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的时候，王寅对诗歌异常疯狂，“除了吃饭、睡觉，看书也是跟诗歌和文学有关，不做其他事情”。当年王寅喜欢或模仿过的诗人有不少，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作品的出现，令他眼界大开，但在我的印象中，王寅的诗歌风格与埃利蒂斯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埃利蒂斯的影响，更多地出现在王寅的同学陈东东身上。那时候，王寅模仿得比较多的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和詹姆斯·赖特。这些诗多以中国古典诗作为题材，而又让中国古典诗中“烂掉的东西又焕发出生机”。（以上内容见《我又一次说到风暴》）
读了《外国文学》上王佐良翻译的勃莱和赖特的诗歌之后，王寅还专门找了他们的英文原诗来对比，发现这两个诗人的诗歌标题都非常长，大多是一个很长的陈述句。受他们的影响，王寅也写下了一批标题挺长的诗歌，比如《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考完修辞学坐在鞋匠的板凳上修鞋》、《你告诉了我死者的形象》等。
短诗《与诗人勃莱一夕谈》，完美地展示了一个中国诗人对一个外国大家的推崇以及心灵的交流：
夜色中的草很深
很久没有人迹
很久没有想起你了
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
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
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
交叠手指
以便忘记黎明来临
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
一匹白马迎面奔来，一只白蝴蝶
踏过虫声萤光
诗歌勾勒了这么一幅场景：“我”在夜晚的草地上静坐，突然想起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异国诗人，他有着智慧的表情，孤立的下巴像天上闪烁的红星。我就这样在草地上静静地怀想着，物我两忘，直到黎明。
前两句“夜色中的草很深/很久没有人迹”，是对环境的客观描写，十三个字，交代了时间、地点、环境背景，以及没有出场但可以感知得到的人物。可谓着墨不多，而又尽显风流。
在这样的情境中，怀念不期而至：“很久没有想起你了。”紧接着，另一个人物出现了：“你的孤立的下巴闪烁/像天上那颗红色的星。”“孤立的下巴闪烁”，精妙绝伦的句子，如同线条严谨的工笔，一个隐士或思想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天上那颗红色的星”则是对这种形象的深入强调，请注意这三个词：天上、红色、星。这几个意象无一例外地显示了思想者的智慧、伟岸与高明。
第二节，“除了夜晚还得在深草中静坐/交叠手指/以便忘记黎明来临/忘记已告别书本多年”。追慕智者，仅仅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夜晚）是不够的，还需要融入一种熟悉的情境中（在深草中静坐）。交叠着手指，静静地坐着，以便让自己神游物外、视通万里，忘记周围的环境，也忘记黎明即将来临，甚至忘记了已告别书本多年。这种追忆是自足的，最初的冲动可能来源于书本，但随着思想的深入，书本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的真诚与脾性的贴合。
最后两句中的“一匹白马”和“一只白蝴蝶”，可以说是黎明的光亮，也可以说是灵感之光。在一夜的冥思之后，诗人的脑子灵光一闪，找到了诗歌之魂。由此可见，这里的“一夕谈”，不是面对面的交谈，而是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显然，《与诗人勃莱一夕谈》与勃莱的名作《菊》是“互文”之作：
1
今夜我奔驰在月光下
深夜才跨上鞍
马自己找路穿过荒芜的耕地
漆黑的影子引导着它
2
离院子一里路马就直立起来
它太高兴。漫无目的地
穿越田野，无所事事，真叫人舒服
肉体活着，就像一株花草
3
从淡色的道路上归来
晾着的衣服多么安静
当我走进书房，门边
白色的菊花在月光下
这首诗也写了夜晚、月光、野外、草地等，也给出了一个安静的环境。通过两首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异国诗人之间是如何相互交流和影响的。
如果说王寅受到勃莱的影响，那么勃莱这首《菊》，则是受到了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影响，《菊》一诗的副标题就是“为爱菊的陶渊明所作”。
柏桦在《旁观与亲历》中这样论及王寅与勃莱的关系：“《菊——为爱菊的陶渊明所作》借菊花之意象，把勃莱和陶渊明联系在了一起，颇似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友语调，它呈现了叙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或是深厚情意，或是文化和思想上的相通态度。同样的，王寅的这首诗也启动了这种语调，他将勃莱看作是自己的诗友，诗题中的‘一夕谈’和诗文中的‘很久没有想起你了’，这样的字眼已经清楚地传达了这种关系。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把这诗看作是一种自我认同，即勃莱追求的那种道家隐逸精神也为王寅所接受和认可。再次，王寅的这首诗显然重新复活了勃莱诗文的意境，我们注意到在这两首诗中有许多共同的意象，比如‘夜’、‘马’、‘草’、‘书’以及颜色‘白’。夜中驰马，并于暗中见到白色，这是一种何等不同凡响的飘逸和灵动的启悟境界。”
这种中外诗人跨越时空的“交流”，使优秀的诗歌走出了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在这里面，已经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谁更懂得开发和利用传统的宝藏的问题。
三
王寅和陈东东是大学同班同学，而且住一个寝室的上下铺。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流行多年的校园民谣《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想，仅仅因为这所学校（上海师范大学）出了陈东东和王寅，它就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时期诗歌的一个重镇。更何况这所大学还向诗坛贡献了陆忆敏等优秀的诗人。更令我惊讶的是，王寅竟然影响过陈东东的写作，而且两人的诗歌风格差别很大，却一直“相安无事”。
关于王寅与陈东东最初的交往，陈东东在《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中回忆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诗人了。我刚开始写诗时受到的影响都来自他，来自他抄录在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笔记本里的聂鲁达、泰戈尔、艾青、维尔哈伦、蒙塔莱、庞德、阿莱桑德雷和艾吕亚。我也是从那本本子上第一次读到北岛、江河、舒婷和顾城的。我几乎照单全抄了他那本笔记本里的翻译诗。后来，在另几本笔记本里，则汇集了我和他从各种新老期刊和书籍里抄来的我们认为值得抄录的翻译诗。这种来自王寅的抄诗方式最终成了我读诗的方式。好像这也是不少当代诗人共同的方式……除了交换抄来的翻译诗，我和王寅在一起做的更重要和更有意思的事情是交换各自新写的诗作，谈论甚至在一起修改它们。这使我获益匪浅……”
一段时间以后，王寅与陈东东有了新的同伴——陆忆敏和成茂朝，后者和王寅同一个班。大学二年级时，四个人开始办诗歌民刊，刊名很奇怪，第一期叫《作品1号》，第二期叫《作品2号》，依此类推，一直出到《作品20号》大学毕业。这个用最原始的油印机印刷出来的民刊每期只印三十多本，所用纸张从上海徐家汇一家小店里以两毛钱一斤的价格买来。有一次，陈东东还和王寅到学校印刷厂偷了一大摞纸，然后用自行车把它们运到陆忆敏家藏起来。说到此事，陈东东幽默地说：“那感觉，有点像是在办《挺进报》。”
别小瞧这个只油印三十多份的小刊物，后来成为名作的王寅的作品《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与诗人勃莱一夕谈》、《朗诵》，陆忆敏的作品《我在街上轻声叫嚷出一个诗句》、《美国妇女杂志》和陈东东的《诗篇》、《语言》、《远离》等，都是在上面首发的。在那两年中，这个油印的诗歌民刊上还先后刊发过贝岭、苏童、韩东、严力、孙甘露等人的诗歌作品。（详见《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
四
人们普遍欣赏那些以小见大、结构精致、讲究技巧的短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王寅的诗歌却让我们看到了一块银币的反面，它随意、率性、“以小见小”，不大讲究技艺上的繁文缛节——这或许是更高妙的技艺？《朗诵》是“以小见小”的代表：
我不是一个可以把诗篇朗诵得
使每一个人掉泪的人
但我能够用我的话
感动我周围的蓝色墙壁
我走上舞台的时候，听众是
黑色的鸟，翅膀就垫在
打开了的红皮笔记本和手帕上
这我每天早晨都看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
这首诗只有十行，语言平和，内容也不突兀，没有大话和套话，如同朋友在身边淡淡低语。但因为语音真诚，我们被打动了。我相信这首诗是直接从心里流出来的，无需经过柔肠百结的“情感酝酿”。因此，我们得到了阅读的快感和心理上的惊喜：一首好诗也可以写得如此自在！诗歌的最后两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爱一个诗人”，我相信所有诗人读了之后会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它触及了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的内心隐秘，并反证一个时代的辉煌与没落。我曾经在很多次讲座中引用并朗诵了这首诗，每一次都换来很多掌声，看来，只要真诚，一首诗的现场感和“煽情作用”，不会比一次优秀的演讲更少。
关于王寅的诗，梁晓明认为，有一个冷静的身影和一副沉稳的眼光在王寅作品的旁边，“旁观者”的描述和态度使得王寅的诗歌显得超然而迷人。而林贤治则认为，王寅把里尔克式的沉思、卡夫卡式的荒诞、萨克斯式的孤独，在一致的命运中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主题和形式。生存的不安全感这类“世界性主题”在此前近百年的中国新诗中从未有过，所以是开拓性的。也许，林贤治读到了王寅的另一首短诗《闯入者》，这首意在言外的小诗，揭示了小人物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是王寅对于诗坛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类似的诗意在“第三代诗人”中并不鲜见，周伦佑、孟浪、欧阳江河等诗人的作品都有所涉及，只不过王寅表达得较为含蓄，而周伦佑等人则相对激愤一些。
在对王寅的评价中，“打分”最高的应属《齐人物论》的作者庄周，他认为王寅是一个“大诗人”，王寅的作品“多是以倾诉式的戏剧独白，语言极富张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他的诗歌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庄周说中了王寅诗歌的特点，特别是关于王寅诗歌中“戏剧性独白”的发现，是很多批评家所没有注意到的。事实上，在某些时候，一本正经的王寅还会一脸狡黠，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他的《英国人》，包管你莞尔一笑。
2003年元月初，浙江诗人梁晓明从网上发来消息，说王寅准备近期到桂林看看，让我接待一下。但我等到2月中旬，也没见他的影子。我想，我是过于急切地想会会这个“海上诗群”的“代表人物”了，尽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想象中的王寅个头不高，偏瘦，不喜欢穿西装。这样的印象当然来自于他那些短小精辟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对王寅的想象出现了多么大的偏差。梁晓明告诉我，王寅身高1．78米，风度翩翩；柏桦说，王寅是他认识的诗人中最有气质的一个；诗人杨子更是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开动宣传机器，王寅也许会成为诗人中的明星，因为他的人和他的诗一样漂亮……”
前面谈及的基本上是王寅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在我看来，尽管王寅20世纪90年代以来仍坚持创作，但作品不多，而且没有贡献出像《朗诵》、《想起一部捷克电影但想不起片名》那样反响巨大的作品。当然，不能把过错推给诗人，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也难辞其咎。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随后翻开2003年某期《书城》杂志，读到了王寅的诗作《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一个相对陌生的影子在眼前游动：
我敬仰作于暮年的诗篇
我崇拜黑暗的力量
我热爱那些随风而去的灵魂
和英雄们罪恶的呼吸
等待受戮的皮肤变白了
没有什么能阻挡记忆
正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明镜陪伴的余生
每天告别一项内容
飞逝的季节，归途的神经
把老年人培养成温顺的孩子
和上帝一起独自飞翔
暮年，最后的日子
昂贵秋天中的一块丝绢
疾风改变了无香的芬芳
也改变了悲剧的方向
我从中看到了平淡、慨叹与对生活看似和解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这是一首真正的诗，尽管它有些疲倦。生活太沉重了，每个人都有在低谷叹息的时候，但愿这仅仅是诗歌中的表达而不是诗人的人生写照。
在我的心目中，天才的王寅是不会停止歌唱的，他曾经写下了誓言般的词句：“是歌唱的时候了/是抛下铁锚的时候了/是举起右手的时候了/我已不能缺席”（《我已看见了上帝》）。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听到王寅的声音。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第三代诗人”，除了陈东东在刊物上露面较多，其他——宋琳、孟浪、王小龙、陆忆敏、王寅——出国的出国，停笔的停笔，或者写了作品也不发表，“该出手时不出手”。我对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先锋们的整体沉默遗憾不已。而供职于《南方周末》上海记者站的王寅，虽然仍然是诗歌圈子中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他更多的是另一种面目出现：《韩剧砸了台湾艺人饭碗？》、《中国电影，自己玩着乐？》、《许鞍华：电影不是唯一表达方式》……观点新颖，文采斐然，但这个时期的王寅已经不是诗人王寅而是记者王寅。平心而论，作为记者的王寅在媒体圈内仍然堪称独树一帜，我还是想说：十个记者王寅也比不上一个诗人王寅。
一个有心人一直关注着王寅。——我说的是著名学者、出版家林贤治。那是在2004年，我将一本刊载有包括王寅在内的多个诗人印象性短文的民刊《扬子鳄》寄给林贤治，一个星期之后，林贤治收到民刊，我们在电话中聊了十余分钟，其中林贤治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你对王寅的评价显得低了，他和多多都很优秀。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多多、周伦佑和孟浪，彼此都对他们有好感。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林贤治正在酝酿替王寅出版诗集。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以“忍冬花诗丛”的名义推出了《王寅诗选》和《多多诗选》，这是王寅创作二十余年来第一部正规出版的诗选。在随后几年里，林贤治又策划出版了周伦佑、陈建华、杜涯、郑小琼等人的诗集。
《王寅诗选》的出版，使我得以较为系统地阅读到王寅的作品。读完后，我感到震惊，其新作质量之高，已超过他20世纪80年代的那些代表作。比如《直呼其名吧，泪水》：
直呼其名吧，泪水
直截了当的呼唤，不会使泪水
夺眶而出
别害怕说出，这生活早已让我
无动于衷，痛苦早已习以为常
害怕不会消除积存已久的心事
害怕不会使青春在穷街陋巷疲于奔命
害怕如同生活不是职责
但却时时存在
直呼我隐藏已久的一面吧
阳台面对无树的街道
书上满是露水
让我在辞世之前
继续在穷街陋巷疲于奔命
直呼其名吧，春天，为了这不死的季节
流亡，直呼其名吧，流亡已成命运
内心的放逐和躯体的流亡融为一体
和悲伤的时间作最后的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