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离骚》开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诗人的活动纪录。所以，诗人是文学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长时间，小说和写小说的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太平广记》收录了宋以前的几乎全部的小说，但许多作者的名字和情况，都是付之阙如的。历朝历代，从皇帝到臣下，从倡优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只注意那些头昂得高高的诗人，对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诗篇，关心的程度要高于传奇和传奇作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古人早定了性，小不拉子之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与诗人是无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一些以撰写传奇为业的作家们，也只能眼馋地羡慕这位诗人的圣眷恩隆罢了，他们若想在河边站着，看看热闹，恐怕警卫员也会将他们轰开的，要不识相的话，很可能电棒就要戳过来的。而当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诗圣的身份，安居洛阳度其晚年，有几位绝妙小女子做伴，偎红倚翠，怜香惜玉，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时候，那些写《谢小娥传》的李公佐，写《柳毅传》的李朝威，写《无双传》的薛调，写《虬髯客传》的杜光庭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门外垂涎三尺的资格，竖起耳朵听白公馆里传出来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箫的乐声而已。
诗人在他不倒霉的时候，说他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时候，往往缺乏最起码的清醒，这也是诗人，当然也不仅仅是诗人，怕是所有烧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为，诗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动神经，一旦随着大脑膨胀，而飘飘然起来，是很容易闯进感觉误区，结果倒把自己毁了的。翻一翻中国文学史，诗人、作家、文化人，这类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训，简直不可胜数。
南朝刘宋时期，中国出了两位大诗人，就是这种聪明的、能控制住这根神经和不聪明的、怎么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两个例子。一位是“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了。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杀过来，杀过去，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生命处于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思想文化巨人的。幸亏还有这两位大诗人，不然的话，文学史掀到这一页，该更暗淡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域不断地改变，战争无休止地进行，灾难永远降临在老百姓的头上。北部中国沦于异族统治之下，胡马铁骑，剽劫残掠，关洛化为废墟，黎民百不存一。而南中国呢，那些逃到江南来的西晋上层，和当地土族结合，统治着半壁江山，根本没有收复失地、还我神州的打算。王公贵族，世家门阀，将帅统领，地方牧守，忙于争权夺位，分封割据，互相厮杀，争夺不已。到了陶渊明，到了谢灵运崭露头角的时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谷遗音了。
说实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识分子，还存有一份可贵的伤时忧国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恺）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虽然这类文士沙龙式的忧伤，无济于事，而且多少也有一点吃得太饱，帮助消化之意在内，但总是反映出一种与当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声音。这也就足够足够的了，还能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呢？
何况时间是治愈任何创伤的最佳药方，对陶潜来说，向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和幽州，不过是诗人罗曼蒂克的遐想。而对更晚了20年的谢灵运来说，他祖父谢安击退苻坚的淝水之战，已成了昨日的辉煌之梦，朝野习于苟安，社会趋向奢靡，在他们的诗集里，连新亭对泣的那种山河之异的感情，也难得一见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别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自己躲在屋里的好汉，也许该高声责怪，或者挥笔痛斥新亭饮宴的诸位文士，包括这两位逃遁到田园山水中的诗人，竟没有拎着两枚手榴弹，越江而北，深入敌后，做敢死队，光荣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实，说现成话，说风凉话，或事后诸葛之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忙着鞭挞别人而自己又并不身体力行，这种卑怯的勇敢者，不过是鲁迅笔下《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个悻悻然的小人罢了。至于那些在洋人卵翼下拿绿卡和不拿绿卡的贾桂们，为讨好主子的信口雌黄，更是不值一嗤。陶渊明之田园，谢灵运之山水，这类文学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里，自然形成的态势。文学这东西，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大致走向，总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制约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从来也不以哪个人的喜好提倡和厌恶扼杀而改变的。若是悖谬于这种最起码的常识，而求全责备，百般挑剔的话，说得好听些，叫做缘木求鱼，说得不好听一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话题还是回到那位从彭泽令逃官的陶潜身上，他归去来兮地回到了家乡，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来不多的屋宇家赀，统统付之一炬，日子相当难过了。一代名将檀道济，时任江州刺史，曾经到府上拜望过这位隐居的老先生，劝他出山，不想做县令的话，管管文学总是可以的吧，这几乎谁都可以干的呀，一定要给他找份差使干干。“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老夫子卧病在床，贫馁不继，即使如此盛情敦请，他也谢绝了。“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他这个抉择是痛苦的，因为他非常之贫困，非常之需要面包，而他，不但不要面包，连檀道济送他的红包也退回了。事实证明陶潜是有远见卓识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险，后来，甚至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因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头嘛！他要追随而去，站错了队，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尽管小汽车开到了门外，任命书拿在了手中，特级作家，高干待遇，自不待说，软席卧铺，星级宾馆，也给准备好了，但陶潜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没有进入感觉误区，确实令人钦佩的了。老实讲，不是每个人都经得起这种诱惑的，不诱惑还削尖脑袋钻营呢！这等人，我们见得还少吗？
不过，若是早个几年的话，陶潜保不准也会伙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后组阁搭班，走马上任去的。早年的他，对于官场，对于权欲，也不是像后来这样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聪明起来的。起初，他也是一个进则入幕为仕，退则山林隐居，不那么甘于寂寞的文人，犹如时下某些文坛隐士一样，以隐求显，以退为进，说穿了，不过是兜售自己的手段而已。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过饷，也在篡晋者刘裕手下做过事，还在地方军阀刘敬宣手下领过薪水。虽然这些主子们之间形同水火，经常兵戎相见，但他倒也能端谁的饭碗，便为谁卖力，在不断地改换门庭之中，要八方联络，四面讨好，也够他老人家累的。后来，他看透了仕途险恶，官场腐败，门阀制度森严，时局动荡不安，便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泽令的位置上逃归柴桑郡，从此，控制住那根爱膨胀的诗人神经，他就隐居不仕了。
历史上有许多不安分的隐士，虽然身隐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终南山里隐居着，摇着扇子，做逍遥状，但总是情不自禁地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张望八水环绕的长安，一有机会就指手划脚，指点江山。后人称之为“假隐”，并把这种推销自己的手法叫做“终南捷径”。但陶潜这一次隐，是真隐，可不是卖关子的隐、装样子的隐。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搀和文坛，于是这位老诗人能够得到了一个善终，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于非命的诗人谢灵运，正和陶渊明相反，从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在了感觉误区之中，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后的广州“弃市”，头颅落地为止。
不过，他在诗歌领域里，确实是开山水诗的先声者，陶潜生前不怎么出名，死后才渐渐红起来，而谢灵运活着的时候，就是举足轻重的诗坛领袖。“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诗风的始创意义。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尚空谈，好玄学，崇虚渺，贵无为，成为风气。那时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清高出世，语必黄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这种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而领风气之先，从而历代的研究者才认定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现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为当仁不让的，那些如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高举这样或那样义旗的作家们，动不动抹杀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却从来不用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的办法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哀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皋，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文学见解是不行的。这些人的瘪三相，真有些类似魏晋人的空谈，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死绝的恶习。如今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别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干脆不准别人革命的种种文学恶少的言论，一派扯淡之声，也确是让人摇头。遗憾的是，魏晋人空谈的时候，至少还有清雅飘逸、洒脱不俗的器识和风度，可在这些恶少身上，却是丝毫找不到的。
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诗，就想起谢灵运。但所谓诗人的“穷而后工”，对谢灵运是不合适的。所以，诗人的“愤怒”，和“饥饿”出诗人说，也不能绝对化地要求。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顶尖儿的“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王、谢豪门，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快活的公子哥儿。当时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生于豪门的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
成年后，袭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极其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渊源流长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自由不羁、放任奢豪的性格。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游山玩水，谢大诗人也太过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勇气来说，要是生在今天的话，也许会成为皮尔·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满足于这种阔绰的生活，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他甚至插手政权的最高层的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天高地厚、东南西北，这就是可怕的感觉误区了。
进入这种误区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捞点什么，就是张嘴想说点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那么安分了。
但谢灵运偏热衷于仕途，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他没有想到，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给外放了。
后来大臣们到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刀光剑影，血洒宫廷，还不足以使谢灵运清醒，诗人总是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颠倒。因为宋文帝还建康后，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来了。
其实，封建统治者看诗人，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也就是摆摆样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外，陪着开开心，解解闷，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诗人，都患了霍痢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更加以防范的旅游，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42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走进了感觉误区的人，能有陶渊明那后来的悟性，也不易。这也就是我们在文坛上，经常可以见识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们的表演，所为何来的原因了。
这样，固然多了一份热闹，但有这工夫多写点东西不更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