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怡芬
我们坐在防波堤上。1985年的防波堤不是如今这般水泥钢筋的坚硬模样，只有一些些钢筋一些些水泥隐藏在敦厚的水泥和青石之下，柔软的防波堤上青草丛生，洁白的剑麻花开得热热闹闹。它不像是一道顶风抗浪的防线，更像是一条开满剑麻花的小路。有事没事，我们一拨人就爱到这堤上，闷闷坐着，看看海，吹吹风，心事就散了——多多少少，我们总有些心事的。
剑麻花和海水都在我们的脚下，海面平静无波。一只渔船正朝外海开去，船眼睛远远地瞪着我们。前天刚刮过风暴，现在风停雨歇，正是起航的好时候。船会开到福建啊山东啊那些地方的港口，船员们就下船到岸上去玩了。好多男同学长大了就是这样生活，我们是不行的，岛上从来没有过女人去外海捕鱼的，就是海岛女民兵、女老大最流行的时候，我们岛上也没有哪个女人真去顶那半爿天，她们心甘情愿待在岛上织网补网。
“干女儿，到底是什么意思？”林英问我：“怎么大人们都那么眼红阿虹呢？清林老师又干吗要把阿虹当干女儿呢？”
“就像真的女儿那样，可又不是真的。”林英的问题就是多。这有什么好问的啊，无非是能得些“实惠”呗。大人们是把“实惠”挂在嘴边的。
“屁话。”
“那你倒说说看啊！”
可林英也说不出什么别的。
这个阿虹，她一直想跟我们好呢。前几天她送了我一支蓝色圆珠笔，送了林英一支红的，可我们当着她的面就互换了一下。我说，我喜欢红的。林英说，我知道。我们一起谢了阿虹。我们都知道阿虹想和我们好，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和她好起来，因为我们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怎么也挤不出一丝空隙来给别人。我们身边的小伙伴大多放弃了和我们俩之中某一个来好的想头，就只有这个阿虹，时不时地和我们来示好，可她决不会只跟我们之中的一个人示好，就像这回送圆珠笔，一送两支。这对我们也是个困扰，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她呢？我们也尝试过。正月十四在田埂上烧野草，就是我们仨一起。看得出，阿虹很开心，跳着脚，指着游动的野火踪迹嚷着，蛇，蛇，像蛇！引得四周的男生们一起来看她。她穿着件粉红色的马海毛毛衣，整个人粉嘟嘟绒嘟嘟的，暗夜的田野上，就数她最晃眼了，她自己当然也知道，她就跳得更起劲了，那样子，不像十四岁，像四岁，让人想抱到怀里好好疼爱。那群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嘴唇上黑黑一圈嫩胡子的男孩子尖声在笑：“这孩子真漂亮！”
我们可不喜欢这样。我们烧野草就是烧野草，我们烧得比男孩子还好。火苗顺着风势，在我们先就割好的隔离带之内，贴着地皮缓缓地烧过去，烧得透透的，草木灰平整细腻得让人心醉。很多年后，我知道，这心醉就叫成就感。可那会儿，我们不懂。我们蹲在田里烧着我们的野草，春雨会让这些草灰渗入泥土，豌豆蚕豆的种子在草木清香的泥土里发芽、开花。正月十四，岛上所有的孩子都会涌到田野上烧野草，这是岛上的一个节日。烧完野草回到家，就能吃灶火边煨出来的年糕。奶奶能把年糕煨得外壳儿金黄酥脆，别人家的年糕煨得要么发黑要么发灰，非得撕掉那些结痂的硬壳才能吃雪白细腻的内里。奶奶，你有秘诀吗？我缠着奶奶问了好几回。奶奶的回答却让我大失所望，她说，我心疼年糕，不想让它们焦，让它们离火头远点，慢慢煨，这就成了。我也试着煨过几回年糕，每一回都是焦的，煨一回，生气一回，想着奶奶一定是小气，不想说出她的秘诀。等长到现在，我好歹明白了，奶奶没骗我，只是会心疼、会等待年糕慢慢熟的人，到底不多，包括我自己。
阿虹做了清林老师的干女儿之后，我们就更懒得理她了。
阿虹的书包里常有“大白兔”奶糖，下课的时候，她剥一颗含在嘴里，满教室都香。有一回，她递糖给林英，林英就当没看见。那之后，她分糖给别人吃，可就是不敢给我们吃糖。这情形，起先大家都不在意，到后来，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也有女生学我们的样，对阿虹递过来的糖摇头了。女生阵营的事，本来就很微妙的，林英那独占道德高地似的姿态，让大家都不自在了。
终于有一天，放学路上，阿虹追上我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们：“以前，我干爹常给你们吃糖吃西瓜吧？”
这一问，让我们脸都红起来了，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有强撑着点头了。
清林老师家的糖是放在描花糖罐里的，不像我们家，扎在一个尼龙纸袋里，即便这样简陋，也还得等到过年时节才有。西瓜呢，我们岛上的农家自己都种，清林老师家的，还是大伙儿送他吃的呢，可清林老师家的西瓜是冰箱里镇过，切成薄片儿装在描花玻璃果盆里的，我们家呢，就是一切为二，拿个调羹舀着吃；那还算好的，有时候妈妈使一猛拳，敲成不规则的几块，掰成啥样就啥样，我们抓在手里啃。林英说过，外面，人家就是和清林老师家一样吃西瓜的，他们吐籽儿也和清林老师一样悄没声儿的。林英从没出过岛，她也就瞎猜猜吧。可我想，应该是那样的。
阿虹盯了我们半晌，说：“以后，我也能分糖分西瓜给你们吃了。我在这家就算一个，不，半个主人了——这就是干女儿嘛。”说完，她就领着我们去了清林老师家，果真熟门熟路地拿出糖罐分给我们吃，还说，这是太妃糖。至于西瓜，还长在地里呢。太妃糖真好吃。阿虹看我们吃完一颗就再给一颗，我们的手心里很快就攥上六七张彩色糖纸了——那会儿，我们正热衷于收集这个。我们怕再吃下去，说不定清林老师就会因此揍她一顿——既然已经是女儿了，揍她一顿，也说得过去；或者清林老师的娘会突然拍着床板骂起来，不过，听说她的耳朵已经聋了，所以，她才会那么大声，因为她想让自己听见啊。她就住在楼上，她听不见，也走不动，干着急，肝火就旺吧。她差不多一天要骂清林老师一顿，骂清林老师娶不上老婆。
阿虹那么慷慨地请我们吃了糖，又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出门，掩着嘴笑着和我们说再见。我们走出很远，才敢回头张望，确定阿虹不再看着我们了，撒腿就跑。
那之后，我们想着法子避开她。阿虹会在教室里笔直把糖送到我们鼻尖底下，我们只好一下课就赶紧出教室，找个人少的角落待上一会儿。
我们去防波堤的次数越来越多，剑麻花也越开越沉重肥厚，洁白的花瓣里隐隐透出黄来，海水也越来越清澈，海蜇就要来了。每年夏季，都有海蜇如约前来。海洋如同土地，一样有它春种秋收的规律，只是，我们一直不明白，是谁播下了那些种子。林英教我改口叫水母：外面人管海蜇叫水母呢！我们就这样叫：“水母”——用普通话的发音。
有个黄昏，晚饭后，我们又坐在防波堤上。
“我们什么时候去外面啊？”林英指着对岸的灯光说。
“求求大人们，可能，他们会答应让我们出去看看的。”
“得了吧，他们才不会花冤枉钱让我们出去看看，”林英总笑我的天真，“我也不是只想要出去看看啊！”
“那你想怎么样？难道我们要……”我张大嘴巴，半天才说出下面半句，“摇着你们家的舢板逃走吗？”
林英站起身，抱着双臂，朝对岸的那些灯光猛地甩了一下头发，快步朝码头走去。他们家的小舢板就停在那里。她腿长，又走得飞快，我一路小跑才跟得上。我们看到那条舢板了，正是涨潮时分，它浮在潮头上，一耸一耸的，像只小松鼠。
我终于赶上来和林英并肩站着了，我喘着气说：“我们得先学会划船。”
林英咬着嘴唇，看看那条小舢板，又看看暮色里发灰的江面，那天的江面，不知怎么，特别宽。
我一直等着林英有什么行动，可林英像没事人一样，嘴巴里就光念叨水母潮了。我真佩服她装没事人的本事。他们家的舢板已经修得滴水不漏了，就等着风平浪静的某一天，水母突然在我们的海湾里出现。
那会儿生产队已经解散了，刚刚从“公”里面出来，大家都“私”得不行，田地的边界、自家的锄头钉耙箩筐扁担，都是有印记的，唯恐又乱了。报纸上一直在宣传“万元户”，我妈把我们家的收支算了又算，说我们这辈子怎么也不可能有一万元的积蓄，我们成不了万元户。渔业队那些技术好的老大，他们一年的收入就够个一万元了，这是我们农业队的人家不能比的，我们手头只有田和地，就是有条小舢板，那也是在家门口的海湾里转悠，没法像真正的船那样去搏风击浪的。农业队的人家都有点心急，想着做小生意啊种桃子卖呀或者去养殖对虾，但那没有种地那么简单。各家有各家的心思，想到一块儿的是，再不能和从前那样吃大锅饭了，所以，我们就再也不能拎个小篮子去大队部等着生产队的船回来分给我们鱼虾和水母了，那会儿也没有像样的小菜场，要吃，只能靠自己了。林英家有条舢板，也够让人羡慕的。
林英说通了她的爸妈，让我也上船捞水母，我犹豫着，林英却说：“我们顺便学学咋划舢板啊。”我的心就怦怦跳了起来。可是，我连游泳也没学会，这可怎么办呢？林英说，大海不是小池塘，在那里翻了船，会不会游泳，其实差不多。她说得像真的似的，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天气说热就热了，暑假来了，水母潮也来了。爸妈对我跟着林英去捞水母，也没多说什么，我猜想他们可能还是高兴的，我们的饭桌上就会有海蜇吃了（他们才不愿意跟着我叫水母呢）。妈妈甚至买好了明矾，就等着我把水母带回家来，明矾会逼走水母身上的水分，一矾二矾三矾，直到它又薄又韧，嚼在嘴里嘎嘣脆。
水母愿意在清晨或是黄昏时分浮上来，一朵一朵，降落伞一般漂在碧水里。这时节的海水是清澈的。春天常有的大风已经停歇，盛夏季节的台风尚未来临，没有狂风搅动，近海的泥沙就都乖乖地沉在海底，水母就趁着这安静，浮上来，和蓝天面对面。
它们没有脑子，它们才想不到海面上还有我们这样的水母猎手呢。
水母没有脑子这个事情，我们是费了老大劲才明白过来的。在东海和渤海边上，谁不知道有海蜇头这道菜啊？既然有头，咋会没脑子呢？我们把水母的伞盖翻起来，看它的“头部”——除了触须和一张嘴，再没有别的了。在比恐龙还遥远的远古，水母这一种族就下了决心，除了这要吃喝的一副腔肠，它决计不要任何别的器官。
林英的爸爸呵斥我们赶紧不要玩那些触须，有毒的汁水，就是从那里喷出来的。林英把水母又翻回去，气冲冲地说：“谁说它们只管一张嘴啊？看看，这伞盖，像不像半透明的裙子？臭美，死不要脸！”
确实，水母是没有脸的，它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可是它有身子，半透明的，在水中曼妙起舞的身子。
“你呀……天晓得你在想啥！”林英的爸爸哭笑不得：“哪有骂海蜇不要脸的啊，本来，它就没有脸嘛！你以为这世上样样东西都有脸啊？”
“有些人也不要脸！”林英还是气愤愤的，要拿戴着手套的手去擦眼睛，他爸爸飞快捉住她的手，大吼了一声：“你才不要脸呢！手套上都是海蜇水，蜇到脸不是玩的，你不要脸啦？”
他们父女俩这样吼来吼去，我也不好说什么，就只闷声不响把水母放进桶里去，虽然知道它们还活着，可是，隔着手套，它们并不像活物，只是一堆胶质。相骂的语句当中，“不要脸”这个词，总让我郁闷，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个，不知道把自己的脸丢在哪里了。奶奶在时，也常唠叨：不要给奶奶丢脸啊。这话，听听过也就罢了，细一寻思，就要心惊汗出了。
他们父女俩吼过之后，小舢板里一片沉默。我清了清喉咙，小声提醒林英：“我想学摇橹。”
林英她爸巴不得打破这沉默，于是，舢板上重又欢声笑语。我们俩还是把舢板摇得像只咬自己尾巴的猫。他示范再三，说，摇橹嘛，也就是这么摇摇，顶要紧是站稳了，站稳了，手上才得劲。可我们手上一用力，脚下就要打滑。琢磨着，让手和脚顺畅地传动我们使出的力，再让橹也加入这个传动，磕磕绊绊，折腾半天，我们总算划出了像模像样的几下。可就这么几下，我们也很知足了。
林英个儿纤细，胳膊也瘦，挂在橹上，单薄如布。倒还是浑圆结实的我，摇起来有那么几分架势。我吭哧吭哧地摇，林英说我像头拜江猪。我们这里管海豚叫拜江猪。我说，海蜇叫水母，拜江猪就得叫海豚！林英说，好吧，好吧，海豚就海豚。
在别的事情上，林英都比我行，就眼前摇橹来说，我却是比她好了许多，那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摇动舢板这个任务，应该是我的。
林英的爸爸看我那么用心，回程的海上，他让我摇了小半程。那天夜里，我的两条手臂和那橹一般沉重，醒来之后，两条腿也沉重，挪一步就浑身疼。我不敢喊疼。
水母潮很快过去了，也就八九天。听说普通水母的一生，不过就二十多天，而这八九天，本该是它们人生中最明亮的时期，从幽暗的海底或礁石那里出来，浮上水面，虽然有一部分落入我们的网中，但总还有许多，它们逃脱了，作为一只完整的水母过完短暂的一生，到最后，是安静地在海底化为海泥呢，还是被潮头带上来死在沙滩、泥涂或鹅卵石上，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总比三矾后又被碎尸万段的好。要是奶奶还在，她又要笑我了：小孩儿家家，知道啥死啊活啊的，听话，以后不许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