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将官绅戮辱已极，以致天愁地暗，百兽哀鸣。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曰：一扫清大内后，请主上退居公厂，俟工政府修葺洒扫，礼政府择日率百官迎请大内次，议登极大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示群臣演礼。一文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入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听其自输助饷。一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宝，愿以尧舜之仁，自爱其身，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一各镇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不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各镇许以侯封，各镇父子仍以大国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国同休，则一统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乱可息矣。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竟不行。
宋献策奏削发诸臣
宋献策疏曰：明朝削发奸臣，吏政府不宜授职，此辈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肯委身归顺，以事真主，顾乃巧立权宜，排徊岐路，忠节既亏，心迹难料。若委以政事，任以腹心，恐他日有反噬之祸云云。自成批云：削发奸臣，命法司严刑拷问，吏政府不得混叙授职。
宋献策与李岩议明朝取士之弊
献策既奏疏，出朝遇李岩散步偕行，适见二僧，设两案，供养崇祯灵位，从旁诵经礼忏，降臣绣衣乘马，呵导而过，竟无惨戚意。岩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献策曰：此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核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献策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此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己所致，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漠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徇情面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义？又有富豪之族，从寅缘而进者，既费资财，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巖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敬。献策曰：释氏本西竺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士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极，则共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剎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正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云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之退敌？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所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曰：军师议论极正，但愿主公信从其说，痛洗积习之陋，诚天下国家之幸也。语毕各归营。
牛金星遇异僧
牛金星将入朝，议登极事，行至长安门外见一僧服衲衣拦街，大呼曰：小僧有紧急事情，要告明。金星问曰：和尚有何紧事？僧曰：崇祯爷是个好皇帝，以为李家大兵来，就逼他吊死，既夺了明朝江山，又不见太子下落，特来禀问丞相。金星大怒，左右欲杀之。僧呵呵大笑曰：和尚只一个头，砍了值甚么？汝辈几万头却如何？金星曰：此癫僧也，勿杀，命之速去。僧行数步，化一阵清风，不知踪迹。
自成伪檄
自成陷京师，一面遣人招吴三桂，一面行文招左良玉、并高杰，刘泽清等诸将。伪檄云云，具在吴三桂请兵内。
自成诈称符命
宫中忽搜出渗金铜炉及漆金各一，上刻永昌元年三月之吉。人人惊骇，忽果将军入朝报云：四夷馆有西域番僧十余人，言语侏〈亻离〉，具表文一道，译出是西天竺国王弥离哆斯满来宾，闻中国有新天子登位、羌来入贺者。
自成改衣服印契
凡文官俱受大将军节制，一品冠上插雉尾，一公服用棋盘方领补子服色，文武一样改换。印章三品以上为符，四品以下为契。
公主梦帝后
何新救公主入周奎家，公主思念父皇母后，时时欲绝饮食，左右苦劝，勉延。一日假寐，忽见先帝后与王承恩至。曰：我已诉于上帝，逆贼恶贯满盈，不久自当消灭，但劫数尚未尽，勾销亦只在一年余矣。语毕见先帝披发仗剑，逐杀闯贼，连声砲响，公主惊觉，以告周奎云。
李自成死罗公山
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焚五凤楼，九门放火，火光烛天，号哭之声，闻数十里。闻唐通为冯有威杀。五月初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斩贼将谷大成，左光先堕马折足，自成屡北。五月五日，率诸将直逼吴营大战。自辰至酉，互有杀伤，忽狂风起，贼阵旗帜悉仆，自成中箭，落马还营。自此且战且走，三桂亦不急追。牛金星见势渐失，有他志，忌李巖、李牟得军民心，欲去之。会报河南归德府同知陈奇、商丘贾士俊，定陵令许承荫、鹿邑令孙澄、考城令范隽、柘城令郭经邦及尚国俊七人，俱被兵部尚书丁启睿命参将丁启光擒缚，往南京；李巖请率兵恢复。自成许之。金星曰：李岩此去必不返，叛形早已露，不如诛之。自成信其言，令金星设酒诱而杀之。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无一箭功，敢擅杀两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自成与李过及骁将数人，率兵十余万，自河南至湖广，欲合张献忠，渡江抵辰州，知献忠已入川，遂驻黔阳二十里外。弘光元年正月下旬也。居二十日，百姓苦之，自成闻何腾蛟兵将至，入山阅视要害，见罗公山险峻而广大，遂分结三大营于其下，为久驻黔阳之计。但兵饷无两月支，命刘宗尧等率兵二千渡江，往豫楚界郡县劫粮；命辛思忠、杨彦率兵二千，于湖广沿江府县劫粮。一夕自成方寝，大呼曰：杀杀杀！我不惧汝。窦氏惊问。自成曰：适梦坐北京殿上，忽见崇祯皇帝，与范景文、倪元璐、汪伟、吴襄、周遇吉等数十人，欲执予。予相振而醒。窦氏曰：勿异也，疑心生暗鬼耳。自成甫睡，复梦如前。见文武叱声如雷。乃寤。次日得疾。李过日进候，由是与窦氏通。自成病益笃，夜半连呼云：皇帝幸释我。遂死。李过以帝礼葬之。
其时，大清朝有贺表谓病故也。
李过降何腾蛟
李自成既死，其姪李过，与贺锦、牛佺、任继宗、刘体仁等共议，诸将俱劝降何腾蛟，李过遂率众归之。
一云：李锦号一只虎，自成姪也。自成死，锦奉自成妻高氏，渡洞庭，踞山寨。隆武遣马吉翔招之，赐锦名赤心，高氏为忠义夫人。隆武既没，堵胤锡以永历阁部抚湖南，赤心就招称臣。然桀骜甚，在营称氏为太后，具疏称自成为先帝。朝议腾忍听之。何腾蛟以阁部督师轻骑诣赤心营，会师取长沙，封赤心兴国侯。
李过虽降，不过名焉而已。世界至此，不成世界。朝廷至此，不成朝廷。君子读之，能无三叹耶！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用宾氏书于社降之王馆。
总论流寇乱天下
自寇之起于崇祯之三四年也，不过饥寒之民，啸聚山谷，所谓寇也。此五六七年间，放劫千里，出没无方，此则所谓流寇也。迨至十一二年后，则不然矣，非复草贼行径矣。又十四五年后，则不然矣，非复窃据行径矣。夫当其作难之始，为剿为抚，固亦易耳。奈当事者寡识，竟无成策可慨也。初时握兵者，尚犹中智以上，非无战胜之威也，乃卿大夫局外易言，刻期责效，终未有成功。迨至话言有间，任用勿专，劫代毅，括代颇，始之以贪鄙之熊文灿，肆虐生灵，继之以用〈穴上七下〉之杨嗣昌，诖误军事。于是中原陆沈矣。元恶既憝，盈庭狠顾。陈睿谟龙锺也，宋一鹤乳臭也，格例缘夤，草草推用，节制无术，将不知兵，兵不能兵。非惟是也，兵之厉民，更甚于贼，而楚事乃复大裂矣。是故民怨天怒，饥疫频仍，同类相合，人死如乱麻。于是李自成起而乘之。据中原，吞江汉，袭三秦，凌晋跻蜀，则民心使然也。夫敛重而民穷，民穷而盗起。此自古皆然，岂待智者而后知哉。明朝制度详严，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作大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然而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遇闻先臣冯琦之言曰：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敌国，他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閤之匮耳。忆丙子岁予道淮上，见一父老谈流寇事云：此寇不速除，且与国家相终始。既而归里，从士大夫饮，闻邸报寇警，士大夫皆言草贼也，不足为大忧。有书生应言官，更历数年，将无大枭雄乘乱而起者乎？夫闾阎之匮也，寇盗之患也，五十年之前，有淮上父老知之，里巷书生知之，而当涂之卿大夫，岂尽钝根乎？盖以留情富贵，未尝以国家为念耳。迨至大厦突倾，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岂不伤哉！虽然，庸奸之列朝廷也，贪污之遍郡邑也，懦将悍兵之耗饷于营幕，而残贼猾寇之蹂躏夫海内也；俱天之所以开大清也。呜呼！天之所废，天之所兴，人孰得而止之？夫亦可存而不论。论而不议也已（四月十六日书）。
论明季致乱之由
明之所以失天下者，其故有四。而君之失德不与焉。一曰外有强邻：自辽左失陷以来，边事日急矣，边事急不得不增戍，戍增则饷多，而加派之事起。民由是乎贫矣。且频年动众，而兵之逃溃者，俱啸聚于山林，此乱之所由始也。二曰内有大寇：张、李之徒，起于秦、豫，斯时欲以内地戍兵御贼，则畏懦不能战，欲使边兵计贼，则关镇要冲，又未可遽撤。所以左支右吾，而剧贼益横而不可制。三曰天灾流行：假流寇扰攘之际，百姓无饥馑之虞，犹或贪生畏死，固守城池，贼势稍孤耳。奈秦、豫屡岁大饥，齐、楚比年蝗旱，则穷民无生计，止有从贼劫掠，冀缓须臾死亡矣，故贼之所至，争先启门，揖之以入，虽守令亦不能禁。而贼徒益盛，势益张大，乱由是成矣。四曰将相无人：当此天人交困之日，必相如李泌、李纲，将如汾阳、武穆，或可救乱于万一，而当时又何如也？始以温体仁之忌功，而为首辅；继以杨嗣昌之庸懦，而为总制；终以张缙彦之无谋，而为本兵；可谓相有人乎？至如所用诸将，不过如唐通、姜瓖、刘泽清、白广恩之辈，皆爱生恶死，望风逃降者。将相如此，何以御外侮、除内贼邪？夫是四者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况并见于一时，有不土崩瓦解者乎？试譬之一家，强邻鬨于门庭，窃盗据于堂奥，为有司者，复敲肌扑骨以婪其财，而左右仆御莫不抱头鼠窜而去，则了了一主，欲不弊得欤？更喻之人身有疾，边警者腰背之患也，张、李者腹心之患也，水旱螽虫者伤寒失热之患也，一身而有三患，势已难支，更令庸医调治之，其亡可立而待耳？明季之世，何以异此？然则必何如而后可。曰：止有和守战三策而巳。忆自锦州之役，良将劲兵丧殁殆尽，遂致强邻有轻中国心，而边警日至，使当日以洪承畴为总制，吴三桂为总戎，严兵固守，而勿与战，且甘言厚币以和之，则十余万之师，固可保障东方，是则策辽事者不宜战而宜和。若乃自成者，贼寇之雄也，敕孙传庭以重兵踞潼关，而命卢象升、周遇吉时出锐师策应，则高杰、白广恩等，必不覆溃，而西安固矣。西安固则自成必不能越晋而入燕。是则为秦事计者，当以守为正，而战为辅。至于献忠一凶残之贼耳，其势不逮自成远甚，则又当以战为正，而守为辅矣。苟令史可法、周遇吉、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等会浙直兵，四面攻之，则可以败灭。献忠既破，则良玉二十万之众可与传庭十六万之师，相为犄角，内外拒战，而自成可图矣。张、李既平，则强邻虽或深入，亦未必遽至危亡。奈当事者战守无策，任用乖方，使洪、卢陷于东鄙，传庭覆于潼关，良玉溃于朱仙，遇吉死于宁武，敌寇交侵，兵民胥叛，酿成大祸，而不可救。悲夫！遇观赵宋之南渡也，兀朮大举入寇，杨太据洞庭，与刘豫通，欲顺流东下，李成大陷襄阳六郡，将自江西陆行，趋浙与大会。是时天下之势亟矣，设他人当此，必有甲申之祸，幸有武穆者，为制置使以备之，奏襄阳为恢复中原根本，当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此识先后着者也。未几襄阳复、洞庭平，而金兵亦不能为大患，得以偏安江左者，百有五十载。所谓元气既固，而外疾亦惭除也。惜明季诸人，见不及此，此予故作是篇，以悉其致乱之由焉。
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予编北略初成并书此论以附识之（社〈土夅〉王馆用宾氏草）
