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原理为什么无效：优秀的人才在底层，耍弄政治的混高层最高的位置上坐着最优秀的同事，这样一种观念缺乏理论根基。美国教育家L·J.彼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由此他想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彼得原理。内容是这样的：在等级制度中，每个人都会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他的中心意思是说：“谁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谁就不可能得不到提升”以及“一旦一个人不再被提升，那么他此时所在的职位，已经高于他的能量级了”。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大部分经理层的职位，都被一些没有能力的人占据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前提取得优秀成绩的人会自然地到提升。但实际上，这个前提并不像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其实它是无效的。就是说，技术能力和才识并不是升职的有力前提。那些“仅仅是”专业知识优秀的人才，将会永远停留在公司的最底层。
对升职来说，最根本的是政治策略能力和一种要成就事业的愿望。很少有什么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彼得的第一个前提是仅仅针对政治能力和成就而言的，专业方面的东西不在此范围内。
就那些在自己的层次上政治能力不够用的人来说，彼得的第二个说法也是正确的。也许从专业能力上看，他们足以胜任一些更高的职位，可惜，他们的政治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因此有一点就很清楚了，到公司的最底层看看，你就可以惊奇地发现，他们都是些专业上很强却不擅长政治的人。但若是去公司的最高层看看，那里的女士先生们绝对是耍弄政治工具和权谋的好手。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些人才有可能同时附带拥有精良的专业能力。
那些坐在高层的人究竟懂不懂业务上的事情，实在是非常可疑，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懂这些。为什么许多处于经理层的人总是说，让他们去主管哪个领域都无所谓呢？原因也在于此。随便是什么，一家银行也好，一家高科技公司也好，一家医院也好，甚至能源工业--他们简直无所不能。由此，他们才有可能自己再去建立新的政治等级，这个等级里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可以随时变化身份，今天是环境部长，明天是外交部长，后天则变成财政部长。相应的，在各公司内部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上面”是一群有“政治意识”的人，“下面”则是一群有“专业知识”的人。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这两个阶层之间失去了共同语言。经理们不明白那些专业人士要的是什么；专业人士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那些人到底要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技术部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完善各项工作、各种产品。他们把产品技术革新一项不落地引进公司，甚至填补了市场空白，根本就不再需要高层的批准。而上面的经理层就制定政策，负责保证它们能够落到实处，带来成功业绩。
这种合作效果极为理想，当然前提是生产技术和工作程序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如果在需要作出关键性决策的时候，缺乏对业务的相关了解，那才是灾难性的。如“光荣之鹰”的精细工件工程师的位置，谁也不能指望可以找一位电气工程师来取代。这样的决定他们就不能做。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德国公司曾因为技术方面的优势而光芒四射，一些19世纪就已经产生的技术--它们是由专业人员来完成的。但一说到新技术--高层也需要掌握的新技术，德国就只能在乙级俱乐部里面玩玩，甚至压根儿挨不上号。这倒不是因为德国没有这类的技术人才，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技术上的革新都是德国的功劳。多亏了一些德国人才产生了技术上的新创，才有了一些国外企业的蓬勃发展--比如太阳微系统公司。可是这项技术却是由富奥尔在国外研制出来的。发掘有潜力的下属，然后采取相关措施，国内的那些经理们没有这种能力。
我请求韦塞尔再给我一杯葡萄牙酒。一次听这么多教导实在是多了一点。我猜，韦塞尔这次是有意请我来的，因为他早已料到，摊牌的时候到了。
“现在呢？”我束手无策。“你得作出一个决定。”
我摇摇头，“在ISG我看不到有其他可能。要么我继续争取晋升的机会，要么我就辞职。要是我拒绝了他给的这个职位，洛克斯里，我们的CEO，是不会原谅我的。到其他公司去会有什么不一样吗？除了追求晋升，我究竟还能干出点儿什么来？上帝啊，我想得越多，就觉得情况越糟糕。”
“好了，好了！”韦塞尔给了一个抚慰的手势，“别再喝闷酒了！”一边自己狠狠地喝了一口，“可能性有千万种，你只要能够认出它们并抓住它们。有时候也要有点胆量。”
“哪些可能性？”我问道。
思路决定出路：你可以有更多选择
一个人若是进了大型企业，并且有意识地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实际上他就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做忙忙碌碌的工蜂，要么一直升进经理层。没有什么真正其他的选择。
如果一个人选择做工蜂，他就必须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事实，即自己的命运终究很难掌握在别人手中。他让别人的决定和自己息息相关--任由别人把自己搓圆捏扁。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贯穿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几十年，这一切在一大部分职业人群的身上其实也做得不错。
在一个不断产生新技术、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每一个这样混“事业”的人都应该时时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他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老板。换句话说，他在专业领域很优秀，因此就和其他公司以及相关协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那么当某些灾难降临的时候，他就可以全身而出，即使在52岁的时候被解雇，也绝不会害得他彻夜难眠。
如果一个人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一心要升入经理层，那对他来说，意味着要在政治意义上血拼到底。一个事业追求者在公司里爬得越高，他就越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升得越高，看公司也就越清楚。所以他可以比别人先看到那些可能对自己产生威胁的因素。但是，要获得这样的强大决策能力和延长的预警时间，需要付出的代价会很大，而且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危险：事业追求者渐渐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家”，一个“做什么都很好却哪儿都用不着的人”。
此外个人特质以及个人生活方面产生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更严重的是，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这种权力游戏之后的那种感觉，或者发现在这个赛事里所有人都比自己强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有很多人只是到了这一步，才放弃了自己当初要进经理层的想法。也有一些人在这个时候陷入了酒精和药物之中无法自拔，每天活在对上班的恐惧中。
但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只有“命运不定的工蜂”和“政治--经理”两种选择。面对这两种不一样的可能，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表现出来的是一样的惊慌失措。实际上，要让每一个初涉职场的人在投身到这场叫做“事业”的风险试验中去之前，更近距离地作一番观察，确实也有其他的可能。
毫无疑问，其中一种可能是，到国家机关做一名工蜂--公务人员，最高级版本，铁饭碗，这样就不会有一般公司雇员的失业压力了。当然在其他方面和公司里的工蜂没有不同之处。
另一个容易引发兴趣的选择就是，从一家小型或中型的企业起步。通常在这样的企业中，那些政治小把戏的发挥余地有限--公司承受不起这个。有能力的人在这里更能得到器重。所有职员都必须或多或少懂一些业务方面的知识，“纯政客”在这里没有市场。
和大公司不同的是，在中小型公司，很少会非常正统地把经理的职能分得那么清楚。作为小公司的职员，他今天接到命令去参与项目组织，半年之后他又到了产品研发部门，几个月后他可能又会出现在讨论公司收购问题的谈判桌旁。这一切都跟他当初在大学里面的专业没有多大关系。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在小公司里面得到的锻炼要比在大公司里更多面、更有趣，也更具挑战性。而且也可以更快地得到升迁。
只要有成绩，最终都会有回报。况且在这种小地方可见度很高，只要有一点成绩就会被看到。当然了，一出现失误，也会被马上发现。那里的收入看起来也不是太差。在大公司面前，中型公司的工资也毫不逊色。规模相对小的企业很少会把公司总部放在黄金地段，一个事业追求者在这里也就用不着在排场上花更多钱，因此到月底算算，余钱反而会增加。
在小型公司工作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是由一个事实引起的，即这些公司一般是个人资产。由于这些老板是拿自己的资产冒险，所以他们做决定之前从来不用征求别人的意见，渐渐地他们就会变得专断独行，若他们总是年年大获全胜，就会更加嚣张。不过这种情况也不是很多，毕竟那些拿自己的资产冒险的人清楚地明白，优秀的下属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利润，因此他们对这些人的态度通常都还不错。
世纪之交的时机使得在小型公司里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可能：很多公司都没有继承人，受雇的事业追求者可以成为继任。那么一名员工突然间就可能变成一位企业家，但是唯一不理想的是他们没法自由支配公司：中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把公司的该级管理权力与员工分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真的找到了优秀人才。
还有一个去大型公司成就事业的可能性是，到专业服务部门去工作。去一家工程师事务所做项目带头人，去一家投资公司做基金负责人，去一家咨询公司做顾问。这些工作对职场初涉者而言非常有用，他可以得到--从第一分钟开始，极为多样化的、有趣的任务。政治手段一般都只用在顾客身上，在公司内部它根本就微不足道。
在职业生涯中，这些新手作为“专业人士”，可以用上自己的专业知识，并在工作过程中进一步拓展它们；从收入上看也比在大型企业好得多，如果不把几家竭尽所能压榨新雇员的大型审计公司算在其中的话。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很多这样的公司里，一旦把开头几年熬过去，就有可能变成公司的“合作伙伴”。到那时候，年薪绝对在领导们的平均收入之上。
一般情况下，在专业服务机构的第一年会特别艰难。这些公司的筛选极为严格，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所以就要求新人全身心投入工作，同时还要具备很强的应变能力。不过尽管把它们视作一座学校好了，只要能毕业，就可以轻轻松松横向跳进一家中型或者大型企业，步步高升。所以说，对于想到大企业干一番事业的人们来说，在专业机构的工作经历可以成为他最理想通道。
而就一些喜欢自己做主宰、想要在身后留下一点印迹的人而言，独立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在我们这样一个被等待心理占据的社会里，这个选择很少有人问津。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到大学，一路上根本不用为生计发愁，到了毕业的时候，要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了，很多大学生都觉得难度很大。所以他们会寻找一个可以为他们安排未来的地方。这也是现在超过半数的大学毕业生都热衷于去国家机构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刚从大学毕业时，是建立一家新公司的最好时机。这个时候人很年轻，负重能力也强，同时没有家庭负担，所以在创建新公司之初不可避免的超时工作不会带来任何麻烦。尤其这时还没有习惯高工资的生活，用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渡过难关。
你以为，一个有了10年工作经验的人还会着手创办新公司吗？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不光要照顾妻子，还得照顾两个学龄前的孩子，加上还必须每个月为房子付3000马克的分期款。要是开始阶段按计划他每月只能得到2000马克的生活费呢？绝对不行！而相比而言，2000马克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剩下的就是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被看得太严重了。一个人只要聪明，肯下工夫，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学会的。重要的是，商业思路要正确，客户源要够充足。为了独立取得成功，倒也不用非得做年度最佳，果敢和热情才是更合适的前提。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被忽视，即财政问题。但是在德国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帮助企业创建人立足的公共机构。创建一家服务或者软件公司就没有那么复杂了：一般刚刚起步时，有自己这个劳力就够了。
但有一些人已经在大公司开了头，但却又认定那里不是他们的世界，这些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独立干一番事业，那他们就应该睁大眼睛看清状况，应该仔细考虑考虑，放弃了大公司的经理职位，自己能去干些什么。
如果已经有客户和有规律的进账的话，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建立起全套的业务。这样的风险也会比从头开始要低得多。无论如何，每一个已经在大公司工作了较长时间的人都应该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你真的不适合待在这家公司吗？很多经理更像一个公务员而不是企业家，某些准备放弃经理职位的人就必须从头学起。有些人倒是先前在集团公司做过商务主管，整天抱怨被总公司束缚住了手脚。但即便是这些人，一旦走出来变成孤身一人，也会猛然觉得陷入了深渊之中。好比是一个沿着空心盘旋楼梯拾级而上的人，往上爬了100米了都没有去碰边上的扶手。但要是有一天扶手突然消失了，无边的恐惧就会朝他铺天盖地压过来。
韦塞尔将杯中的酒喝干：“那么现在你该下决心了。你知道自己可以选择。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你太太不能，洛克斯里也不能。我就更不能了。”意识到夜已经很深了，他结束了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们回了各自的卧室，多亏喝了点儿葡萄牙酒，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起吃了早饭。饭后，我出去散步，穿过文特图尔科海姆后面的内卡河坡上的葡萄园，走了很远很远。下午回到韦塞尔夫妇那边的时候，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