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见《成唯识论》）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
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惟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学优则仕之言，出于子夏。子夏为魏文侯师。当战国时，仕学分途久矣，非古义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见《史记·历书》。）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近世阮元作《畴人传》，以畴人为明算之称，非是。）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见《墨子·公孟篇》。）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谓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下：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名。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穀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荀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见《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当时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
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张敞皆有其说），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杨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见《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仕事（见《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必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
《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述盗跖之言曰：“鲁国巧伪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此犹曰道家诋毁之言也，而微生亩与孔子同时，已讥其佞，则儒家之真可见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开游说之端，其后儒家率多兼纵横者。（见下。）其自为说曰：“无可无不可。”又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荀子曰：“君子时绌则绌，时伸而伸也。”（见《仲尼篇》。）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事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讥孔子曰：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烹豚，孔丘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酤酒，孔丘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丘曰：“来！吾语汝！曩与汝为苟生，今与汝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其诈伪既如此。及其对微生亩也，则又以疾固自文，此犹叔孙通对鲁两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也。”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
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俗谚有云：“书中自有千钟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贯于征辟、科举、学校之世，而无乎不遍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论议止于函胡之地。彼耶稣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诸家所以有权而无实也。虽然，孔氏之功则有矣，变禨祥群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二千年来，此事已属过去，独其热中竞进在耳。
次论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道家如老、庄辈，皆无祟信鬼神之事，列子稍近神仙，亦非如汉世方士所为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等语，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说，推为教祖，实于老子无与，亦以怵于利害，胆为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无为权首，将受其咎，人皆取先，己独取后者，实以表其胆怯之征。盖前世伊尹、太公之属（《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为辅佐，不为帝王。学老氏之术者，周时有范蠡，汉初有张良，其位置亦相类，皆惕然于权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学老聃，故儒家所希，只在王佐，可谓不背其师说矣。
老子非特不敢为帝王，亦不敢为教主。故云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大抵为教主者，无不强梁，如释迦以勇猛无畏为宗，尊曰大雄，亦曰调御，而耶稣、穆罕默德辈，或称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奋迅，有愍不畏死之风，此皆强梁之最也。老子胆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盖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势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由其博览史事，而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虽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群龙无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权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诈取人，使彼乐于从我，故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老氏学术，尽于此矣。
虽然，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以为本师（亦如二程子之学本出濂溪，其后反对佛老，故不称周先生，直称周茂叔而己。东原之学，本出婺原，其后反对朱子，故不称江先生，直称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惧老子发其覆也，于是说老子曰：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见《庄子·天运篇》。意谓己述六经，学皆出于老子，吾书先成，子名将夺，无可如何也。）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逢蒙杀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举发，而孔氏之徒，遍布东夏，吾言朝出，首领可以夕断，于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无儒，而孔氏之无如我何，则始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如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见《论衡·讲瑞篇》），犹以争名致戮，而况老子之凌驾其上者乎！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
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箧》以绝之。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或谓子夏传田子方，田子方传庄氏，是故庄子之学，本出儒家，其说非是。庄子所述，如庚桑楚、徐无鬼、则阳之徒多矣，岂独一田子方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谓其学所出必在于是，则徐无鬼亦庄子之师耶？南郭子綦之说，为庄子所亟称，彼亦庄子师耶？
次论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与孔、老绝殊者也。儒家公孟言无鬼神。（见《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无宗教。儒家后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灾之术，似为宗教。道家则由方士妄托，为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论道必归于天志，此乃所谓宗教矣。兼爱、尚同之说，为孟子所非；非乐、节葬之义，为荀卿所驳。其实墨之异儒者，并不止此。盖非命之说，为墨家所独胜。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于持论者，神怪妖诬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则不能破，如《论衡》有《命禄》、《气寿》、《幸遇》、《命义》等篇是也。其《命义篇》举儒、墨对辩之言曰：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事，死者数万，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入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跞时见，往往昔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人，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临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凡言禄命而能成理者，以此为胜。
虽然，命者孰为之乎？命字之本，固谓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则天命亦无可立。若谓自然之数，数由谁设，更不得其征矣。然墨子之非命，亦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说，使其偷惰，故欲绝其端耳。其《非命》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能其颊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臣，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谓于事有害而已。
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无命，此似自相刺缪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谓其能福善祸淫耳。若言有命，则天鬼为无权矣。卒之盗跖寿终，伯夷饿夭，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传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逾二百岁。（秦汉已无墨者。）虽然，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