散文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散文创作侧重于作者主观感情世界的体验，每一个独特的话题都是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比之于小说，它能更多地、也更直接地“说”出作者的真正所想。那么，散文研究就必须抓住主观情感世界的表现，在这种体验和表现中分析作者内心的真情与深沉的思索，以及表达这种内心体验的语言形式，使之达到散文美的升华。鉴于此，笔者将通过梳理吴组缃一生的散文创作，走进吴组缃的散文世界，从整体上观照作者的全部散文，希望对其特色与价值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与评价，进而考察其人其文。
无论是散文、小说还是学术论文，吴组缃都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出版的散文集有《饭余集》（含部分小说）、《吴组缃小说散文集》，1988出版的《拾荒集》，收入的全是散文，也不足40篇。本文所涉及的散文以收入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拾荒集》为主。但从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一生不同阶段的人生足迹和社会动荡的印迹，文章的字里行间更能体现吴组缃一生的为人为文，他的文学思想、散文艺术风格也就了然于其中。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记叙清华学生生活
作品有《游云》、《一个Freshman的日记》、《歌蕾梦娜者》、《清华园之春》、《黄梅时节》、《扬州杂记》《扬州杂记》为吴组缃26岁发表的作品。等。这主要是他19～22岁的作品，正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年龄，但吴组缃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却经历了人生的许多重要阶段：结婚生子、执教养家、停学复学（考入清华）、父亲病逝、家境衰落。因此，文中所记虽是清华园的学生生活，却少了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的浪漫气质，体现的是在苦闷中寻求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识。显然，这是作者的练笔之作，作品虽显单薄，却可见作者细致的观察，精心的遣词造句，写作极为认真，重要的是他的文风在这一时间已初显端倪，即客观平和地叙事，哪怕是叙写清华园生活中那欢腾的场面，如《一个Freshman的日记》（作者也参与其中），也始终让人感觉到他是站在局外告诉你：“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情感总是淡淡的，且兼有一分“凄清的哀愁”。
二、反映家乡农民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
代表作有《村居记事二则》、《柴》、《泰山风光》、《差船》及《黄昏》（有人将其归入小说）等，这是作者25岁（大学毕业）到30岁之间的作品，都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这时的吴组缃虽年纪轻轻，但已进入人生的成熟期。身处内忧外患的国度，面对家乡皖南农村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吴组缃的散文特别注重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注重对黑暗现实及社会矛盾的揭露。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面对北京清华园盛行的纤弱趣味的文风，吴组缃于1931年写出《谈谈清华的文风》一文，他反对纤弱趣味的小品散文，提倡要向“沉着”方面写，指出：“要把世界观念，民族观念，社会观念摆在脑里，放开眼，看一看时代，看一看我们民族的地位，看一看社会的内状”，“在现有的生活里抓住苦痛、悲慨；我们现有的灵魂里抓住它的矛盾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这一时期，吴组缃迎来了其小说、散文创作的大丰收，这是他重要的创作阶段，他为人称道、名重八方的代表作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他的散文写作也随着阅历的加深，已老到成熟，善于在平凡朴素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深刻寓意，吴组缃散文的创作风格也尽显其中，故人们研究吴组缃散文，常冠以“20世纪30年代”来限定。
三、访美游记
作品有《美国的冬天》、《吃风景》、《人是生而平等的》、《“友谊”的面具之下》、《生命中最好的年月》等。1946年，吴组缃随冯玉祥赴美国访问考察一年，他将所见所闻及自己的切身感受写成系列散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抗美援朝文学特辑”栏目上，揭露美国政府在“友谊”的面具下侵略中国的实质，以美国国内种族歧视、压迫的大量事实，揭露其“自由平等”口号的虚伪。
四、人物记
吴组缃小说、散文创作离不开人物，散文中写人的作品有两类：一是悼念怀念文章，如：《悼鹿儿》、《闻鲁迅先生死耗》、《敬悼佩弦先生》、《感激与怀念》、《清风明月高山流水——我心中的俞平伯先生》发表于1990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等；一是人物记，如：《雁冰先生印象记》、《访问东欧归来的华罗庚教授》、《黄德茂》、《副官及其他》、《〈老舍幽默文集〉序》等。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真挚恳切之情，以感情的真、文字的真感染人心。
五、生活随笔
除上述篇章外，吴组缃一生中还有大量对日常生活的记述和对人间事理的评论的散文，这些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写法多样，无论是写实风物还是爽直议论，均是生活感悟、人生哲理、思想情趣的实录，笔触细腻，语言平易流畅，但平浅的文字底下深蕴着独具的睿智明见，笔者将之归为生活随笔类。这些作品，1988年之前的收入《拾荒集》，之后的还散见于各种报刊中，代表作如：《说梦》、《谈癖》、《对灯》、《烟》、《谈生活》、《感想说不尽》、《初见解放军》、《看〈天仙配〉》、《打虎的故事》等，以上作品写于20世纪60年代前。吴组缃在1945年完成《山洪》后便不再写小说，新中国成立后更致力于大学的教学工作，多写学术论文，但散文仍时有为之，遗憾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直、不作假的他自然厄运难逃，散文创作出现了近20年的空白。“十年动乱”后，我们看到他的第一篇散文是在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而作的《感激与怀念》。晚年的吴组缃还有一些《帚翁话旧》、《帚翁谈老》等随笔。他的最后一篇散文《我与二十世纪》以平实的语言回顾自己走过的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文笔轻松随意、谦和冲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圆满的句号。
吴组缃是一个学者型作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同样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他的散文学者气凝重，讲求实事求是，不虚饰夸张，无论叙事、记人、写景、说理都脱不了一个“真”字。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首先倡导的是“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对人生的教育和指导意义，把文学“善”的价值放在首位，由此带来了“问题小说”中观念、概念堆砌和生活实感缺乏的弊病。吴组缃则坚持以真实生活为基础，在真的基础上追求美和善，不夸大、不虚饰的社会实录的原则，他曾说：“我们当然要美要善，真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基本的，它是一切文艺生命之所系，离了真，美和善都无所附丽。”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2.这是吴组缃的散文观，“真淳不伪”体现在他的散文中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一）实录真实的生活
综观吴组缃所有的散文，皆为真实生活实录，无论是丰富的学生生活，还是家乡农村的衰败境况，抑或是记人、记事、说理、游记，写的都是作者身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形态。我们很少读到因一事一物作者亦诗亦文的主观情感的大段宣泄，或低沉忧郁的悲凉调子，他总是将身边的人、事、物以平静的语调，向你娓娓道来，而你自然而然被他感动，因为他没有任何虚夸作态。《村居记事二则》中像祥林嫂似的秦嫂子被穷苦逼得家破人亡；布店伙计三驼子失业后难于生计。《柴》中一个勤劳、忠厚的劈柴人——鹭鸶哥，从小父母被迫害致死，他只好少小离家，当长工受尽折磨，流落社会又遭抢劫，好不容易成了家，又遭诬陷坐牢，出狱后，妻走子亡，孤身一人住在破庙，在半疯半痴中想念着儿子。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萧条，农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反映，作者写的都是“在日常见闻中，对当时剧烈变动的现实有许多感受，尤其关于我的切身境遇，我所熟悉的人和事”。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7.《泰山风光》应是一篇游记，“但所分析刻画的还是社会形态，而自然景物倒被我忽略了”，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68.描绘的是泰山特有的以乞致富的“丐官”和以敛财为能事的和尚道士的丑恶行径，把抗战前夕“连空气和阳光都变成灰黑色的”泰安城“风光”真实地展现于读者眼前。《差船》是吴组缃唯一一篇写抗战题材的散文。抗战初期，文学上的主要倾向是颂扬光明，许多作家着眼于一个个壮烈场面和英雄故事的描写，借以表现那个伟大的时代。一些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没有深入到各战区、各农村，参加实际的生活，一味盲从，整个文坛弥漫着一派盲目乐观的空气，没有反映出抗战现实的复杂性，以至到后来成了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弊病，在这样的气氛下，吴组缃写出《差船》。这是他亲历亲见的一段旅途生活的纪实，他揭露了在全民积极抗战的大好形势下，那些唯利是图，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只图个人利益的卑劣自私的小人（船老大），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打着抗战的旗号，却四处招摇撞骗，吃喝嫖赌，为图个人享乐而不顾伤兵死活的军中败类（副官及护士长）。文章通过几处关于船老大和副官及护士长的外貌、言行的描写鲜明地刻画出人物的丑恶行径：
你先生真没得说！大家都是熟人，难不成我还骗你钱？我看你是单身，行李也少，要不然哪里去搭这样便宜的船？人家到九江40大洋钱票追着塞在我手里，我招也不招他。不信你问问老板看！
这里“老大”走到右边的铺位跟前，狠狠地把铺位一擂，上铺上从被窝里咕噜钻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老大”用各种下流话骂着，指派他把上面的被窝搬下来，把我的行李搬上去，铺好。
老大骂着，已在下面铺位上歪躺下来，两脚高高地架到小桌子上。同时一副简单的烟具也从铺旁板箱里拿出来，点上灯，聚精会神地烧烟泡。他一口气吸了三四枪，把瘾过足了，而后慢慢很和气地找我谈起话来。
……
忽然他从铺位上起来，靠近我，非常友谊地说，左边的铺位，上面一层是护士长的，下面是副官的。他们上岸有事去了，等一下就要回来。护士长和副官都是厚道人，不管他的事，但是假若问道我是什么人，最好说是他的亲戚，不要说花了钱的话，免得他面子过不去。我已听这话，知道上了当。
到晚上8点钟，副官和护士长回来了。每人手里抱着大包小包吃食，大匣子的吕宋烟，成听的“大前门”，另外还有大捆的留声机唱片，嘻嘻哈哈一路说笑进来，浓烈的酒气四喷。护士长穿的是庄青呢大氅，肥厚的脑袋，高大个子；副官则是黄呢军装，大衣敞开着。里面武装带和短剑齐备，领口上佩着少校章。他们把手里的东西往铺位上一扔，招呼“老大”叫小鬼头张罗水，泡新鲜茶来吃。
此外，他的人生随笔，不作任何评论，也不明确抒发自己的感情，而落脚于一个“记”，即对人和事的真实记叙，无需任何技巧、手法，任其自然，无论是闲谈漫话，还是细腻生动的人生故事，虽是零星片段、人生碎片，但都不乏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之，他用自己的笔记录着真实的人生。他曾经说过，艺术其实就是生活真实的提炼，生活真实的概括，正因如此，“实录真实的生活”就成了吴组缃坚持一贯的写作宗旨。
（二）写真情实感
吴组缃特别强调写真实，却不拘泥于表象的真。这是他在现代散文前进路上的大胆创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吴组缃曾经这样解释他对于散文真实性的看法：“我想所谓‘真意’有两条：一是真情，这是作者主观方面的。你写的内容真正使你感动了，否则不成其为动人的作品。二是要有实感，这是客观的东西为你主观所感受或认识到的。”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91.他认为真情实感不一定就要为自然的现实情境所束缚，不仅要描写这种纯客观的“实在”，还应该将所见的“实在”通过自己的世界观、社会观，加以艺术的整理，真实地表现出来，好的散文就是要写自己的真知灼见，要写个人的思想感情。他的散文最可见他的这一散文观，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验和见闻，字里行间蕴蓄着作者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充满作者的真情、炽情。他的一组人物记，以纪实笔法，生动、具体描写亲友形象，选取自己感受最深的某些侧面，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写人物的生活事迹，表现自己与人物间的友情，抒发对亡友悼念、怀念之情。人物一言一行，某一片段，看似零乱无序，但笔笔关情，融入作者强烈的情感。
《悼鹿儿》写的是自己仅见过两面就病死的两岁大的孩子，在鹿儿病死后两个月吴组缃写下了这篇文章。文中一再强调“恐怕是我年纪不够，根本上没做父亲情绪的缘故”，“我一时却想到自己还是个年轻的人，没动头就源源而来的拖上这手铐脚镣，在这个多变乱的社会上，将来怎么处置了？”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孩子向来是不特别爱惜的，至少我自己觉得我的孩子很少在我处拿到过父亲的爱”，尤其是这个在节育的失败中“死七八脸跑出来”的鹿儿，“我想不起我曾经抱过他一次没有，曾经在我的口上响过一次‘鹿儿’的名字没有”。当听说鹿儿死了，“我心里顿时像解决了一件事似的轻松了下来”，原来平时那“微弱的呻吟让我潜意识中却不免感到很深的压迫和苦痛”。全文以平静的口气叙述了自己与鹿儿短暂的生活及鹿儿的死，让人觉得他是多么不称职的父亲，但因将当时的认识与情感真诚地写来，作者真诚的情感和深深的懊悔流于言表，深深地感染读者。尤其是最后一部分，作者责怪自己，在鹿儿短暂的一生中“我也没尽一点应尽的责任，我是白白地做了他一场父亲”。对鹿儿的死，他“固然有不可推诿的罪疚”，但同时，他又强调“真正的罪孽不是在我身上，我不过从中做了一个被唆使的罪人罢了”，是家乡的社会习俗使他过早结婚，以及“当今的医院非为我们这类人而设”等因素，才是罪魁祸首。字面上看，吴组缃似乎在推卸责任，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似乎这么一分析，他的心里得到一丝安慰。而正是这一真诚的道白，我们感受到这位年轻的父亲，对自己孩儿的真诚父爱和那深深的自责与痛苦。他在苦苦地寻求一种解脱，可是内心深处的那份爱和歉疚，让他深陷矛盾和痛苦之中。因此，文章末尾他似乎找到了因他之外的许多理由，似乎可以寻得些许解脱，但这种解脱却令他揪心一生。吴组缃正是以这份真情实感让读者记住了《悼鹿儿》。
他的怀人散文，叙述是淡淡的，对亲朋好友的深厚感情深蕴文字之中，而不流露于字面，写得厚实感人，表达作者的一片真情，人和事都以“真话”写成，给人深刻、难忘的印象。比如，在《雁冰先生印象记》中记述第一次见到茅盾的印象：“一个架子不小，神气十足，体格很魁梧，道貌很尊严的影子。”这是茅盾在主席台上的“端严法相”，而之后看到“溜到台下人众中”的茅盾：
这时候咖啡色身影骤然小了许多，那端严法相也不见了，现出一个清癯的柔弱的脸，是个“浙江型”的脸，戴一副小眼镜，唇上留着一点秀气的短髭。他连连眨动着那似乎有点沙眼病的眼睛，并且习惯地耸了耸肩，而后从衣袋里摸出烟卷，点了火，轻松地，舒适地，但几乎是敛缩地，依在那位子角落里，吸着。
吴组缃并没有因为茅盾的名望和身份而刻意去“塑造”形象，而只是记录一个随和、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的真实印象。再如写朱自清先生的认真不苟、乐于助人，特别是十几年后再见朱先生：“他忽然变得那等憔悴和萎弱，皮肤苍白松弛，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穿着白色的西裤和衬衫，格外显出了瘦削劳倦之态。”字里行间可见其对老师的牵挂之心；还有对老舍的印象：风趣、幽默，为人随和，交友广阔。与人相处，毫无成见偏见，最能大度包容。特别是对他的人生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鲁迅先生，吴组缃写下三篇散文表达自己对鲁迅的敬爱、感激与怀念。张丽华，吴组缃笔下的鲁迅先生[J]，鲁迅研究月刊，2009（1）。
吴组缃写散文同样离不开以人物为中心，他历来主张写人写事都必须反映真实的生活，写人要写活生生的人，“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写英雄人物也要写“人”的英雄，而不是把“人”写成“神”。建国初期，他带着任务报道一些劳模事迹，虽然详细地记录了一大本的事迹和思想表现，却不知这些劳摸怎么跟别人说话，回到家怎么跟妻子儿女相处的，日常是怎么个神情态度等等，所以，他写得很苦，因为“在概念、道理上，我懂得钢铁工业和劳动模范的重要和可敬，可这种概念与道理，跟我的内心感情还没沾上边”，吴组缃，苑外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12.写得“干巴巴，又笨又乏”。离开了真实生活的基础，主题先行而缺乏真情实感的作品，吴组缃是不愿写的，《黄德茂》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说真话
吴组缃对“真实”的追求，除了体现在作品内容上真实反映客观生活、反映时代人生、表达作家的真情实感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在文章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敷衍、不隐瞒、不矫饰。他散见于报刊上的一些杂文和文艺短论这方面的特点尤为突出。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在今天不足为奇，但是处在说真话就要遭厄运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年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无畏的精神的，吴组缃之所以我行我素、坦率直言，缘于他平日为人处世的一贯主张：说真话。吴组缃性格耿直、刚正，任何时候都敢于说真话。1942年，他在谈及文学诸问题时认为：“在理论上文学与政治须配合一致，但事实上政治往往妨害艺术，过去所谓革命文学作品，皆为思想之号筒，即此故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77.在给张天翼的信中他指出：“文学只可与政治平行着走，并须保持一相当距离，作家当以执著所接触之现实生活为主要之点，不赞成文艺家在政治口号之下从事写作”，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78.对当时“政治挤瘪业务”吴组缃，我的一个看法[J]，文艺报，1957（5），的现象提出批评。在“整风运动”中，他对知识分子政策，一阵子打倒，之后又落实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像大人哄小孩一样，打一个屁股，给一块糖吃”。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87.他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文化和文明的不毛之地”，想想“文革”情景就会令人“毛骨悚然”。他敢于在课堂，在各种学术场合，不将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不依附于政治需要，科学、严谨地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成一家之言。
茅盾是吴组缃倾心仰慕的大作家和引路人，吴组缃小说《一千八百担》发表时得到茅盾的高度评价：“作者的开始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72.并与鲁迅一起将作品推荐给外国读者。茅盾的《子夜》对吴组缃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吴组缃在阅读了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后，发表书评，在高度评价茅盾小说的思想意义之后指出：“茅盾作品的主题受着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几部巨著的人物，都似乎不能有血有肉的突出纸上，给人具体真实之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79.对茅盾作品中的主题先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因名家名作而一味的颂扬。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是一篇备受推崇的佳作，但吴组缃读后，却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大公报》转载毛泽东填词《沁园春》一首……毛主席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主席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将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34.作为五四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切反科学和不民主的东西，在吴组缃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很难引起共鸣。吴组缃敢于坦言自己的真实感受，作客观评判，不逢迎、不盲从，可见他真实的治学作风。
吴组缃为人严肃认真，凡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曾经在谈到作家的文学修养和风格时，认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必当自有其独特之风格及思想，甚至取材立意亦不当随人浮沉，否则千篇一律，使文艺枯偏贫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378.他虽然后半生不大从事文学创作，但我们从他的言论和散文中，仍可见他一以贯之的精神操守，他的铮铮铁骨，那刚正不阿、永远敢说真话的气派，形成一股令人心仪的人格魅力。歌德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吴组缃也曾强调“风格是人格的流露，心灵的投影”，“人格即风格”。他的散文的艺术魅力其实正是来自他的人格魅力，“真淳不伪”是吴组缃散文最显见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