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陶写作《论文八首》的时间，是清代考据之风最盛的时期。以饾饤僻典为诗，早在康熙年代，已露端倪。邵长蘅《跋庐云诗话图卷》就提到“今时称诗最陋者，抄撮僻书，组织俪语新字，譬胠富人之箧，而盗其碎金缕锦，出而传相夸视。甚则虫鱼皆着别号，花鸟必更新名，其病不及而似过。”叶燮《原诗·外篇上》也对当时一些诗论家“遁于考订证据之学，骄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者，斥之为“此乃学究所为”，是一些“铢两琐屑”的东西。考据为诗至乾嘉时期尤盛，其标志就是翁方纲的“肌理”说的出现。“‘肌理’说在当时影响颇大，几乎影响了清末整个诗坛。”16翁方纲的“肌理”说倡议作诗要以学问做底子，以“学问是否丰富笃实、典故是否确切有据、义理是否清晰深入、文辞是否合乎法度”17作为评诗作诗的标准。袁枚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其《随园诗话》言：“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随园之后，乾嘉之际的张问陶也对这种诗风大加挞伐，其批判的力度敢超随园。如“甘心腐臭不神奇，字字寻源苦击縻。”“平生颇笑抄书手，牵率今人合古人”等诗句，批判诗坛以考据为诗，以学问为诗，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而且，《论文八首》已超出了论诗范围而广而论文，针对写诗文时用古文古义，成为创作障碍的现象，倡导无所因袭、绝去依傍的新文风。但是《论文八首》毕竟是张问陶首次系统地讨论诗歌理论，难免有不成熟之处。虽然其间涉及了诸多诗学主张，却只是点到为止，未能进行深入的剖析。如《论文八首》之五“古人只是性情诗”（此处“性情”当与“性灵”相通），提出了“性情”一词，但对“性情”未进行深入的讨论。再如他对“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的情形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载笔为传真”，“诗人闲肺腑”，“诗中无我不如删”等论题，但是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诗中有我”，何谓“性情”诗，如何写“真”，张问陶却浅尝辄止，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由此可见，写作《论文八首》之时，张问陶的诗学理论远未成熟，尚处于草创时期。他意识到了诗歌理论和创作领域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却未深入讨论补偏救弊的方法，这些都留待后来予以解决。而次年写就的《论诗十二绝句》所作的论述，就比《论文八首》更加具体、更加明晰。
《论诗十二绝句》18
《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
胥吏津津谈律例，可能执法似皋陶？
五音零乱不成诗，万籁无声下笔迟。
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
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
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
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
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
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
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
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
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
妙语雷同自不知，前贤应恨我生迟。
胜他刻意求新巧，做到无人得解时。
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
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
此事原非俗士知，何须刻烛强为之。
尖叉兢病全无碍，怕读人间趁韵诗。
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
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
雕文镂采太纷然，开卷沉沉我欲眠。
人口数联诗好在，不灾梨枣亦流传。
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
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
《论诗十二绝句》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正月，张问陶居京师北半截胡同，任翰林院检讨期间。去年写了《论文八首》，虽然也论到诗歌创作，但意犹未尽，所以今年又写了《论诗十二绝句》，其中许多主张是承继《论文八首》而来，又对其作了新的补充，更加具体地阐述了他的性灵诗说。
《咸英》何必胜《箫韶》，生面重开便不祧。胥吏津津谈律例，可能执法似皋陶？
《箫韶》是原始部族中反映先民狩猎生活的乐舞，传为虞舜与其司法官皋陶合作歌词，乐官夔配曲、编舞合成。传至夏代，夏后更名为《九韶》、《九代》，定为祭祀四方之神的典范乐舞。《咸英》，古乐曲名。据说是帝尧时期的盛世乐章，为儒家所崇尚的典范。皋陶，与尧、舜、禹齐名，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相传皋陶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正直著称，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张问陶分别以皋陶、咸英、萧韶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古乐曲为喻，显然是对以沈归愚为代表的以盛唐为标准的“格律”派的讥讽，意在说明后代未必不如前代，关键在于能否别开生面，其文学发展史观清晰可见。性灵派皆主创造，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与个性，所谓“生面重开”就是诗人所推崇的创造精神，只有“不祧”，才能写出“我”之“性灵”，自成一家。
五音零乱不成诗，万籁无声下笔迟。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
自然界万物和鸣、众音相宜而产生的协调之美为天地间之至美。聆听天地万物之声，足以感受造化之毓秀、天地之钟灵。此时，诗人的心象与客观物象不期而遇，诗心与物心欣然际会。相反，自然万物寂静无声，则难以引起作者共鸣，不能引发创作欲望。诗是最富音乐性的语言艺术，韵律和节奏是构成诗歌音乐性的重要因素。“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19和谐的音乐，鲜明的节奏，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样式的主要特征。诗歌讲韵律，避免了口语使用中的一些粗糙和随意，增加了诗歌的审美容量。张问陶谈音韵重在强调韵律之优美与谐畅。只有万籁奏着和谐声，才是他所欣赏的。“五音零乱”之作，不能称之为诗，是张问陶所极力反对的。他还在组诗之九中，明确表示“怕读人间趁韵诗”。
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
“饤饾”原意为陈列席前实不可食的果品，后来遂以饤饾指堆砌典故。张问陶论诗主真性，揭橥了诗的本质是：“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观照和感受的心灵”，是诗人“内在精神的全部表现”。20他认为，诗情不是从“古人书”中所能得到的，而是从生活阅历、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翁氏的“误把抄书当作诗”21不仅远离了诗歌抒情之正轨，而且也忽视了诗歌创作的源泉。故云：“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诗歌创作要抒写内心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不带有任何的成见，写作时才能达到挥洒自如的境地。张问陶受好友洪亮吉的影响，于强调真性情的同时，还标举“气”22。云：“有情那可无真气”23，明确提出真气与真情相辅相成的诗学观点。本章便是以“气”论诗，而重在刚正之气。
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奇句忽来魂魄动，真如天上落将军。
文学创作是因情造文，但饱含感情的文章非凭空而来，还需依仗灵光的帮助。此处的“灵光”与“一片神光动魂魄”中的“神光”相同，近于陆机之“应感”、沈约之“天机”、汤显祖之“灵气”。张问陶认识到形象和构思中需要灵感，并且以“魂魄动”、“天上落将军”生动地描绘出灵感忽来时所得奇句的冲动状态。“奇句”言灵感到来之时文思泉涌，创作欲望不可遏制，犹如“飞将军”李广从天而降。仅仅28字便把创作者得灵感之助，思如风发，言若流泉，摇笔挥洒，骏利无状之情态描绘得活龙活现。张问陶诗歌多处谈及灵感，如“笔有灵光诗骤得”24“神龙鳞爪破空来”25等。
跃跃诗情在眼前，聚如风雨散如烟。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功纯始自然。
组诗之四谈论灵感主要是从文学构思的角度，这首诗承接上文而来，着重谈灵感的突发性与易逝性。张问陶形象化地状写了灵感：灵感之来如空中忽有雷霆风雨，势不可挡；灵感之去又似风吹烟雾，遍寻不得。组诗之五与之四合在一起，阐明了灵感的突发性、亢奋性、易逝性，这是张问陶对前人“灵感”说的丰富和发展。宋李淦有“文章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曲而难于直，不难于细而难于粗，不难于华而难于质”之论，极言朴、拙境界之难达到；张问陶也认为，敢为日常生活中的本色语言并非易事，只有化腐朽为神奇，方能达到“淡语也丰神”之老到。即所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26，“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27的观点相近。但张问陶的常语入诗，并非矢口而成，而是“洗尽铅华见真淳”。
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
张问陶的论诗诗是与同时代的诗歌理论相辅相成。当日袁枚树帜江南，提倡写诗要直抒“性情”的“性灵”说。在这里张氏认同袁枚的“游戏”说，言“每从游戏得天真”。但“游戏”并非任笔为之，而是在“不经意”之中，作者随情适性，虚怀世外，对于客观对象感悟、领略，而得其神髓。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言：“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也，非画龙也。”乾嘉年间沈德潜的“格调”说，认为盛唐诗歌上追《风》《雅》，宗盛唐之“高格”。张问陶“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以峭刻幽默的笔调批评了拟古主义诗论的酸腐气，尖锐嘲讽了沈德潜的政教功利说。“空灵”是诗人超凡的艺术思想境界，“游戏”是诗人天真性格融入自然生活中，是真实自我的客观体现，把现实生活与诗人精神完美结合，从中得到真实的具有超脱意义的空灵境界。
妙语雷同自不知，前贤应恨我生迟。胜他刻意求新巧，做到无人得解时。
禅家以“学我者死”为规诫，反对亦步亦趋的模仿。张问陶于禅学是精通的，佛家的这种理论影响到张问陶的诗论，则是不屑摹学古人。这首诗即针对清中叶诗坛上模唐仿宋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诗风有感而发。诗人声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佳句偶同古人，这种不谋而合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刘勰所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28然而“古虽可爱非今日”，“只有当前属我生”29。文学创作需要继承，但继承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搬，要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融汇百家，推出有个性的作品来，即收到“无人得解”之效。这里的“无人得解”即妙不可言，无须强解。
子规声与鹧鸪声，好鸟鸣春尚有情。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
相传子规（杜鹃）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故民间有“杜鹃啼血”之说。鹧鸪鸟叫声悲切，听时像在说“行不得也，哥哥。”自古以来，子规与鹧鸪被文人墨客看作最富感情的两种鸟。辛弃疾的代表作《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内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之句，借此指恢复中原之事行不得，哀叹报国无门的无奈。张问陶先是将诗歌创作喻为好鸟鸣春，言诗歌要想打动读者，必须象子规与鹧鸪啼鸣那样，贯以真情实感。紧接着笔锋陡转，“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针对诗歌创作中好用冷字僻典，诗意模糊，不加注释便无法理解的现象加以抨击。据其门生崔旭的《念堂诗话》说，这首诗是针对翁方纲而发的。
此事原非俗士知，何须刻烛强为之。尖叉兢病全无碍，怕读人间趁韵诗。
东坡《雪夜书北堂壁》二首用尖、叉险韵极工，有‘忍冻孤吟笔退尖”和‘冰下寒鱼渐可叉”之句，后人遂称险韵为“尖叉韵’。梁武帝与群臣分韵赋诗，曹景宗后至，只剩“竞”、“病”两韵了。他随口吟出“去时儿女悲，归宋萧鼓竞，借问路旁人，何如霍去病”四句，大家称叹不已。抒写真性情是张问陶一贯的诗学主张，他不屑刻烛催诗，为强涩之作。对于限韵、和韵，他是否定的。因为限韵、和韵则必屈意就韵，成为趁韵诗。趁韵诗一味地贪求对仗工整，工则工矣，却失去了生动具体之效。张问陶对苦寻“恶韵”，更是深恶痛绝。但他并不反对在诗歌创作中讲究韵律，对有效地协调了声律的诗作，也是十分赞赏：“方知诗律难，一得终无当。小技具神工，乾坤归酝酿。轩然读大作，一片宫音亮。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30。
文章体制本天生，只让通才有性情。模宋规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须争。
针对把前人的诗作拿来翻新的“脱胎换骨法”，张问陶喊出了“文章体制本天生”予以驳斥。陆游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认为诗歌自生自荣于天地之间，诗人只不过以慧眼识之，以妙手得之。“妙手得诗”概括了诗歌创作中的主体能动性，却难脱玄虚之嫌。张问陶的“只让通才有性情”，强调了诗歌是抒写自我的真性情，要诗中“有我”。这是对“文章天成”的补充。中国诗歌史上，唐宋诗歌为后世树立了两种不同的典范。后代诗家或宗唐或宗宋，宗唐宗宋者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发展至清代中叶，诗派之争愈演愈烈。乾嘉诗坛依诗论可分为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对于唐宋之争，张问陶以一种诗歌发展史观来看待，认为“古人已死”，无须再争以高低。至于模宋规唐者的争执不休，实非明智之举。
雕文镂采太纷然，开卷沉沉我欲眠。人口数联诗好在，不灾梨枣亦流传。
先秦时，老庄尚自然，故称美言不信。老庄文艺观影响下的古代诗歌，则是追求朴实自然的诗歌语言。明文渊阁大学士邱浚《答友人论诗》曾云：“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诗歌雕章琢句，辞藻纷繁，了无生气，丝毫不会有艺术的审美感染力。内容欠充实生动，读者展卷，则昏昏欲睡。张问陶反对错彩镂金，叫噪聱牙，提倡的是一种平易浅切、明白晓畅的诗风。“人口数联诗好在”，反映出船山倡导诗歌风格的通俗性、诗歌内容的社会性。诗歌只有为大家所喜爱，才能广泛流传，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是诗歌价值的具体体现。
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
“天籁”是庄子哲学中的重要词汇之一。庄子的天籁指由“道”所发出的声音，“道”是无所不在的，覆载万物的，所以自然界中一切自然而然的声响都可以称之为“天籁”。“名心”即名利之心，“道心”即义理的心，是悟道之心。名心太重，恐会作伪造假。道心则脱尘出世，可跨越时空。惟当“胸中成见尽消除”，“名心退尽”，净化出一颗道心之时，“天籁”自鸣，“天趣”自足，如梦如仙的诗句就浑然天成。所谓“道心”，一方面指随着生活阅历的增长而参透人生哲理；另一方面，也指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而参透了诗艺的精髓。悠游于道心与文心之间自由地创造，方能使诗从性情中自然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