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诗，是中国诗歌史和诗论史上的比较感性的理论模式。用诗歌来探讨诗歌的性质和源泉、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诗歌的社会作用、诗歌的语言艺术与表现技巧、品评作家的成就及创作规律，不惟在诗歌史上是一个特例，在批评史上也是一种颇有国学特色的理论形态。然而，论诗诗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还没有获得充分的研究，有关论诗诗的研究，多数只是集中在论诗绝句的范围进行探讨。无疑，论诗诗中尤以论诗绝句规模最大、影响最著，以论诗绝句为切入点，对以诗论诗这种文学批评体制的研究甚为有益。不过，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绝句之外，尚有大量的论诗诗存在，若无视它们的存在，对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笔者无意于对论诗诗的发展作全面深入研究，惟对张问陶的论诗诗予以梳理，以探讨其诗学思想。
论诗诗的起源、发展与繁荣
就现存的文论资料看，以诗论诗的风气大致形成于唐代。唐代是诗的王朝，诗至唐已臻于成熟，“文变染乎世情”使得唐人有能力与条件用诗说诗。唐人以“诗”这一文体来说诗论诗，其标志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的出现。但论诗诗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以诗论诗，可以说自诗歌产生之日业已存在。早在《诗经》的时代，已有论诗之句出现。《大雅·崧高》：“吉甫做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烝民》：“吉甫做诵，穆如清风。”此“诵”之意与“诗”、“歌”同，可视为最早的论诗诗。《诗经》之后，通过诗句言作诗目的，或批评他人诗篇的，有荀子的《佹诗》：“天下不治，请陈佹诗。”建安时期曹植的《薤露行》以及正始诗人阮籍的《咏怀》中论文学的诗句，晋陶渊明诗有谈文论艺的倾向，都为后来的论诗诗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借鉴。南朝以降，怀人诗、咏史诗和摹拟诗，已或多或少地夹杂了一些论诗的成分。如沈约《伤谢脁》诗，“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二句，沈德潜评曰：“能状谢脁之诗”。1颜延之《五君咏·阮步兵》诗，其中“沈醉似埋照，寓辞类讽托”，是对阮氏代表作《咏怀诗》的评价，这些可谓论诗诗的先驱。但以整首诗专门品评作家、作品，表达诗学观点，阐述诗学理论，则发端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继之者为白居易、韩愈诸人。杜诗中谈艺论文的颇多，最为著名的自然是《戏为六绝句》和《解闷五首》，还有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偶题》和赞叹“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的《春日忆李白》等。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主要文学主张既见于《与元九书》，亦见于论诗诗，后者如《读张籍古乐府》称“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又如《寄唐生》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韩愈的论诗诗，数量多，诗语奇，如《调张籍》用一系列奇崛的比喻来状写李、杜诗风的弘阔和雄怪，读来惊心动魄。以诗论诗，一经杜、韩、白的倡导，就为论诗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和诗话一起成为中国传统诗学批评之重要体式，形成与散体、赋体、骈体等文学批评样式相抗衡的局面。
杜甫的论诗诗的体式很多，惟论诗绝句是前人绝句中罕见的一种创格。主要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用散见的篇目发表议论，表现文学观点，如《解闷十二首》之四、五、六、七、八，随感而发，涉趣成篇；另一种是专论性质的组诗，即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戏为六绝句》以六首七言绝句，集中地批评当代与前代的诗风、诗人与诗作，并提出自己对诗歌写作的看法，奠定了以绝句论诗的体例，开绝句论诗之风。杜甫之后，唐人中有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郑谷、杜荀鹤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论诗诗领域踵武操觚，但是要么随感而发，要么即兴题咏，如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杜牧的《读韩杜集》、郑谷的《卷末偶题》、《读李白集》等，有待发扬光大。北宋时期，论诗诗没有太多发展。到了南宋和金朝，涉足论诗诗领域的诗人才普遍增多，论诗诗创作的数量也明显增加，形式渐趋多样。组诗开始频频出现，如吴可的《学诗诗》组诗，王若虚的《论诗诗》八首。值得注意的是，戴复古的《论诗十绝》开始专题讨论诗歌理论问题。唐宋时期的论诗诗，在题目上常未标明，每以读某人诗、题某人集为目，甚至见于赠答之篇。所以，为便于识别，方回编《瀛奎律髓》时，特于卷三十六专辟“论诗”类予以标志。
在体式上，金元以前，论诗绝句与五古这两种论诗体式之间一直平分秋色。唐、宋两代的论诗诗，有古体，有近体，有五言，有七言，还有四言。传为唐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取四言之体，用体貌之方，用诗的文体，诗的语言，“体貌”诗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意境，达到了以四言体论诗的成功的典范。五古论诗诗在唐代已有相当成熟的作品，如李白的《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但体式虽多，典型和常用的只有两种，一为五言古体，一为七言绝句。从时间上看，五古得风气之先，七言论诗绝句产生在后。论诗绝句与五古消长互动的现象一直延续到金元之际元好问的出现才真正改变了二者的轻重之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为后人提供了新的范本，被广为效仿。元遗山是金代文学批评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没有理论性的著作，其文学理论在他的《诗论绝句三十首》中体现出来，研究他在批评史上的贡献，也以此为最重要的材料。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第一首即开宗明义，诗曰：“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诗人俨然以“诗中疏凿手”自期，系统地从建安、正始文学起论，到北宋的苏、黄称雄诗坛为止，跨度九百多年，论及作家近30人，凡历代有影响的诗人几乎无一遗漏，并对南北朝的民歌和诗坛上的一些陋习也表示了看法。其内容翔实，立论明确，正本清源，独抒己见。郭绍虞先生评曰：“全可见其疏凿本领，全可窥其疏凿宗旨。‘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但是他同时也把金针度人了。”2明代的论诗诗多受杜甫的影响，有的则仿宋人“学诗浑似学参禅”三首蝉联的形式，既无多少发展，又乏鲜明特色。
论诗诗至清而大盛。清代论诗诗广为普及，呈全面拓展、遍地开花之势，表现领域遍及品藻、议论、记事等，出现了全面繁荣的景象。这是因为古代诗歌发展至清代已经相当成熟，人们对于诗歌用来表情达意已驾轻就熟，这是论诗诗鼎盛于清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仅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为例，该书收录论诗绝句作者自唐迄清近八百人，作品近万，其它散见的还不在其列。若以元好问为分界线，那么之前的作者计有134家，作品五百多首，约占论诗绝句总量的5%；元好问以后计有631家，作品九千多首，约占95%。其中，清及近代就有595家，作品近整个论诗绝句总量的93%。通过前人的积极探索和实践，论诗诗这一形式发展至清代已臻于成熟。清代可谓论诗诗的集大成时期，其突出的标志，一是数量众多。清代论诗诗，若合近体、古体，当数以万计，真是浩如烟海。郭绍虞等编《万首论诗绝句》，清代（包括近代）占八分之七，唐宋金元明五朝仅占八分之一。二是染指者队伍庞大。大凡在清代诗史留名的诗人，没有不留下此类作品的。三是各体皆备。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论诗绝句。清人的论诗绝句往往连篇累牍，以超过百首者言之，如冯继聪《论唐诗绝句》二卷五百七十一首，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录三百十一首，谢启昆《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陈芸《小黛轩论诗诗》二卷共二百二十一首，廖鼎声《拙学斋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钱陈群《宋百家诗存题词》一百首，林昌彝《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方廷楷《习静斋论诗百绝句》，沈景修《读国朝诗集一百首》。四是具有多彩多姿的风貌。论诗诗涉及的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论词诗、论曲诗、论文诗。如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凌次仲《论曲绝句》三十二首，张问陶的《论文八首》。清人还用以论画、论印、论医等。著名者如朱彝尊的《论画绝句》三十八首，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一百首，刘燕庭《嘉荫簃论泉绝句》二百首，吴骞辑清人《论印绝句》一卷，金葆桢有《论医绝句》等，均属清人对论诗诗领域的开拓。五是开拓创新多。表现在其一，论诗话。诗话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著述方式，用论诗诗的方式论诗话，可说是批评之批评。究其起源，可溯自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五首》、徐祯卿《自题谈艺录三绝句》，但至清代始蔚为风气。其二，论闺秀诗。清代论诗诗中，以女性诗为对象者甚多，如沈彩《论妇人诗绝句四十九首》、张佩纶《论闺秀诗二十四首》等。其三，论域外。一是论域外汉诗，即评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文人用汉文写作的诗歌。如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有评朝鲜，谢启昆《论元诗绝句》有评论越南，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评论日本。一是论域外其它语言诗歌。如青海蒙古族高僧松巴堪布·益希班觉（1704年-1788年）撰写的《如意宝坠》和《诗镜入门》二文，以诗论诗，加注散文，对印度7世纪文学理论大师檀丁的《诗镜》多方阐释，精辟独道之处，令历代学者赞颂不已。3论诗诗讨论这些内容，是清人文学批评视野开阔的表现。其四，加注加序。为了减少乃至消除论诗诗体制上的局限，清人对论诗诗的形式有两项补充，一是诗加注文，二是诗加序文。自注自序，有助读者明了诗旨。论诗诗之有自注，自杜甫开始，但注文极简，只涉及到诗中人物，至清代自注实同诗话。而论诗诗加序文的体式在清代以前绝无仅有，张问陶是一个典型。如《蟋蟀吟》、《秋燕飞》二首之前的自序，既是对作诗宗旨的交待，又是一部诗歌本原论。谈到清人的论诗诗，还有一点不应忽略，即对论诗诗的收集与研究，也始于清代。翁方纲注释了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和王士禛的《论诗绝句三十五首》，4宗廷辅编《古今论诗绝句》，选辑了杜甫以下十二家作品。这些文献，为后人从事论诗诗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清代论诗诗除了王士禛《论诗绝句三十五首》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黄维申《论诗绝句》四十二首，八旗诗人马长海《论诗绝句》四十七首。乾嘉诗坛与袁枚齐名的诗人赵翼、洪亮吉也创作了一些优秀的论诗诗。如赵翼在《论诗》一诗中写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名句，更提出：“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的论诗观点。洪亮吉亦赋有《诗论绝句二十首》，其中“晚宗北宋幼初唐，不及词名独擅场。辛苦谢家双燕子，一生何事傍门墙”，意在批评宗唐宗宋之说。
从渊源上来看，清人的论诗诗主要还是受到杜甫和元好问的影响。元好问的影响比较明显，往往在题目上就已经有所表现——“仿元遗山”。而每组大大地超过元好问的，如谢启昆“仿元遗山”论唐、宋、元、明诗共三百首，王士禛“仿元遗山”的一组有三十五首，袁枚的有三十八首，张晋的有六十首，杨深秀的有五十首等等。受杜甫影响的论诗诗，虽然也有在题目上标明者，如卢世《仿杜为六绝句》，张九铎《戏为六绝句》、《又戏为六绝句效杜老》，柳商贤《拟杜戏为六绝句》，陈书《仿少陵戏为六绝句原韵》、《戏为绝句仿杜老》等，但更多的是在具体的论诗过程中体现。从论诗诗的领域上看，清代论诗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评论作家作品，二是以诗的语言阐说诗学理论。前者比重很大，后者数量也不少，但持有领见者却不是很多。张问陶可谓阐说诗学理论一派的佼佼者，后将详论，此不赘述。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批评体式，以诗论诗，形式活泼、言简意精、凝练含蓄。它用生动形象的诗的语言，把复杂的含义浓缩在极小的篇幅之中，比起抽象的说理来，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生动、具体，作为理论传媒，又为人们喜闻乐见，故为历代诗家所爱。论诗诗既是“论”又是“诗”，其韵律谐美，且“诗”之特征较“论”之特征更为明显，适应了我国以形传神的民族传统，易为人接受，所以有着久远的生命力。由于古人品诗贵悟不贵解，讲求以意会代言传的整体思维，而与赋体、骈体、散体等相比，论诗诗仅以寥寥数笔，便可勾勒出一个诗人或一代诗史的整体风貌，使人容易对作家作品作直观把握，易于传达诗作的内在生命，最适宜意会。因而，唐代以后“论诗诗”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诗话产生之后又共同作为最富于生命力的诗学批评的形式，绵延后世，历久不衰，至今仍时有可见。但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某种事物的长处却往往蕴藏着不足。论诗诗容量大、篇幅小，能以最经济的笔墨表现尽可能丰富的内容，令人读后感到紧凑而饱满，凝练而又回味无穷。“片语精微妙入神”，用来评论许多论诗诗，还是比较恰当的。但是，从形式上来看，论诗诗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式也有其局限性。所以，“评诗加倍要小心。”受其体制所囿，声律所限，论诗诗毕竟不能像理论性著作那样作连贯性的叙述，广泛的议论。一是限于篇幅，绝句仅为四句，律诗亦不过八句，即使以古诗为之，也不可能作长篇大论，只是摘取一二，概括论之，疏于具体的条理分析，更拙于全面的审视和关照。二是限于韵律，受到平仄和韵脚的制约，表达思想就不能如散体文那么自由舒展，有时不得不省略某些句子成分，往往造成语意模糊或理解歧义。如元好问比较秦观和韩愈诗作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以女郎诗比秦观诗，言其伤于纤弱，更衬韩诗之奇崛劲健。而袁枚则以“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欲醉坐添春”评韩愈，二人所论韩诗风格大相径庭，惟因选取的角度不同，导致各执一端之见，充分暴露了论诗诗之不足。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
第惜其为韵体所限，不能如散曲之曲折达意，故代词之所指难求，云句之分读易淆；遂致笺释纷纭，莫衷一是；少陵诗学，求明反晦，解人难索，为之兴叹。5
张问陶论诗诗的贡献
张问陶有成熟的诗歌理论，却无论诗专著问世。其诗学主张只散见于论文、论诗及题评他人诗作的大量诗歌中。这些诗作反映出张问陶诗学思想的诸多精辟见解。他的论诗诗，各首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相承关系，不过，倘若仔细分析，还是可以探寻出它是有脉络可寻的，构成了一个相当完备、独具卓见的诗学理论体系，但却由于受体式的限制，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将船山论诗诗予以归类，概可分为论诗组诗、题诗诗、题画诗、自题诗、唱和赠答诗等。论诗组诗主要见于《论文八首》、《论诗十二绝句》、《重检记日诗稿自题十绝句》、《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题屠琴隖论诗图十首》等。题诗诗如：《赠徐寿徵诗》、《题朱少仙同年诗后》、《题方铁船工部元鹍诗并呈谷人祭酒》等。题画诗有《题法时帆前辈诗龛向往图》、《题子靖长河修禊图》等。自题诗如《自题》、《自题诗草》等。唱和赠答诗如《代启答毕秋帆先生并上近诗一卷》、《和少仙（朱文治）》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